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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嘉图与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写作
李嘉图（David Richard 1772——1823年）
首先是一个金融天才。14岁时李嘉图就从事证券交易业务。26岁时李嘉图以800镑为资本开始独立经营，到42岁退休时，资产达到160万镑。这一数字使他成为当时的头等富豪。但是，同坎蒂隆、凯恩斯这样的经营奇才一样，后人对他们的景仰不是因为他们的投机传奇，而是因为他们对经济学发展的开创性贡献。真正使李嘉图具有传奇意义的还在于，这位经济学说史上一流的思想家，“他所受到的正规教育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所受到的最贫乏的教育，这样，他作为一个经济学思想家的成就必须归之于天才。”①李嘉图的成功似乎在挑战经济学教育的必要性。但是，如果没有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年），李嘉图的天才注定会被埋没。
1799年，李嘉图在某温泉胜地养病期间 ，偶尔翻阅了《国富论》，他“非常喜欢它，以致要取得研究的体验。”②这是李嘉图对经济学产生研究兴趣的开始。此后，李嘉图经常阅读詹姆斯·穆勒主编的主张自由贸易的《爱丁堡评论报》。1808年穆勒出版了阐述自由贸易主张《商业保护论》，李嘉图大为赞许。此时，穆勒已经是一位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和逻辑学家。“李嘉图对穆勒深为敬佩，特别对穆勒受到他自己所缺少的正规的教育很是羡慕”③，李嘉图主动与之结识并成为知交。此后，李嘉图与穆勒经常就当时的热点问题座谈和通信讨论，李嘉图的知识素养和研究能力得到培养和提高。
1815年，在有关《谷物法》存废的论战中，李嘉图发表了《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的小册子，要求允许谷物自由贸易，进口低价谷物，以降低工资，增加利润，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的发表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穆勒认为李嘉图已经是当时最优秀的经济思想家，还应该成为最优秀的经济学著作家，于是敦促李嘉图对小册子加以扩充和修改。李嘉图一开始并不情愿，因为他对自己的写作能力缺乏自信，“穆勒先生希望我整个重写一次”，“我恐怕我不能胜任这一工作。”“我切盼写出一写值得出版的东西，但我诚恳地说，这一点恐非我力所能及。”“我发现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最简单的叙述中也不能避免混乱。”④此时穆勒承担起一个教师的职责，他对李嘉图鼓励道：“因为你已经是最优越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家，所以我决心让你成为最优良的写作家。”⑤在穆勒的鼓励下，李嘉图的信心有所增强：“为了满足我的宿愿，我一定要进行这一尝试。在一两年内，经过反复修改后，我也许能写出可以让人理解的东西。”⑥面对写作中的困难，李嘉图有时不免懈怠，甚至再次流露出“悲观失望的老调”⑦，这时穆勒象一个严厉的教师那样敦促他，要“全心全意研究政治经济学”，要“一小时也不迟疑地立即开始写你所要写的著作……”⑧穆勒不仅对李嘉图的写作给予精神支持，不断督促和鼓励，还在写作方法，结构安排，论点阐述等技术环节给予周详的指导。穆勒的鼓励和指导贯穿于李嘉图写作的整个过程中。1817年，《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终于写作完成并出版。正是穆勒的无私奉献推动了这一政治经济学历史上既有重要时代意义的著作的问世，甚至可以说，没有穆勒，就没有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约翰·穆勒的评说并不过分：“如果不是我父亲恳切的请求与热情鼓励，恐怕这本书永远不会出版，或者永远不会写出。”⑨
二、李嘉图与马尔萨斯：论敌和朋友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年）是两位在出身、经历、个性和思想观点等方面都有着明显反差的思想家。马尔萨斯出身于上层土地贵族社会，其父亲与当时思想界名流如休谟、卢梭等有着广泛的交游；而李嘉图出身于富有但缺乏社会地位的犹太移民家庭，其父亲似乎是一个惟利是图的投机者。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就博览群书，并进入剑桥大学；而李嘉图从未接受系统的正规教育。马尔萨斯是一个职业学者；而李嘉图的身份是证券经纪人。马尔萨斯过的是平淡无奇的教师生活；而李嘉图不仅在证券经营中一帆风顺，还担任过议员。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李嘉图个人财产160万镑。
马尔萨斯成名早于李嘉图。由于
《人口原理》的发表，在李嘉图进行经济学研究时，马尔萨斯早已是名满英伦的经济学家，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很是折服。“它所阐述的理论是那么清楚，那么使人满意，因而引起我的兴趣，这是仅次于亚当·斯密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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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关于银行券问题的争论中，李嘉图分别于1810年和1811年发表了《黄金的高价是银行纸币贬值的验证》和《答博赞克特先生对金价委员会报告的实际观感》两篇论文，引起了马尔萨斯的注意。为了和李嘉图在相关问题上取得一致，避免无谓的笔墨官司，马尔萨斯主动结识了李嘉图。⑾
由于理论观点的尖锐对立，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在谷物贸易、价值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等方面的争论在他们结识后全面展开，并持续到李嘉图离开人世。1815年2月，站在土地所有者立场上的马尔萨斯发表了《地租的性质与发展及其支配原则的研究》和《对限制国外谷物输入政策的意见的研究》，为谷物法的实施及政府提高谷物限价进行辩护；作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人的
李嘉图发表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前已述及，正是为批驳马尔萨斯的这篇论文的发表，引出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写作和出版）。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在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关系中，与终身论敌相伴是另一层关系——终身朋友。在1811年6月马尔萨斯向李嘉图“冒昧地引见自己”⑿ 之后，他们不仅十几年间持续通信交流思想，还经常相互拜访。李嘉图不仅通过自己的证券经营帮助过马尔萨斯赚取投资收益，临终前还留赠了马尔萨斯一笔生活费用。同他们作为论敌的持久争论具有持久的影响一样，他们持久的友谊也是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⒀
三、学术友谊、学术批评和学术发展
在詹姆斯·穆勒和李嘉图的故事的前半段，我们看到了一个天才的学生在无私的老师的鼓励、督促和指导下成长为一流经济学家的过程。穆勒与李嘉图之间的友谊，建立在他们对经济自由的共同信仰上，建立在他们对真理的共同追求上，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学术友谊对学术进步的促进。但是，在这个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中，当李嘉图和穆勒之间的角色关系发生变化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学术崇拜对学术发展的桎梏。
n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发表，使李嘉图成为一流经济学，并成为以他为核心的学术团体的宗师。这时，穆勒与李嘉图的关系发生了转变，由以李嘉图为学生和穆勒为教师的师生关系发展为以李嘉图为导师和以穆勒等人为信徒的门徒关系。穆勒就自称他和麦克库洛赫是李嘉图的两个而且是仅有的两个地地道道的信徒。为了传播李嘉图的思想，1821年，穆勒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次系统阐述李嘉图的理论。
对李嘉图的学术崇拜阻碍了穆勒对科学的探讨和对真理的追求。李嘉图体系存在两个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的矛盾；劳动价值论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矛盾。19世纪二十年代，李嘉图体系遭到了马尔萨斯和贝利的猛烈攻击。在李嘉图去世后，作为李嘉图学说的坚定信仰者和继承者，怀着对李嘉图及其学说的深厚感情，穆勒担当起为李嘉图学说辩护的责任。但是，基于信仰而不是科学的辩护注定是缺乏力量的，放弃了科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了失败。在对第一个矛盾的解释中，穆勒混淆了劳动和劳动力，实际上是取消了李嘉图一贯坚持的劳动价值论；而在对第二个矛盾的解释中，穆勒关于新葡萄酒和陈葡萄酒的解释最终成为学说史上的一个笑话。穆勒的解释丝毫没有解决李嘉图体系的矛盾，反而将李嘉图学说庸俗化，并最终导致了李嘉图体系的解体。
由于不同的世界观，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在若干重要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差异。但是，基于对真理和科学的共同信仰，使他们在讨论问题时能够做到笃实不欺，不为情感所俘虏。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我们共同探讨感兴趣的问题，只为真理，别无他念”⒁。对真理的热爱，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个人的狭隘情感。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⒂而正是对科学和真理的执著，使他们能够在一生的尖锐论争中保持纯洁而深厚的友谊。这是一种只有胸怀坦荡的思想家才有的友谊。李嘉图去世前写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中说：“现在，亲爱的马尔萨斯，我完了。像其他争辩者一样，在许多辩论之后，我们仍然保持各自的观点。然而这些辩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你同意我的观点，我也不会比现在更爱你。”⒃
实际上，基于科学精神的学术批评也正是学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李嘉图写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过程，不断与马尔萨斯商榷，在与马尔萨斯的不断论争改进自己的观点和写作；也正是通过与马尔萨斯的论争，李嘉图在其最后的著作《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中，对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才取得明确的认识。
①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P265
②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P265
③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P269
④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P369—371
⑤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P370
⑥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P368
⑦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P371
⑧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P370
⑨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P24
⑩朱彤书、蒋伏心、章先春：《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T·R·马尔萨斯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0，P4
⑾凯恩斯：《精英的聚会》，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P91
⑿凯恩斯：《精英的聚会》，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P91
⒀凯恩斯：《精英的聚会》，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P91
⒁凯恩斯：《精英的聚会》，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P91
⒂凯恩斯：《精英的聚会》，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P91
⒃凯恩斯：《精英的聚会》，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P99
本文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6年8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