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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写完这个研究思路后，必须坦率承认，我在制度演化分析问题上仍然是“一头雾水”。我之所以坦诚这一点，正在于警示那些在理论研究中“十分轻易的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一种进步”的自负倾向。在《制度经济学三人谈》中，汪丁丁和韦森也坦然承认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制度研究的后进者，我承认这一点会更加有利于我在后续的研究中保持一种清醒的状态。
但这种困惑，并不是思路本身的困惑，而是在于寻求答案而不可得的困惑。关于制度演化分析的理论演进，我在已经完成的论文中做了系统的回顾，但是没有发现一种理想的解释框架。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对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探索就已经开始，但是没有明确将制度分析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独立展开。OIE的探索是个巨大的开创性工作，但后期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泛滥和流行，在一个阶段内归于失败，此后NIE的探索从微观层面的产权和根据一般性的交易费用框架入手，重新复兴了制度经济分析的浪潮。但明显可以感觉到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遗传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病灶。他们使用均衡观和形式主义的方法来考察制度的探索越来越受到限制。尤其是在这一理论用于解释制度变迁这一动态过程时，就更是尴尬的无法回避。此后的博弈论制度分析，虽然利用了目前最为流行和具有优势的分析工具，但是由于其假设前提和结论上基础了均衡理念，导致这种观念和秩序的动态稳定特征本身无法相容。结局同样是尴尬。
动态制度分析作为制度考察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从制度起源的首要问题 开始，但是关于制度起源问题，就如同人们在探索国家和法律以及其他问题的起源时一样，陷入了十分困惑的境地。在我最近接触的宇宙进化理论的演进中，我同样发现了这种窘迫的感受。虽然宇宙论的理论对于我是个及其抽象复杂的科学理论，但是我们在试图通过人的认知来解释各种“存在现象”时，我们的起点是一致的。因此，制度分析如同宇宙起源一样，陷入了两种非常有意思的解释中：一是创生说；二是自发生成（在宇宙问题上表现为一种永恒存在地观点，即没有宇宙起点的时间意义）。但十分奇怪的是，既有的研究在两种制度起源上选择了：非此即彼的解释。这种不相容的解答导致了理论的解释力大大下降。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制度既有人为设计的制度（其实这只是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为理性参与地结果，而不是自发演化的结果），同时，也有许多自发演化生成的制度存在，后者很难解释为纯粹的理性设计，但至少很少表现有理性参与地结果。这种尴尬让我们在制度演化分析时陷入了十分难以取舍的境地。同时，也是我自己觉得“一头雾水”的根本原因。
就在两周前，我无意中接触的一本生物学方面关于人脑演化的著作，给我提示了最新的方向。沿着这个方向，我将人脑的进化引入制度演化分析后，明显觉得自理性设计和自发演化之间可以找到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框架。那就是对制度分析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从均衡分析向演化分析的转变；二是从无意识演化（这一观念严格依赖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这种一元论学说）向有意识演化（基于华莱士“独立证明”的，对人类进化作单独探索的进化理论）的转变。
为此，我又阅读了心理学关于认知理论和心智模式形成的系统解释，及其理论演进，发现这种方向的探索有可能对我们分析制度演化问题产生巨大的帮助。
这种有利之处，至少在几个方面可以明显被证实：
一是关于NIE和OIE的早期分化以及在近期融合中体现的一种“从理性这一硬约束向文化、习俗之类的软要素转化”的倾向。诺斯等人在关于制度分析后期，逐步转向了对文化进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关注是这种转换的最好例证。
二是可以回避关于在理性设计与自发生成的无意识演化之间作非此即彼选择时，所面临的尴尬。如同我前面指出的，许多制度现实既不纯粹是理性设计的产物，也不是纯粹自发演化的无意识产物，而是二者综合作用的产物。因此一种有意识的演化可能必然要进入制度研究者的思路。但如何解释有意识演化的问题，即人的理性如何有效参与制度演化过程，需要我们对认知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哈耶克所说的知识理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
三是哈耶克毕生坚持的自由秩序理论，最后将问题交给了知识分立这一困难的状态，否定了集体行为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但他又将希望寄托给了法律。这里存在一种明显得矛盾就是制度的建构总是离不开集体理性参与，但又必须依存于自然选择的规律以及非正式规则的约束。如何协调呢？我认为，人脑进化的认知论可以为哈耶克期望的知识理论提供基础和支撑。或许这里最大的难处在于认知和知识之间存在一种介质，那就是语言。因为在这种特定的信息形式之前，认知是个体编码和不可辨别的，而在语言之后知识则具有明显得可辨别性和共识编码特征。
四是有利于通过制度演化的经济研究，打通经济学与社会学、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伦理学甚至哲学的界限，从而更大程度上有力的解释现存的各种社会现实。我在将人脑进化的认知论引入制度演化分析后，一个明显得感觉是，这种方向的探索在未来有可能和制度分析中汪丁丁对脑科学的强调，以及韦森对语言和哲学的强调实现一种有效的融合和沟通。而不再使得汪丁丁的研究更像是个“经济学中的巫师或哲学家或博学家”，相反会使更多的经济研究者在科学意义 上辨识他和韦森对制度分析所作的探索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所在。
我个人认为“经济研究只需要经济学的知识”是个非常狭隘的观点。韦森的书难以理解和读懂是个特征，但这并不等于这种研究对经济学的发展就是一种智力浪费。经济学发展中关于方法论和工具的争论及其演进都带有明显得多元特征，正是不同思维的分歧和争论才有今天经济学的成就和影响，试问，如果既往的经济学先驱都沿着一个既定的方向进行研究，经济学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在早期读韦森的著作时也用过类似的感觉：晦涩，难懂，甚至有些不知所云。但在重新认真研读了制度经济学史以及哈耶克自有秩序原理、还包括演化经济学关于制度演化的分析后，再次反观汪丁丁和韦森的著作，就觉得他们似乎比别人更清醒。其著作也更有启发。因为自己读不懂就认为一本著作没有水平显然是个有失公允的评价。相对论在发表最初，能读懂得人全世界连三个都不到，但今天水能否定它的科学性呢？韦森在经济学和哲学一书中推荐和阐述的制度演化的基本脉络：习惯到习俗到惯例到制度（法律），是个清晰的线条，这可以从凡勃伦、康芒斯、以及社会学领域中韦伯以及早期关于法律起源的著作中找到统一的脉络和思路。他对演化博弈论在制度分析领域的贡献和困境也有过深刻的评论，这些都是需要在NIE之外的一些其他制度思维来作为支撑的。至于汪丁丁引入脑科学来解释制度问题，则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努力，我在此前同样非常不认可这种方法，觉得他是个博学家，但后来自系统读过他的著作后，发现他前后的研究仍然是连续的，他是在感到既有制度分析的局限和窘迫这一前提下，转向其他方向的探索的。他将解剖学关于脑科学研究成果的引入，至少展示了人类理性和思维产生的脑机理。概言之，认知理论在汪丁丁那里集中在了知觉反映结构的焦点上。这种反映结构可以描述为：当外部刺激源作用于感受器（生物感受器官）时，它们在感受器的位置上被编码成可由由神经系统传递的代码符，大脑则通过对感觉输入的编码进行选择、组织、处理或改变，然后将冲动传递到各个反应系统，例如肌肉或者腺体。这种反映结构非常类似目前心理学研究中关于知觉学习的模式。但对于汪丁丁而言，他没有对人脑进化对理性形成的作用作出探索。使得这一问题多少有些突然：人脑天生就是这样的吗？显然不是。那么它是怎么样进化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人脑进化的动力何在呢？这些是我们解释制度演化动态过程时不得不对人类理性参与作出解释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个人看来，汪丁丁的研究更为关注的是晚近的脑科学成果。这会更加直接的帮助建立支撑哈耶克所说的那种知识分立状态导致集体行动失败的困境。从而寻找一种哈耶克所呼吁的知识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