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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浅媒体人，常常感到可惜的就是不可能将采访对象所有的观点呈现在有限的篇幅里。就像这次南国书香节期间，我专访李公明老师，采访录音整理出来过万字，而且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但是最后，也只能缩至三千多字，剩下的八千字，只能静静地躺在我的电脑里。无疑是浪费。我所能做的，只能是找到一种适合呈现形式，尽量让他的观点能够更多地展现给读者。 从这个角度而言，相较于报纸，书籍对读者而言会是一种更好的选择。起码它能够较完整地将写作者的某一类思想呈现。在这次南国书香节的采访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李公明和马原两位都提及了自己学生时代的读书经历。而囿于文章篇幅，最终没能体现在采访中。 李公明老师是1978级的大学生，这个时期的大学生，面临的是文化知识的补课。他们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学术上根本没有充分准备，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和李公明一样，同级的很多大学生度过了充实而理想化的四年。他们通过自己的阅读摸索知识，物质生活贫乏，精神却不贫瘠。 据李公明老师回忆，1978年，国家组织将古典文学名著重印一批，结果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出现了连夜排队的情况。如果从现在的角度去看，那个时候出版的书籍，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太少太少，根本无法和现在相比，但读者追着买书的情景难以再现。 马原的情况类似。1964年，马原一家住在辽宁锦州铁路的图书馆边上，父亲和当时的馆长关系颇好，于是给当时上小学四年级的马原办了借阅证，从此开启了他的阅读时代。照马原的话说，印象中，那家图书馆整个加起来还没有今天广州的方所书店大，但对于那个时代的少年而言，那里是无边无际的文学海洋。马原在这里读完了《静静的顿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一系列经典作品。 无疑，那个时代的出版物，由于受意识形态影响，会局限在某些类别中。马原就说，上世纪60年代推崇的是高尔基、肖洛霍夫这样的作家，但即便是这样的阅读积累，也总会在某一天给予读者分辨的力量。“有一天，我读到了霍桑的《红字》，突然就觉得高尔基他们也许并没有我们的文学史中说的那么重要，”马原说，“《红字》只有16万字的篇幅，但拿它和100万字的《静静的顿河》相比，我忽然觉得，后者有些微不足道了。当年我才11岁，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伟大的经典名著的力量。” 马原的故事让我想起自己初中时代的一位老师，每天强迫学生读书，她说过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你们读琼瑶的书都可以呀，总比不读好”。我最终没有去读琼瑶阿姨的小说，没能做一个温婉可人的女子，也没学到琼瑶的婉约文笔。我选择的是看很多武侠小说和侦探故事—我后来读了传说中能够伸张正义的新闻专业。 前辈们忆苦思甜，其实感慨的还是眼下的阅读惨况。不久前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里提到：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每人64本。上海在中国城市里排名第一，8本。中国13亿人口，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书一本都不到。 而在学校里，一定还有很多不厌其烦想向学生推荐好书的老师。即便遇到功利一点的老师，也还是会告诉学生要坚持阅读，但整个社会的读书氛围已经改变。现在回想起自己的大学年代，老师推荐的书里，读过的不到三分之一。研究生时期倒是被强迫着常常熬夜读课程大纲上推荐的书目和论文，但那也是带有功利性的，因为不读的话，很多课根本不可能听懂。 这几年全国各地各类书展越来越多。名家齐聚，旨在推动本土的文化氛围。在今年的南国书香节现场，我也看到了很多穿着校服的学生站着看书、参加讲座。这些学生回到家后，真的会把买下的书都看完吗？我不知道。但哪怕只要能看到一本好书，就有可能影响他的未来—像11岁的马原看到《红字》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