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奥立佛·斯通自称是“好莱坞的魔鬼”，他的电影和言论在美国影坛和政坛会习惯性地引起轩然大波。8月初，“魔鬼”空降到日本，宣传用五年时间完成的十集纪录片《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8月15日日本投降纪念日当天，在参加完广岛核爆纪念活动后，斯通做了一个演说，不仅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还建议日本政府应向德国学习，对“二战”进行深刻反省，并向亚洲各国人民诚恳道歉，力争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对于“中日间岛屿争议的问题”，斯通更是将此形容为“一个在外面玩耍的孩子和别人打起架来，然后让他的大哥哥（美国）来收拾残局”。大导演的言论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强烈反响，记者们用各种文字一遍遍地重复着斯通的言论，却不见有多少评论。 追本溯源，作为几乎是主流导演中言论最激进的一人，斯通的政治激进来自青年时代的战争噩梦，“越战三部曲”正是其内心历程的完美的写照。他曾像《生于7月4日》中的汤姆·克鲁斯那样单纯勇敢，意气风发，被“爱国主义”深深感动；在经历了《野战排》中的血腥战斗后，感悟到了战争对人类的创伤，政治本身的丑恶，仿佛未经世事的青年突然窥见了充满谎言和罪恶的成人世界；《天与地》中的丽丽和《生于7月4日》里下肢瘫痪的朗似乎代表着斯通人格重塑中的两个积极层面：“努力生活”和“坚决反战”。 与科波拉和斯科塞斯等前辈不同，斯通对战争的反思没有导入“人类学”或“历史传承”的层面，而是把私人经历投射到了电影中的历史诠释。他眼中的美国正像一个被世界大战和恐怖主义吓坏了的孩子，随时想要用监控和武力威胁来解除想象中的危险，而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根源。在最新纪录片《布什章节》中，斯通亲自担纲解说，开门见山地表达了个人历史观：“有这么一个国家，其精神濒临死亡，只知道连年扩充军备，却忽略社会的构建。我们的所有错误都来自恐惧。因为恐惧，许多国家都表现得像嗜血猛兽一般。”以此逻辑，日本作为岛国，天然的“危机感”导致的侵略性引起了斯通的猛烈抨击，日本的强势就像惊恐的孩子用尖叫来缓解压力。斯通内心更像是用儿童的眼睛来看世界。
如果说政客时刻都在揣测他人，艺术家只会关照自己的内心，或者说，艺术家故事里的他者都是自我。早在去年，片长10小时，共分10集的《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在美国Showtime电视台播放。片中对许多美国传统的历史观提出了挑战，最为轰动的莫过于“二战”结束的原因：“斯通与历史教授库兹尼克认为，并非两颗原子弹使战争结束，日本投降的真正原因是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等多重因素。”此言一出，欧美一些史学家和纪录片学者立即表示：“那只是导演个人的‘乌托邦’。”换而言之，无论故事片还是纪录片，斯通只是在经营自己的理想国，每次伴随着新片发表的言论也只是“梦想世界中的法规”，可以认真思考，也可听之任之。 今年上旬，斯通曾赴法国北部参加论坛。当宣传新纪录片时，斯通坚持表示，自己虽然擅长情节片，但在这部《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中，没做任何戏剧化处理。谈到运用资料片时，他表示所有官方宣传片的声和画都是运用了“对位法”，即正话反说的手法。从法国艺术频道播放的两个片段来看，电影节奏明快，段落组接极富修辞语境，作者的解说与资料原声的对比鲜明。 让崇尚言行合一的法国媒体困惑的是，斯通一边声称奥巴马是布什政策的延续，一边表示曾投票支持他连任。有记者评论道：“《华尔街》的导演几乎自己也没搞明白，他支持或反对的总统是在现实中，还是电影里？”同样，“二战”以来，对美国发动的所有战争，斯通做了一个类似弗洛伊德的结论：“‘二战’结束，希特勒的消失使美国失去了敌人，所以在每个时代，美国都会拼命树立假想敌人，苏联、越南、塔利班，最终找到了一个叫萨达姆·侯赛因的人……”诸如此类，简化政治的复杂性，为批判而批判的论调还有很多，这可能是奥立佛·斯通在欧洲不及美洲和亚洲受欢迎的原由吧。 也许奥立佛·斯通与迈克尔·摩尔都相信艺术有改变现实的能力，但他们或者应该听一听法国已故哲学家德勒兹的话：“哲学只能解决哲学问题，一种艺术只能解决自己这一领域的问题，要想影响其他领域，除非它们存在共通，发生共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