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性错误
卢映西
《经济学家》2005年第5期，2008年获江苏高校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曾为本文加上这样的编者按： 我们郑重地向大家推荐这篇文章，此文章点出了当前困扰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理论问题。这么多年来，国内很少有高水平的认识文章，卢映西女士文章的出世，意味着我国学术界理论突破时代的开始。这些学者文章的优点在于：经济改革的实践内容给了他们全新的思考，使他们能站在新的实践的高度思考问题，并且，随着实践的进一步进入，新的思想和理论必将在中国达到世界级的高度。中国的经济学思想跟在西方屁股后面亦步亦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经济学独立思考的时代已经拉开序幕。看看下面一段写得是何等好啊，就让它作为文章的引子吧！ “我们的现实经济已经进入到过剩经济阶段，生产过剩引起的失业问题日益严峻，当务之急应该是解决这样的问题：如何顺畅地把已经过剩的产品分配给基本消费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消费者。可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思想上仍停留在短缺经济时代，仍然认为提高企业的效率是主要问题。已经生产出来的都没有销路，再提高效率，产品卖给谁？那些发达国家倒是有钱，可是你把价廉物美的东西卖给他们，人家不但不领情，反而要告你倾销。可见生产过剩这种繁荣背后的烦恼是世界性的，WTO也解决不了这个深层次的问题。有些事情，我们囿于一些僵化的理论框框，早已见怪不怪，习焉不察了。假设有一帮外星人到地球考察，他们就会看到这样的景象：穷国不顾本国的贫困人口还温饱不继的现实，紧赶着把各种产品低价输送到富国，而富国却忙着把送上门的便宜货物挡回去。可以想像，那将出现怎样的‘友星惊诧’！”
内容提要：稀缺性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而这个假设又以消费欲望无限为前提。然而自古以来的经济实践一再表明：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常常比生产能力更为稀缺。一旦认识到经济学面临的真问题是生产过剩而不是资源稀缺，我们就有可能创建一种新的理论，以更准确地解释经济现象和更有效地解决经济问题。
关键词：生产能力 消费能力 过剩 稀缺
生产能力过剩（即生产过剩）是个老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说过的常识：“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1]即生产和消费是一体两面的过程，它们之间构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因而生产能力过剩必然直接对应着消费能力不足，反之亦然。换言之，消费能力不足或者说消费能力稀缺，是理解生产过剩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源远流长的问题
一般人可能以为生产过剩是近代工业革命以后才有的现象，其实不然。事实上，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出现社会大分工的时候，生产力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从那时起生产过剩的问题就开始困扰着人们。
孔子曾经批评鲁国大臣臧文仲，列举了他“不仁”的三桩“罪状”，其中之一是“妾织蒲”，即允许小老婆织草席贩卖。[2]这种行为被视为“不仁”，是因为官员已有俸禄，再纵容家属从事消费品生产就等于夺民之业、与民争利。
春秋时代还有个叫公仪休的，官至鲁国国相，他也认为当官就不许和百姓争夺利益，有了丰厚的待遇就不许占小便宜。[3]史籍记载，公仪休吃了蔬菜感觉味道很好，就把自家园中的冬葵菜都拔下来扔掉；看见妻子在家织布，就立刻把妻子逐出家门，还烧毁了织机。他说：“难道要让农民和织妇无处卖掉他们生产的货物吗？”[4]
这两个例子说明，两千多年前的我国古代先贤早已观察到生产过剩现象，意识到消费品的生产并不是越多越好。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似乎已把经济物品越多越好当作不证自明的前提了。当然，在古代的生产条件下，人们的抗风险能力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产量极不稳定，关于生产过剩的零星记载往往湮没在更为常见的天灾人祸的记录中。上述孔子、公仪休的观点，在现代文论中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公仪休拔葵菜、烧织机的故事，过去曾被归纳为一个成语“拔葵去织”，如今在一般的成语词典里已经难觅踪影了。
同样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我国古代名著《管子》，也注意到生产过剩与失业、贫困的关系，并提出一个更为积极的解决办法。《管子》认为要让“富者靡之，贫者为之”，[5]即让富人奢侈消费，给穷人劳动做事的机会。具体地说，就是丧葬时开掘巨大的坟墓，制作豪华的丧服，打造大型的棺椁。甚至还有更为极端的做法：鸡蛋、木柴在煮烧之前，都要雕饰一番。凡此种种，为的是给穷人提供就业机会，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这一奇特的观点不仅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独树一帜，而且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也处于极为超前的地位。在西方，直到18世纪初，曼德维尔（Mandeville，1670－1733）才在他的成名作《蜜蜂的寓言》里提出类似的观点，[6]但这书刚刚受到公众注意就被视为异端。这说明虽然生产过剩问题在文明社会一直存在，但除了某些思想家偶尔的灵光一闪外，很少为主流学说所正视。
二、消费能力也是稀缺资源
为什么生产过剩问题难入主流？笔者揣测，这大概是由于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曾有过漫长的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历史；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又经常遭遇天灾人祸，于是匮乏和饥馑就像噩梦一样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以致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直到现在，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我们仍能看到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深刻影响。例如，作为主流经济学立论之基的假设“稀缺性（scarcity）”――也就是匮乏，正是上述集体无意识的产物。按照这种经济学的观点，“稀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指的是相对于人类无限的消费欲望，资源总是有限的。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无限的欲望，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找出让有限资源满足无限欲望的最有效率的方式。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生产过剩问题根本就无从提出，更遑论得到解决！
然而实际情况是，真正与稀缺资源对峙的是消费能力而不是消费欲望。尽管欲望可能是无限的，但是能力岂能无限？一个人吃两碗饭觉得饱了，就不会再想吃第三碗，这就是消费能力的有限性。自古流传下来的一些格言，如“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也许有人会说，消费欲望的内容是无限丰富的，人们饱暖之后还会想要点别的什么，人类可以在无限广阔的领域中拓展自己的消费能力。然而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S. Becker，1930－）已经注意到这样的常识：消费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并不像主流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中假设的那样可以瞬间完成。[7]打个比方说，一个人在五星级宾馆总统套房里睡觉的时候，就不可能同时到高尔夫球场挥杆击球。从这个常识出发，只要经过简单的逻辑推理便可得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首先，一天只有24小时，这对每个人都是绝对平等的，没人能突破这个限制。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合著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学》，在谈到时间的替代（trade-off）这个问题时，这样说道：“以时间的稀缺性这一重要事实为例，人们可用于从事不同活动的时间是有限的。”[8]换句话说，人们用于消费活动的时间也是有限的。那么，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本来显而易见但一直被经济学家忽略的结论：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这种能力与其他资源一样，都是稀缺的。到了这一步，整个主流经济学的根基便不可避免地摇晃起来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人跨过这一步。
随着数学方法的引进，经济学理论研究在形式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学者们越来越不习惯直接从常识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其实仅凭常识我们就足以判断，人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受到三个方面的约束：其一是生理约束，其二是时间约束，其三是预算（收入）约束。前两种约束可统称为绝对约束，是对消费能力最根本的制约。主流经济学没有区分能力和欲望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只考虑预算约束一个因素，从而不能认识到消费能力也具有稀缺性这样一个重要性质，这就使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都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曾经提到过“绝对的消费能力”，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消费品的生产还远远不能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绝对的消费能力”时，就已经难以为继了。他是这样说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9]
消费能力不仅是有限的，而且由于相对于消费能力，技术进步对生产能力的提高更为有效，所以现实经济生活常常表现出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倾向。当然，我们说“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时候，指的是一种常态，即经济生活的常态应是“供过于求”而不是“供不应求”。也就是说，作为常态，生产能力的实现要受到消费能力的制约，而不是相反。主流经济学认为消费要受生产可能性边界约束，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实际上，主流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理论就隐含着消费能力稀缺的前提假设，否则无法解释边际效用何以递减，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何以比富人大。同样，如果消费能力不是比生产能力更为稀缺，我们就无法解释市场经济中常见的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现象，即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通过自己的购买行为影响产品和服务的构成，从而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占据主导和支配的地位。但只要承认消费能力是稀缺的，在理论上就使得由稀缺性构造出来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紧张关系涣然冰释，从而无力再撑起整个经济学大厦。也就是说，只要往前跨一小步，只要戳穿一层窗户纸，我们就能看出，原来身为“显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其理论基础是自相矛盾的，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充其量不过是只知其一（生产资源的稀缺）不知其二（消费能力的稀缺）的半成品。这也是目前经济学理论上几乎每一个问题都纷争不休、莫衷一是的根本原因。
三、真问题的根源和表现形式
正因为消费能力不但是稀缺的，而且比生产能力更为稀缺，才导致了生产过剩现象。如果我们不能否认消费能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那么生产过剩就是忽隐忽现地伴随着大部分文明社会生产过程的真问题。真问题决不会因为被忽视就不存在，但这种被忽视的存在只能通过隐晦的、歪曲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于是，生产过剩问题直到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人类搞出来的一些畸形的制度或习俗“无意识”地解决的。解决的路径主要有两条，第一条路径就是闲置或减损人的生产能力。在西方的中世纪，表现为社会供养一个庞大的僧侣阶层。在中国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则表现为使一半人口沦为残废的女性缠足习俗。“文革”时期大规模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可归入这一类。有趣的是，现代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同样脱不了这一窠臼，法国和荷兰政府就曾劝说人们提早退休或申请“残废”身份，以使多余的劳动者成为纯粹的消费者。[10]在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中，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让农民减少剩余产量以换取政府补贴，从此以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就一直欲罢不能。
第二条路径就是放纵或鼓励过度消费。古罗马的贵族们骄奢淫逸，直到亡国。古埃及人狂热地建造金字塔。现代市场经济走的也是这样一条路径。虽然主流经济学没有把《管子》或《蜜蜂的寓言》关于奢侈消费的思想直接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但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必然要把过剩的生产能力压向有限的消费市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明显感受到了这一点。自从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勤俭节约”的声音已难得听到，取而代之的是“拉动消费”、“刺激消费”、“提前消费”的喧嚣。仔细观察一下，其实很多消费就如《管子》所说的彩蛋雕柴一样是毫无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然而，提倡过度消费除了无谓地增加环境和资源的压力外，对缓解生产过剩问题并无实质上的助益。因为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剩程度早已远远超出主流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现实市场经济制度的最大容量。翻开经济史就知道，把美国最终从30年代大萧条中拖出来的，既不是市场的力量，也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4年，由于要供应自己的军队和盟国的军队，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翻了一番。奇妙的是，在这期间并没有发生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大炮挤走黄油”效应，而是美国的个人消费普遍增加，失业率从17.2％下降到了1.2％――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失业率的最低点。[11]换句话说，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只有战争这种能瞬间破坏巨量物质财富的力量，才能有效地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当然是个悲剧，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是怎样用喜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四、近现代理论视野中的生产过剩问题
本来生产过剩――即在一定的技术和组织条件下，人的生产能力大于自身消费能力的现象――应该是好事，但在不合理的经济制度下却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难题。这样的难题，单靠社会“无意识”地应付，是不可能得到妥善解决的。事实上，生产过剩一直是市场经济国家产生贫富分化，进而爆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1772－1837）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12]贫困的原因是过剩而不是稀缺，实在是一个天才的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系统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决不了包括生产过剩在内的种种问题，因而是不可持续的。另一方面，凯恩斯也注意到了一种“可富而不富”（poverty in the midst of plenty）[13]的矛盾现象，同样认为传统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实际上凯恩斯的“可富而不富”与傅立叶的提法可谓异曲同工，只不过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大相径庭。在凯恩斯提出的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蜜蜂的寓言》的影子。
不过，尽管有上述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向生产过剩问题发起过挑战，并且曾经一再让人们以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显而易见的是，直到现在，这个古老的问题仍在考验我们的智慧。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认识也是如此。
在市场经济中，过剩的生产能力作用于有限的消费市场，反映在企业财务上就是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早在经济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候就被许多学者注意到了。亚当·斯密就认为，随着资本的积累，利润率会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加剧而趋于下降。[14]斯密这样说的时候，还有点漫不经心，但李嘉图就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了。李嘉图说：“利润的自然趋势是下降的”。[15]按笔者的理解，利润下降的趋势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就如衰老对于生命一样，是一种自然规律。这一趋势发展的最后结果，李嘉图没说，但马克思说了：“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欺诈、危机。”[16]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看到，欺诈早已无所不在，甚至进入到婴儿奶粉的产销领域。以财务稳健为生命线的保险业，在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逼迫下，正大张旗鼓地把资金投入风险莫测的股市。[17]我们似乎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验证马克思说过的话。
需要说明的是，利润率下降趋势并不意味着利润率会直线下降，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会有很多偶然的因素顽强地抵抗着利润率下降的自然趋势。二战以后，战争废墟为生产能力的膨胀打开了巨大的空间，各种发明创造导致技术的更新换代也有效地提高了资本生产率，使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历了一段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于是，有些西方经济学家轻率地断言马克思错了。[18]然而从常识上看，这种论断的浅薄之处是很明显的：我们怎么能指望每当利润率将要下降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额外的市场空间或划时代的技术革新恰到好处地前来救驾呢？事实上，直到今天，任何一个有实际经济工作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个人只要投身到市场竞争中，他就不得不每时每刻都与利润率下降趋势进行艰苦的、而且常常是绝望的抗争。这种切身体会，正是西方那些只在书斋里做研究的学者们所欠缺的。
五、期待经济学中的哥白尼
稀缺还是过剩，这是个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在经济学中的基础地位，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天文学发展史上的“地心说”与“日心说”的争论。与“地心说”类似，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一个没有科学依据但又根深蒂固的错觉上的，这个错觉就是：人的消费能力总比生产能力大。其实只要站在常识的立场上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哑然失笑――假如消费能力真的比生产能力大，人类早就灭绝了。显然，在基础问题上搞错了方向，往后理论发展得越复杂、越精致，离现实经济生活就越远。确实到了认真正视问题的时候了。
如果我们盲目迷信实际上回避了真问题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指导现实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就难免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比如，我们的现实经济已经进入到过剩经济阶段，生产过剩引起的失业问题日益严峻，当务之急应该是解决这样的问题：如何顺畅地把已经过剩的产品分配给基本消费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消费者。可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思想上仍停留在短缺经济时代，仍然认为提高企业的效率是主要问题。已经生产出来的都没有销路，再提高效率，产品卖给谁？那些发达国家倒是有钱，可是你把价廉物美的东西卖给他们，人家不但不领情，反而要告你倾销。可见生产过剩这种繁荣背后的烦恼是世界性的，WTO也解决不了这个深层次的问题。有些事情，我们囿于一些僵化的理论框框，早已见怪不怪，习焉不察了。假设有一帮外星人到地球考察，他们就会看到这样的景象：穷国不顾本国的贫困人口还温饱不继的现实，紧赶着把各种产品低价输送到富国，而富国却忙着把送上门的便宜挡回去。可以想像，那将出现怎样的“友星惊诧”！
由于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性错误，经过这种经济学专业训练的人大多丧失了发现现实经济真问题的能力。在主流经济学家们还沉醉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幻梦中时，其他学科学者的洞察力已经直抵经济问题的核心了。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1913－2004）就揭示了一个容易被人视而不见的问题：“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世界目前生产的食物多于它的需求。如果将这些食物平均分配，我们将拥有一个人民过于肥胖的世界，但是，这些食物并没有平均分配。”[19]确实，以高科技时代的生产能力而论，至少在满足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这种需求如上所述，是有限而不是无限的――的层面上，消费品的生产已经达到“充分涌流”的程度了。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不过就是要消除贫困，建立一个让每个人“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20]从而“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21]的社会。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实现这样目标的物质条件早已具备，我们欠缺的只是经济理论和制度上的创新。实际上，让每一个人“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22]这本来就是对一个文明社会最起码的要求，决不可能是可望不可及的乌托邦[23]。只要我们认识到人的消费能力也是稀缺的，而且比生产能力更为稀缺，我们就能看出，我们现在已经被现实生产力推到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的门槛上了。我们认不出这个门槛，只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被一层错误理论的迷雾遮住了。
这样的迷雾显然只有哥白尼式的新理论才能驱除，然而新理论将出自何处？
六、希望就在我们中间
学术研究离不开问题意识，而问题意识往往植根于对常识常理的敏感。保持这种敏感决非易事，因为我们每天都泡在常识常理的海洋里。但在学术研究中，如果失去了这种敏感，就很容易钻入“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之类的牛角尖而不自知。还记得“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个年代吗？可见，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抛弃常识而把一种理论当作不可怀疑的教条，各种有悖常理的怪事就会纷至沓来。面对现实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从已有的理论中找到现成的答案，那就直接应用常识吧，诚如汪丁丁所言：“在一个深不可测的领域里，我深以为然的指导原则是：返回常识。因为只有常识，是最可靠的知识。”[24]
目前，贫富分化、失业、环境恶化等问题正越来越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理论上有重大缺陷的主流经济学早已不敷应用。这样的形势，对于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实际上，对主流经济学提出质疑的声音在我国经济学界一直不绝如缕，[25]而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足以取代主流经济学的正确理论。也许只要改变一下观察的视角，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已经站在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巨人的肩膀上了。
这么说决不是狂妄，而是有根据的自信。有一个花絮值得一提：上面引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那段话，出自他专门为《全球通史》1999年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似乎是针对我们汉语读者说的。可能在他看来，他提出的问题，只有中国的学者能够解决？如果真是这样，这位历史学家的确眼光独到。放眼世界，我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所具有的优势实在是得天独厚：第一，我们的知识最全面。除了掌握现代西方流行的种种经济学理论外，我们还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素养，因此我们有可能从这两种很少交集的理论体系的碰撞中获得新的灵感。第二，我们的经历最丰富。我们既完整地经历了的计划经济的兴起和崩溃，又亲身体验了市场经济的成功与困惑。所以，在世界各大经济体的学者中，只有我们中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才最有希望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固有模式之外闯出一条新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老生常谈的八个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2]左传·文公二年．
[3]史记·循吏列传第五十九．原文为“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4]史记·循吏列传第五十九．原文为“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
[5]管子·侈靡．
[6][荷]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7]Gary S. Becker．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J]．The Economic Journal，Vol．75，No．299，1965，（9）： 493-517．
[8][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48．
[10][英]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6．
[11][英]布朗参考书出版集团编．经济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98．
[12]傅立叶全集：第6卷[M]．巴黎版，1845，35．本文转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1．
[13][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0．
[14][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M]．武汉：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72．
[15]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01．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4页．
[17]卢映西．对保险资金入市的思考[J]．经济学家，2005，（1）．
[18][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6．
[19][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3．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6．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3．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5．
[23]我们现在要警惕的恰恰是斯蒂格利茨指出的另一个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時候，它本身也具有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性质。参见：卢周来．作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新古典经济学[J]．二十一世紀网络版，http://www.cuhk.edu.hk/ics/21c/index2.htm(2004—12)．
[24]汪丁丁．知识产权不是霸权[J]．财经，2004，（24）．
[25]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汪丁丁、叶航．理性的追问：关于经济学理性的对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赵磊．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危机[J]．经济学动态，20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