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举债与征税：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通过举债或者征税进行融资的效应是不同。举债而不是减税意味着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相对增加。一方面，国债购买者持有的国债可以作为支付手段使用，购买债券并不影响其生产或消费；另一方面，在举债额与征税额相等条件下，税收负担在即期完成，而举债增加税收负担分摊于债券存续期的若干年内。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相对增加导致消费消费，从而产生扩张效应。税收则直接减少消费者可支配收入，于是减少消费，对国民经济有收缩作用。
理性预期学派利用李嘉图关于通过举债或征收一次性税收筹措经费对生产或消费具有相同效应的阐述，企图证明财政政策的无效性。
二、李嘉图等价：初始思想
李嘉图的有关理论来自当时关于如何偿还英国债务的争论。英国在英法战争中借了大量债务，战后英国议会对如何偿还债务发生了争论。一派认为应该提高税收，用税收偿还债务；另一派认为征收高税对经济发展不利，应该发行债券偿还债务。李嘉图认为，这两种做法对经济的影响是一样的。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十七章《农产品以外的其他商品税》中表述了如下思想：政府为筹措战争或其他经费，采用征税还是发行公债的影响是等价的。这是“李嘉图等价”思想的来源。
“一个国家为筹划战争经费或政府一般开支而课征的税，以及主要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税，都是从该国的生产性劳动中取得的。这种开支每有节省，即使不是增加到纳税人的资本之中，一般也会增加到他们的收入当中。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办法征集二千万镑，这就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去了二千万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征课的一百万镑，只不过是由付这一百万镑的人手中转移到收这一百万镑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实际开支的是那二千万镑，而不是为那两千万必须支付的利息。付不付利息都不会使国家增富或变穷。政府可以通过赋税的方式一次征收二千万镑；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必每年征课一百万镑。但这样并不会改变这一唯一的性质。”[1]
李嘉图的表述包含以下内容：其一，在政府筹措财政经费用于非生产性支出时，无论征税还是举债，都使生产资本同样减少；其二，为公债支付利息不会使国民财富增加或减少；“公债只是右手欠左手的债，不会损害身体。”[2]其三，无论征税还是举债，都减少了居民的消费支出。
其实，在征税还是举债以筹措政府经费的选择上，李嘉图明显倾向于征税而反对举债。在他看来，举债“这种办法会使我们不知节俭，使我们不明白自己的真实处境。”[3]如果战争经费4000万英镑，征税的话每人每年缴纳100英镑，他会从收入中节省下来。战争结束，课税就结束。如果举债，每年只付利息5镑，人们会认为自己和以前一样富足。本来可以节约4000万镑，现在只节约了200万镑。这样，生产资本的损失就不仅仅是4000万镑，而是7800万镑。而且，在举债的情况下，还会导致资金外流，“终至使携资外迁、另觅可以免除这种负担的国家的念头变得难以抗拒。”[4]
三、巴罗：一个阐述
巴罗（Robert Barro）在其1974年发表地《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一文中，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对李嘉图的上述思想进行重新阐述。
巴罗提出，在一个跨时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在特定假设（例如完备的资本市场、一次总付税、代际利他和债券增长不能超越经济增长）下，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那么不管是债券融资还是税收融资，政府所采用的融资方式并不会影响经济中的消费、投资、产出和利率水平。原因是当政府为弥补赤字而发行债券时，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明白债券变现最终还是要靠增税来完成，即现期债券相当于未来税收，政府债券融资只不过是移动了增税的时间。而且，消费者具有“利他主义”的遗产动机，即他不仅从自己的消费中获得效用，而且从子女的消费中获得效用；他不仅关心自己的消费，也会间接关心子女的消费。尽管举债具有的减税效应使消费者收入增加，但在理性地预期到将来税收将增加从而子女消费水平将受到不利影响时，消费者就不会因为现期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费。消费者不会将政府发行公债融资引起的财政扩张及收入增加看作是幸运的意外收获，他们宁愿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以支付未来（甚至子女）的税收负担，因此消费需求不会上升，更不会出现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
巴罗提出“李嘉图等价定理”实际上是为了证明财政政策的无效性。巴罗提出的这一命题激起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持续的考察、攻击和验证。他在1974年那篇论文是迄今为止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文献之一。
四、莫迪利阿尼、托宾和曼昆：质疑和反对
巴罗假说一提出就遭到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凯恩斯主义的质疑和批评。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疑问之一就是人们是否有动机为超出生命界限的未来增税因素而储蓄。莫迪利阿尼（Modiligani）在有限期界理论中提出，人们并不关心生命以外的事情，因此，由于发债带来的减税效应会带来消费需求的增加。这样，民间储蓄的增加就不足以抵补政府储蓄的减少，所以总储蓄下降。即使消费需求增加能够刺激短期经济增长，但总储蓄下降也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托宾（Tobin）也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限制条件太多，与现实不符。托宾认为国债发行引起的纳税相对减少会减轻人们的即期预算约束，相对增加的收入不会完全用于增加遗产形式的储蓄，消费的增加是显然的。与此同时，国债发行也能够吸收私人储蓄，也就能够对总需求产生影响。特别是当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时，民间投资小于民间储蓄，则产生民间储蓄剩余，这时就有必要通过政府发债吸收民间储蓄剩余，并通过政府投资的增加保持总投资率的稳定甚至上升。因此，以国债融资支持的政府支出对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有利的。
曼昆（Gregory Mankiw）从消费者的短视、借债约束和代际财富再分配三个角度分析了李嘉图等价定理不成立的原因。
1，短视。“李嘉图等价”的赞成者认为，人们在作出消费和储蓄决策时具有充分的知识和先见之明，即人们的决策行为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因此，理性的消费者能够预见现在政府举债意味着将来要增加税收。
曼昆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甚至，人们在作出消费和储蓄决策时是短视的。人们往往是依据将来税收与现在税收相同的假设采取行动，而不会考虑现在的财政政策会引起将来税收的变化。因此，债务融资的减税效应将导致人们误以为永久收入增加（其实并没有增加），从而导致其增加消费。
2，借债约束。“李嘉图等价”的赞成者认为，消费不仅取决于当前收入，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永久收入（包括当前收入和预期收入）。因此债务融资的减税会增加当前收入，但永久收入不变，从而消费不变。
曼昆认为，永久收入假说是靠不住的，因为某些消费者面临着借债约束，无法顾及永久收入问题。对这样的消费者，当前收入具有重要意义。是当前收入而不是永久收入决定其消费。债务融资的减税增加当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
3，代际财富再分配。“李嘉图等价”的赞成者认为，消费者具有利他主义的行为倾向，不仅从自己消费中而且从子女消费中得到效用，不仅关心自己的消费而且关心子女的消费。对减税后的增税预期使消费者增加储蓄而不是消费以应对将来（甚至子女）的税收负担。
曼昆认为，人们所具有的是普遍的利己主义行为动机。举债导致将来税收的增加会落在下一代人身上。举债代表一种财富的转移，从下一代人向当代人的转移。当代人会以下一代人消费减少为代价而增加自己的消费。
对“李嘉图等价定理”有效性的争论仍然在持续着，还看不到哪一方的观点会最终取胜。对它的争论就像“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有效”甚至“是否存在宏观经济学”一样引人入胜。
注：该文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6年12月15日
[1]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P208
[2]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P208，注
[3]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P210
[4]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P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