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制度演化分析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并不是科学发展史上独特的“无源之水”。相反，它同任何人类科学的探索一样，都是建立在诸多先驱理论的基础上的。用一个形象的类比来描述就是：我试图站在制度分析先驱们的肩膀上，以便更加清晰和准确地把握制度的本体意义及其演化逻辑。
关于制度演化思维的早期探索，在经济学之前就已经进入社会科学家的视野。但此前的论述并不具有明显的思路和逻辑论证过程，相反多数关于演化生成秩序的洞见都是一些只言片语的记载。对社会进化和秩序起源的原初性的系统理论探索是由达尔文和斯密做出的。现代经济学（于1776年）在创立伊始，就触及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进化论问题，这一思考领先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将近一个世纪。[1]但斯密在明显意识到这一问题时，有意识的（也是无奈的）回避了它：“这种（交换的）倾向是否就是人类天性中的原始法则之一，关于这一点不能给出进一步的解释；或者问题似乎更有可能是：他不属于我们目前要考察的主题。”[2]他在对交换可能作为一种进化起源给予了回避后，在《国富论》这一巨著中用“看不见的手”这一原理解释了人类社会秩序型构的自发过程。他认为个人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在无意中导致社会进化的秩序状态，其实现机制就是自由市场的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然而，斯密却在另一巨著《道德情操论》中，将社会秩序可能的条件归结为“人之道德心的不可或缺”。显然，斯密在解释社会秩序型构中采用的双重纬度，为后人理解他的深刻思想形成了麻烦，他们将斯密的两种“存在明显冲突的秩序解释”称为“斯密悖论”或“斯密问题”。[3]尽管所谓“斯密问题”在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之间引起过关于“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多次争论[4]，但他们的“非此即彼”和“寻求折中”的努力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在大约一个世纪后，达尔文在发表的《人类的由来》中，构想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适合人类情况的进化概念，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参考框架来思考斯密的两难问题。达尔文从生物进化的角度与斯密达成了某种共识：他们都承认存在无设计者的设计的可能性，即自发秩序的可能性。不同的是，达尔文根据物种起源和进化史的考察，提出了“自然选择”（赫胥黎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解释。这两个重大的科学成就揭示了生物进化和社会秩序型构过程中两种（本质上）类似的驱动力：（1）个体层面的竞争和适应性优化；（2）在群体层面上（遗传与变异）的平衡。[5]但有所不同的是，斯密的演化观侧重强调个体固定而生存环境（经济体制）进化，而达尔文则主张生存环境不变，个体进化的观点。近期生物学关于人脑进化的研究（哈伊姆·奥菲特，2000）表明，达尔文在自然选择的单维条件下考察人类进化是有其局限性的，人脑后期的进化是违反自然选择原则的显著例证，这一点迫使人们必须重新反思华莱士的“独立证明”主张。
尽管斯密和达尔文较早的对社会秩序演化进行了不同学科的探讨，但其分析只是发散性的针对“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一关乎人类存亡的宏旨命题。他们的分析没有明确使用演化观将制度变迁作为特定的考察对象。因此，我们认为在制度演化分析的范式渊源上，更应当强调早期制度学者的贡献。就这一立场出发，目前制度演化分析的范式回归至少可以粗线条的描述为这样一种回归路径：即从制度演化分析向哈耶克自发秩序原理的回归，然后从哈耶克向凡勃伦－阿尔斯范式的回归。需要声明的是，我们的范式回归的分析并不意味着在理论上退回凡勃伦的起点，而是试图通过理论演进的回顾性考察，来说明这种范式转换的背景，以及目前制度演化分析需要做出的新的探索。
[1] 参：哈伊姆·奥菲特，《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2] 参：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上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页。
[3] 更为详细的论述可以参考：（1）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1页；（2）王玉珍，《道德秩序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6、106－124页；（3）宫敬才，《经济个人主义的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210页；（4）阿马迪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32页；（5）聂文军，《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7页。
[4] 这一类争论影响较大的至少有三次：（1）由德国历史学派引发；（2）西蒙对经济人假设的置疑；（3）关于偏好可变引发的争论。
[5] 参：哈伊姆·奥菲特，《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