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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章关于OIE和NIE制度分析比较及制度演化范式溯源分析的基础上，我在本章中明确提出了制度演化分析在范式上必须实现的两个阶段性转换：（1）从新古典的结果均衡到“无意识”的制度演化过程；（2）从“无意识的制度演化”分析转向“有意识的制度演化”分析。前一阶段的范式转换旨在通过引入进化论思维方式下对社会进化问题的“生物学类比”，来纠正新古典经济学以均衡来看待制度的机械力学思维对制度分析造成的智障；第二阶段的范式转换则力图将制度分析在范式上回归到真实制度演进的“历史－逻辑”统一的过程中去。
就目前制度分析理论的进展和研究趋向来看，前一阶段的转换已经在OIE和NIE新近的研究中启动，并在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那里接近了问题的实质，但第二阶段的转换仍然面临极大的困难。这些困难一方面来自于唯理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二元对立所导致的调和困难；另一方面，这些困难更加直接的来自于人们对于认知进化本身缺乏有力的科学解释。我认为，要实现制度范式从无意识演化转向有意识演化的研究，其前提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制度演化过程本身是一个有主体意识参与的进化过程，它是在个人认知和群体认知的进化过程中逐步展开的。”如同汪丁丁所指出的那样，制度分析所试图解释的秩序现象应当在三个纬度上给予理解：一是自然纬度（物的秩序）；二是社会纬度（人的秩序）；三是精神纬度（心的秩序）。作为秩序范型的制度问题同样也存在这三个纬度的秩序，人之心智并不是一个独立于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之外的实体，而是社会制度赖以存续的同一进化过程中的产物。因此，将制度进化与认知进化看作一个统一的过程，无疑是我们达致正确结论的前提。本章在最后一节，就制度演化分析范式转换以及分析所需要的背景知识做了简要的介绍。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作为人类认知进化的成果，对于我们解开“制度之谜”可能具有的作用是不应被低估和忽视的。正如哈耶克指出的那样，“关于一种适当的社会秩序的问题，虽然人们现左是从经济学、法理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个问题却是一个维有当成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才能成功得到认识的问题。”[1]
2.1 制度分析范式的第一个转换：从新古典的结果均衡到“无意识”过程演化“均衡”一词，是从物理学中的力学平衡概念移植过来的。它指这样一种状态：即各种力量在特定的时空纬度上（也包括市场）所达到某种势均力敌的稳定或相对静止状态。“演化”概念则强调了生物进化过程的自然选择思想，它既包含了对某种特性的继承，又考察了变异的出现，体现出长期和渐进的变化过程。既有的经济分析史中，对人类社会秩序状态的描述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应用牛顿经典力学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二是在社会科学中类比生物学常常采用的整体演进方法和历史归纳法。自马歇尔以来，以静态分析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居于主导地位，均衡分析被公认为主流经济分析的工具；相反，由于演化思想难于形成一个系统的、形式化的分析框架，演化思想在经济学分析中虽一直占据一席之地，却被排除在主流经济的大门之外。20世纪70年代开始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和以物理学、生物学及非线性混沌科学等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为演化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为打破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传统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本章第一节通过对OIE和NIE分析范式差异的比较，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种过于极端的二分法和传统对立，可能会导致人们忽略这两个学派在制度方面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和它们彼此互补以及相互借鉴融合的可能性。通过对OIE和NIE的简要对比，以及对这两个制度分析学派所面临困境的反思，我更加倾向于认为OIE和NIE分析范式在未来将会走向一定程度的综合。如果我们将新古典的均衡观和奥地利传统的演化观作为两种基本的制度观来看，那么目前研究中两种方法在制度分析中的应用已经揭示了一种既定的趋向，或者说隐含了一种范式转换的潜流。对于NIE学者来说，他们需要实现的第一个转换是：“从新古典的结果均衡”到“无意识过程演化”。
[1] 参：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中译本，第一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7页。
2.2制度分析范式的第二个转换：从“无意识演化”到“有意识演化”
本文所使用的“制度演化分析”一词，如同我在引言中声明的那样，它不特指经济学在制度分析领域相对于其他学科的方法论（主要是指演化博弈论）优势；也不倾向于在纯粹“自然选择”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角下，将社会制度型构的过程视为“无意识演化”的结果。相反，它主张从“演化”这一独特的（而又传统的）视角，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探讨制度型构“在自然选择之外”的动力学因素。因此，制度演化分析在范式上面临第二种转向，即从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无意识演化”转向基于华莱士独立证明的“有意识演化”。
为了区别演化的“看不见的手”的解释和理性设计的制度起源解释，希尔思（1992，43－44）同时给出了“有预期设计过程”的规范描述。他认为，我们可以规定：
规定R是一组行为[X1……Xn]（完全）有预期的结果，当且仅当每个行为人[A1……An]有意使他的行为[X1……Xn]产生（或帮助产生）R。并非每个行为人[A1……An] 都有意使其行为[X1……Xn]产生出R（或以R实际出现的方式有意产生出R）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判断R是否是有意为之，在多数情况下还是个程度问题。[1]
尽管纯粹演化的制度观念为制度起源提供了一个比理性设计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自人类进入政府组织的社会状态以来，政府作为一个行动主体参与制度发展与管理的事实同样不容忽视。因此，一旦我们认可社会主体“自我意识”独立于其他物种而存在，那么社会主体有意识参与各种社会过程的现象就需要我们提供一种“有意识行为”的解释。这需要我们在制度演化分析的范式上实现第二个转换：即从“无意识演化”转向“有意识演化”。
[1] Heath Eugene. 1992.Rules， Function， and the Invisible Hand: An Interpretation of Hayek’s Social Theory.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2 (March):28-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