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摘要] 本文从中国经济学目前面临的问题着手，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字] 中国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经济学教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2005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庆祝建院二十周年的讨论会议上，国内众多知名经济学家济济一堂，对当前中国应构建什么样的经济学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笔者不才，但仍愿对此问题一抒己见，以期有识之士作以参考，为构建中国的经济学作出些许微薄的努力。
毋庸置疑的首要一点是，中国当前对经济学存在诸多种种误解和不理解，甚至部分成名大家也会犯下极其低级的错误，实在有悖常理，当然中国的经济学发展的不完善和畸形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经济学的学科地位不仅在中国就是在西方也存在很大争议，尤其是近年来向数理化的过于倾斜和数学模型的滥用。清华大学的钱颖一教授在它的《大学学科布局思考》一文中提到，经济学是介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社会科学，兼具自然人文学科之特性，类同于数学、历史等基础性学科。这大约也印证了“不学经济学就不懂得怎样去生活”和“经济学是使人变聪明的学问”的有关经济学的言论。
在我国目前的高校招生上，经济学的生源一般是相对合理的，文理兼收，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思维多元化。同时应看到的是文理分科只是应试教育的人为行为，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性，也不能说明表面形式的文理交融就比西方倾理有多大优势，毕竟大学教学的重要性所占比例更大。事实上大学实际教学中基本上是模仿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也就是伦敦经济学院的许成钢教授所说的“法国式教育”（许成刚，《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侧重于数理能力的训练，而不能达到许成钢教授所说的“美国式教育”方法。即便是数理训练也未必就一定是面向经济学的严格的数理素质训练，据笔者了解布置一所大学的经济学中的数理训练并不是针对经济学学科本身，而是针对所谓的全校或全院的统一的数理公共考试，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往往与经济学无关的学的多与经济学有关的未学到，这就更容易对本就不模糊不清的经济学科产生误导。不少本科经济学学生到毕业时还不知道经济学是干什么的，自己学的是什么，与一般不了解经济学误混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没有差别。或许在引用毫无意义的教条理论时能出口成章，滔滔不绝，也能够对各种现象做所谓的经济学分析（那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但要他解释或创新性的应用就不可能了。经济学教学的滞后性与科研相脱节以及日益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是极不相称的。
不是说每一个学经济学的人都将从事经济研究都能成为经济学家，也不是说原来不是学经济学的中途转向经济学的就不能成为经济学家，综观我国的众多著名经济学家，真正经济学科班出身的少又少之，多为半道出家，而且理工科出身的占绝大多数，这与我国曾经的学科划分有关，但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理论不够完善。理工科对数学的能力要求高，对实际表现强调性强，如果把这些都移植到经济学上来，经济学将有沦为一种工具的危险性存在，在理论上包括与历史、哲学等的学科的融合和对社会经济现象本质的揭示上和抽象分析上会有很大局限性。这可以作为解释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缺乏基础理论支持的原因之一。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水平的标准可以认为没有，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了，大概没有比中国更有诺贝尔奖情结的了，需要明白的一点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侧重的是原创性理论和突出贡献性。我们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自我安慰，用以不可恢复性的生态环境破坏换取的经济高增长率证明我们更侧重于实际应用，不追求那些虚名，只要能有实际的经济增长就可以了。但每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的日子总能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骚动和众多经济学家的评说，这反倒表明了一个观点，不是不在乎是在乎不起，不然就不会落寞之际还念念不忘。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关系，笔者理解为数学就是数学，相对于经济学来说它就是一种工具，过分夸大数学的作用，滥用数学模型进行经济学分析，极有可能使经济学公式化简单问题复杂化。人类使用工具是为了提高工作的效率，如果反被工具驱使将变得十分可笑。产权制度经济学的科斯就在没有借助数学语言的情况下成功描述了他的经典理论科斯定律。有人说过经济学可以而且是原本不需要借助数学语言的，只是很少有能不借助数学语言的人，只有极少数的天才才能做到。我们不迷信但不应该否认天才的存在。至少在一致倾向数理化的大形势下要保留给部分给于用非数学语言进行经济学基础理论创建的经济学者。
反映一门学科发展程度的除了实践检验，还有一种衡量标准，即学术水平的高低。目前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学术水平并不高。虽然也有部分学术期刊是高水平，更为普遍的是大多数的学术期刊水平让人置疑。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所谓的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要收版面费，版面费高低不等，多达四五千元，少则三四百元亦有之。暂不管其它学科，单以经济学为例，不会没有人不懂得投入产出理论，自己付出心血写成的论文发表不但拿不到稿费反而要交版面费还要接受一系列不平等的要求，相信只要是理性经济人就不会接受或进行这项经济活动（可以看作经济活动，实际市场程度要比这描述的要发达得多），现实恰恰相反，用趋之若鹜一词并不为过。如果仅仅理解为对学术的尊崇和为自己的学术思想的推广心甘情愿未免夸大其辞且不符合实际情况。真是原因就在于“学术”之外的东西，职称晋级等，最终还是与金钱挂钩，这样看起来投资理论并没有错，而且是巧妙的使用了转移，尽管投资者并不太情愿，但为更大收益，只能如此。我们一向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相比较起来我们更应该反对不为学术而学术。
学术期刊作为归属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总管的一种特殊性质的期刊，所作所为值得我们反思。中国的学术性期刊是中国期刊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高校的学报又占据了很大比例。尽管期刊属于稀缺性资源（在我国由于媒体管制政策，相关批号相当严格），但期刊本身并不营利，多数实际上处于亏损水平，刊登广告也是为以高级知识分子自居的学者们所不容的，至多也就是业内短消息、会议通告和书讯等，不知此类“关联广告”还要不要收费，在市场化运作的传媒界关联广告都是免费的。（说关联广告也不太对的）一种稀缺的资源的存在却不盈利，期刊社将有动机去追求获取可能潜在的由稀缺性资源所带来的收益，这将直接导致学术水平的降低，甚至导致学术期刊不学术也不足为奇。另外多家学报的存在是另一个因素，类似于传媒具有本地性特点学报有相当一部分成为自娱自乐的工具。曾经有学者提出高校学报融合组建学报传媒集团然后出版具有大影响的学报，笔者赞同这个观点，但具体操作起来可能性不大，各高校出于自身的考虑都会有不同程度动力地抵制学报的合并兼并。期刊的级别划分是极其繁杂也是极其混乱的，不是道中人很难看懂各种各样的什么国家级核心期刊省级核心期刊或者某某重点期刊等的称号，简直比中国目前大学教材的建设名目还要混乱。不过幸运的是中国的经济学界还是出现了诸如《经济研究》、《经济管理与经济理论》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大刊物。一般规律是“大刊重大家”，由于天然人性上的不自觉地歧视是无法消除的，“大刊”上也会出现劣质作品。笔者较经常读的除了《比较》就是社科院的系列刊物了（我个人认为它们能代表我国目前最高水平），《比较》我不敢妄加评论因为好多内容我都是第一次听说，但社科院的系列刊物中的确有垃圾文章的存在，尽管很少。很多期刊都比较喜欢优先刊登基金赞助的课题论文，但有些基金项目“成果”论文实在是目不忍睹，且不论理论结构不完整，连最基本的逻辑都没有。试设想如果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为课题进行招标被这些人中标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影响学术水平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来源于学者的“学术腐败”，即最为典型的学术剽窃。学术剽窃是历来为学者所不齿却有很多人又偷偷摸摸乐于去干的事情。这儿所指学术剽窃指故意为之，不排除偶然思想重合的可能性。在过去由于信息的不畅通，使信息资源独占现象比较普遍，不少中国的经济学家正是藉此成名，不少在中国被认为是具有创新性的东西却是在西方早已广为人知的经典理论。许多人正是通过扮演传道者的形象给予中国现实以提出“新理论”来规避人们一般思想意识中对西方经济学的抵抗意识，在这种意义上说是迫不得已，虽然是“剽窃”仍具有积极意义。问题是现在已经不需要再这样做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国家对文化管制的放宽，在信息传达上使资源共享成为可能，资源独占很难实现，如果再进行“剽窃”则违背经济选择理论了。对这一块笔者不再多说，有兴趣者可去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学术监督和人大经济论坛学术道德监督这一版块去看，当然网络舆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完全杜绝学术剽窃也是不可能的，主要是利益的驱动性作怪。还有一个隐形潜在市场——论文交易市场的日益高速发展大量制造成批速生型的论文，再通过某种方式渠道进入正规的核心期刊，值得警惕。经济学本身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可以通过制度设计等来影响社会的普遍观念，通过传媒来表达经济学的原始意志。
中国的经济学发展的不怎么样，但派系以隐然若现，派系之间的争论甚至已超过学术本身，以致于谩骂人身攻击现象屡见不鲜。也许我们并不缺少经济学界的顶尖人才，但人才的过于派系斗失却了真理的方向，不同派系之间的歧视以至在召开高水平学术会议时竟不邀请在国际上也具有高水平的对手，未免有些太过了。这也是中国经济学之所以落后于世界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不完善使我们有潜力有机会，因为合作而使进步成为可能，但因为无谓的派系争使我们丧失了一切。终究中国的经济学是脆弱的，张五常">张五常先生大陆行竟能导致《11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一书结集出版不能不被称为学术史上的一大奇观。郎咸平的言论对中国经济学界造成的影响同样是不亚于唐山大地震，最直接的后果是使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近来又有一个丁学良，自2005年10月26日后翻开报纸无不是与之相关的铺天盖地的评论，连一向小资不过问世事的休闲消费类报纸杂志都掺合了，真是让人啧啧称奇啊。这也是之所以把这篇原准备早发的文章一再推迟的原因，我想看看中国的经济学界到底是如何回应的。结果让我很失望。根据我的统计，应该说有80%以上的评论主调都是向着丁教授的，即使剩下20%的稍有位经济学家辩解的不知是写作功底原因还是其它，读起来总感觉底气不足。我个人对此没有看法，倒是丁学良教授第二次接受采访时说的话我很是不赞同。我并不认为解决中国问题海龟真能比土鳖牛多少，再说中国现在的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多数都有留洋背景的，因此他的话未免有失偏颇。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界不应该如此脆弱，毕竟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的经济学界总不能不理智的像文学界或娱乐界的造星运动一样吧。可惜缺少像在房地产领域和易宪容一样敢于而且主要是能够说话的人。当然这些也有助于一般百姓了解经济学家了解经济学，多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就当是普及经济学常识。
客观的讲，中国的经济学类期刊应该为中国的经济学的构建担负起一定的责任，目前看来恐怕只有反作用。学术期刊是阳春白雪，只局限于圈子里，实际上又不会有太多人真正关注，过多的倾注于学术外的东西自然而然会降低学术性降低学术期刊的档次和品位。无疑，在经济学学术圈子里最负盛名的高小勇先生和他理想化的《经济学消息报》是令人尊敬的。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连一向标榜“精英”的传媒界都已经进入世俗化平民化时代，号称为全人类福祉着想的经济学如何才能才能真正走向人民大众，为人民大众所接受，雅俗共赏，不再是一种学术圈的象征，中国的经济学构建才真正成功了。那时经济学家也就会像曾经的记者所经历的一样不再虚戴莫须有的光环和罪名。处于社会中的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经济活动，经济学和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不一定要每个人都了解研究它，但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它。
在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中，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不可避免也都给予了极度重视的就是农村问题（农民、农村、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本身属性决定了它是一个低产值产业，工业化社会中所占比例极低，各项指标似乎都对整体社会经济影响不大，但能够进行此领域的研究者往往却是经济学界的佼佼者，这似乎有悖于常理。愿意就在于虽然第一产业产值低，但是大都是生产生产生活必需品，是基础性产业，支持二、三产业的发展，所以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发达国家农村问题较为简单，多数已走上农业的工业化道路，农村人口所占比例较低，农民收入不比城市一般工人工资低，而且政府政策的倾斜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问题较为严峻，城市化水平低，农村人口基数大，整体经济呈不健康的发展形态，都极其严重地影响和被影响交叉重叠的经济发展问题。诚然，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较快，但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由其落后水平决定的，高增长率并不真正代表经济发展速度。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上是以高消耗换取高增长，经济增长的贡献上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的基础性作用被忽视，农村问题也就日益严重。尤其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盲目追求所谓的一些“标志”，不切实际地提高“城市化”水平，致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新的就业压力，也为社会长期稳定埋下了安全隐患。农村问题的确是重要的，真正置身于此的探索和研究倒也无可厚非，即使不能成功或者成功了一部分，但为科学的研究已经开辟了道路。中国的农村问题研究相当畸形，所能进行的像茅于轼和温铁军仅仅只能靠个人的威望去进行试验，虽然我并不赞同和认为他们的研究真的能解决农村问题，但至少已经是很多人得到了真正的利益，他们是值得尊重的。像茅先生的试验，我认为并不能在大范围内应用，与生俱来的民间金融的缺陷和经济人的假设最终将在大范围内应用失败是不愿看到也不能回避的。但茅于轼先生做事的方法是应该被认为最切合实际的研究方法，足以使那么多玩弄学术自封经济学家们颜面尽失。有关于这问题，我在《中国式农村问题研究》已经做了总结，在中国这是最容易成名也是培养知名经济学家最多的沃土，是唯一能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的研究，也是出成果最多实际效果最少的研究领域。话题绕回来，主要是缺乏有效的学术水平评估和相应的监督体系，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赞助基金比例相当大，好多农村研究是适应基金要求而不是以解决实际问题出发，诸多因素累加导致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无效率性。
中国一向是推崇马克思主义的，虽然对西方经济学（这儿沿用一般称呼）的相关分析等理论也的确发现有用，但受意识形态和社会公众压力所致就会出现前文所述积极的“学术剽窃”，包装演绎成自己的理论，即使有争议也不会上升到阶级斗争层面上。真正给予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科学合理客观的评价也是近几年。我们必须正视西方经济学的作用和影响，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若是像某本经济学教科书最后一章全盘批判否定西方经济学是不可取的。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容易混淆和迷惑，很难想象做学问时带着对它的不认可和否定去编一本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会有什么好的成果，不管他有多大的名声是多么的大或者他是什么权威。如果他这样只自己做科研倒也无可厚非，但一旦成为教科书难免有误人子弟之嫌。不能说他做不好，但至少他永远领会不了这门学科的核心和精髓，连最起码的认同感都没有又何来对学科的真正认知。任何学科的存在和曾经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同事都作为发展的经济学科，它们的共存是必然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以当时的《资本论》等构成了其理论基础，抑或是出于过于个人崇拜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并没有按照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发展。在此须明白一点，经济学不同于哲学。当时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形式相对简单，马克思作为个人不可能超越时代局限设想到20世纪以来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新形式，所以适应19世纪的经济理论很难再在未来仍起到基础性指导性理论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显示了其生命力和活力，但随经济形势的发展，在经济学中没有永恒的真理的真理是起作用的，基础性理论的僵化使整个学科的发展都将滞后，从而渐渐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儿仅以货币为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在今天看来未必正确，解释也未必合理，原因在于受经济发展规模和经济新形势的影响出现新的交易方式和交易手段，是马克思经济学建立时代所不可预测的。人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等地位以致后人盲目顶礼膜拜是真正的原因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可非议，问题是后人的对待态度问题，我们可以做这种假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入西方经济学，融合一直被认为是理论体系不兼容的东西，有可能会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质的发展，而不再拘泥于旧有形态。相比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随时而变甚至是随需而变，一个层面上讲这使理论创新有较大可能，比较适合经济发展，另一个层面上说系统整体基础性理论很差，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地发展，单纯从技术层面上讲，经济发展周期性很强，这些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坚定拥护者的一直诟病所在但是西方经济学正是其多变性易重建性和无绝对权威性才一步步构建了合理的现代经济分析理论框架和正确的研究方法。田国强在2005年第二期《经济研究》发表题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的论文，向国内详细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在文中他同许多已经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地位的经济学家一样称之为现代经济（科）学，划分也只有宏微观之分，而不是中西之分。反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如今前者兼容性不如后者。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界掀起的“马克思主义热”让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沾沾自喜而忘却了思考。西方经济学都能够抛弃成见吸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就一直停滞，中国的经济学者为什么就自甘自我陶醉呢？！这只能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问题，近闻中央花巨资构建马克思主义工程，创造了多项的第一，期望能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研究开辟道路。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冲击对中国众多经济学家的思想希望能有一些改变。
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之路要求必须得有一大批不为浮躁喧闹世界所动的理论经济学者们耐得住寂寞为之而倾力奋斗，需要创造出适合纯经济研究的制度环境（不妨模仿西方终身教授的类似制度，依据国情而定）。商场上的叱咤风云官场上的呼风唤雨都不是经济学，坐得住冷板凳才是经济学。认识经济学，理解经济学，还经济学之本来面目，是当务之急。西方经济学不是中国经济学构建可以凭借的基础，已经僵化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同样不能担负起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责任。中国经济学能最终形成吗？中国经济学最终会怎么样？这都不是能回答的问题。一句话，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任重而道远，成功与否，前途未卜，市场决定最终结果，让我们拭目以待。
主要参考文献1．钱颖一 大学学科布局思考[J] 《比较》第15辑 中信出版社 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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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军经济研究所http://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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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11．人大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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