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社会学的原理告诉我们，市场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环境之中展开的，市场中的经济选择行为并非完全是根据收益和成本的简单计算而得出的，因为：一、市场是不完全的，经济行为主体在市场中不可能获得理论所假设的全部的市场信息从而做出完全理性的行为选择，只能根据当下的情景做出相对理性的判断；二、市场中企业行为往往是面向未来的，预期的收益和成本因为市场环境的变化，会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所以市场行为过程中企业的风险意识就很重要，但问题在于风险本身就是不确定的。也是因为这些现实原因，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以及经济社会学家提出了市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关系产权等概念来解释制度环境对于市场主体选择行为的影响，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经济上的成本与收益的简单计算并非是企业行为主体决策的唯一依据，关系、产权、权力压力等等都是影响企业决策的因子。一金融市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国民经济的繁荣水平可以在金融资本市场上得到很直观的体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突出标志就是亚洲股票市场的崩溃。对于企业而言，金融资本市场则是重要的企业融资手段和渠道，上市后，企业可以获得大量的发展资本，从而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提升其实力。对于市场国家而言，组建和维护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与秩序是市场化进程中重要内容，所以政府干预在金融资本市场中是一个无法躲避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企业本身而言，上市意味着获得企业赖以生存的大量新鲜资金，同时也可以提升企业的知名度，人才贮备和其他资源因此得以扩充。企业规模和未来发展成为可能，但由于金融资本市场的融资属于一种信用集资，因而政府的监管也很严格，各种指标规定了企业上市的门槛。笔者以为如果我们能够跳脱这种完全理想化的经济理性逻辑，落脚于市场现实之中，从一个新的角度旁观民企上市风潮，将其视为一种带有社会性格的经济社会现象，或许我们会发现更有意义的东西。在此，笔者试图用经济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来检讨目前的事实，希望能够解释民企上市何以成风的原因。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是反对经济理性的假设，恰恰相反，笔者完全支持这样的立场，而且认为只有在理性原则的指引下，市场主体才能形成良性互动，秩序才能形成。不过笔者这种把“简单事情复杂化”的逻辑（在完全经济理性思维看来）并非多此一举，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更深刻地理解嵌入在社会环境中的市场主体行动的方式和规律。二本文选择的分析材料全部是媒体的公开报道，笔者选择的方法是收集这些资料，观察在民企上市的行为过程中各方包括企业组织、政府部门以及专家系统等角色的表现，通过这种“置身其外”的观察，分析整个民营企业上市行为所处的场域，作一个“社会学式”的思考。笔者的研究方法受到Deborah S. Davis关于中国财产继承制度讨论的启发，由于本文的篇幅有限在此对这种方法不再详述，读者可参考Deborah S. Davis的论文《Talking about Property In the New Chinese Domestic Property Regime》（载于《The Sociology of The Economy）。aihuau.com㈠ 企业组织这是整个上市行动系统中的主角，也是上市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上市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企业上市是企业财富增值的最快手段，增值的速度和倍数远非生产经营所能比的，比如，2001年中国A股市场的两只股票就演绎了这样的融资神话，“用友软件”，一家年度销售2亿多元，利润4000万元的民企，募集资金达9亿多元，等于其年度销售的4倍多，等于其净资产的10倍多；另一家企业更是创下奇迹，“太太药业”，一家年度销售不够5亿元，5000多万利润的民企募集资金达17亿元，等于其公司年度销售收入的3倍多，相当于其净资产的近8倍。同时，上市还可以给企业带来无形的资产比如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对于企业上市的好处以往的叙述很多，在此笔者不再赘述。这些巨大的利益构成了企业追求上市的诱因，如何运作而加入资本市场成为许多企业组织主要的行动。对比火爆的股市和基金市场更进一步刺激了企业上市融资的动力，这种聚财的神话对于企业而言当然求之不得。 民企上市，是公认的对企业较有利的融资渠道之一。不过企业上市是有一定门槛的，尤其对于民企而言，达到这样的门槛难度挺大（如利润底线、企业优良资产等），企业的上市申请最终需要经过国家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如果没有达到要求而被否决，那么意味着之前的运作将会前功尽弃，申请入市的巨额时间和金钱成本也将付之东流。但是这并没有削弱企业入资本市场的热情，比如以浙商为代表的长三角民企在2006年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上市热潮。大量民营企业则选择了直接上市。前年以来，卧龙科技、信雅达、恒生电子等知名企业相继上市或发布招股说明书。在直接上市融资无望的情况下，一些民营企业选择了借壳上市，像浙江华立集团先后借壳四川仪表、海南恒泰、昆明制药，横店系入主青岛东方、太原刚玉。去年5月，浙江新湖集团入主浙江创业，易其名为新湖创业。截至2001年4月28日，采取直接上市方式的民营企业共有48家，约占入主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总数的42％；买壳上市的民营企业共有65家，约占入主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总数的58％；买壳上市是民营企业上市的主要方式。还有一种表现就是所谓的概念股，虽然现在概念股不如前几年流行了，不过起码可以通过这些股票折射出一些企业的依靠自己的赢利模式进行圈钱的投机心态。所以有学者称民企这种强烈的上市欲望为一种“财富游戏”。于是，上市成为企业组织环境中的一种时髦，是否上市成为评价一个企业的重要指标，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及资产优良度等指标却为外人所忽视，无疑，这种风尚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没有上市的企业是能力弱或者没有发展前景的，对于置身于其中的企业组织而言既是机遇与动力，也构成了一种制度压力。㈡ 政府部门中国地方政府企业化已经成为学者的共识，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经济转型的进程中，过去作为计划经济主导的政府并没有随着计划体制的瓦解而退场，而是采取了新作用方式参与市场活动之中，政府行为企业化的突出表现就是政府不单单是市场主体行动的守夜人，同时也是市场行为的参与者。在民企上市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无疑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出台各种奖励措施正面刺激企业的上市热情，同时也下达上市计划指标，对主管部门形成一定的政治压力。以下是笔者从《招商杂志》上收集的一些例子，深圳为鼓励本地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改制并成功上市，深圳市政府日前出台了奖励政策：即深圳本地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只要在中小板上市，只要完成改制工作，将可获得深圳市政府30万元的奖励，完成上市辅导工作，可获得80万元的奖励，在深交所中小板完成上市，可获得200万元的奖励，在其他市场上市则可获得100万元的奖励。而当地银行的服务创新，无疑也为深圳中小企业登陆中小板提供了新的助推器。南京目前已有44家公司（包括A股、H股、N股等）登陆资本市场，募集资金量已超过了200亿元。仅今年的前7个月，就有5家企业成功上市。在南京所有的上市企业中，民营企业的上市规模占据了半壁江山。为支持和鼓励中小企业通过规范运作、上市融资谋求更大的发展，把南京建设成为中小企业成长的基地，南京市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办公室、南京上市办、南京市工商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了“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工程”，加大拟上市企业的推进力度。江苏省也在酝酿给新上市企业出台相关税收优惠的政策。而江苏省中小企业局为了鼓励企业到境外上市，将给上市成功的企业30万元的资金补贴。而青岛则直接将完成民营企业上市任务写入政府规划之中，按照《青岛市资本市场“十一五”发展规划》，青岛市力争在现有16家境内外上市公司的基础上，到“十一五”末实现上市公司达到25家以上，累计直接融资达到300亿元。青岛市发改委从青岛市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对企业上市融资等事项，开通了“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简化手续，减少环节”的绿色通道，对首发上市、上市公司再融资和公司发行债券等实施奖励。自去年以来，青岛市发改委还多次组织区市有关部门和企业进行上市辅导、考察学习和培训。和青岛类似的是，浙江省政府提出了“打造证券强省、做强浙江板块”的口号，打算在2002年至2007年的5年时间里，让浙江企业的融资额与上市家数“翻一番”。温州地方政府的目标更清晰，市政府确定了“两步走”的思路：第一步，到2008年全市上市公司数量累计达到10家以上；第二步，到2010年本届政府任期届满时累计达到30家上市公司。并且明确提出为实现这个目标，经济发达的县(市、区)要勇挑重担，发挥主力军作用。而与全国上下民企上市热浪形成对比的是珠江三角地区民企的上市率却较低，据2002年的数据，当时广东民企仅有19家在国内上市。在已经上市的广东民企当中，又多以买壳方式实现上市。其中，首发上市(IPO)的仅有3家，而且都集中在最近两年(上市时间为2001年2家，2002年1家)；有2家通过管理层收购(MBO)成为民企上市公司；有11家民营企业通过买壳方式控制了上市公司；有3家通过股权竞买方式获得。而民企上市欲求不高的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企业认为自己所处的行业不是国家政策重点扶持的行业。在整个上市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民企的上市率不单成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同时也是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政府的参与、鼓励以及直接帮助成为民企上市风流行的第二个动力源泉。㈢ 专家系统
涂尔干认为社会理性化的过程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社会分工的进步与发达，其中专业系统的出现则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重要表现。丹尼尔8226;贝尔曾断言“后现代社会是专家掌权的时代”，在社会交换和经济交换行为中，专家系统的出现和发达提高了交易的频率，也极大地节约了人们的交易成本。就社会层面而言，专家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话语的传播和扩展之上，而这些专业性的话语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会慢慢演变为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指导性规范，这就赋予了专家以权力。专家系统在这场上市的风潮并不会如市场参与者一样冲动，大多会保持冷静而理性的思考。如有人撰文提醒追上市风的民企，虽然“种种迹象表明，在推动企业上市、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壮大当地经济方面，全国各地政府的服务创新和银行、基金等资本的投资创新让很多企业感受到从未有过的上市动力”，但是“在上市过程中，企业不应该单纯视上市为时髦，也不能单纯追求政府物质上的激励。单纯把上市成功当成经营上的成功更是个大错误。实际上，上市并不是经营成功的标志，而是责任更大了；融资也不是收入，而是某种意义上的负债”。面对民企上市的投机动机，郭先登更是直言“弄清企业为什么上市比单纯追求上市更重要。”他分析说，“企业上市首先是提高自身的核心能力与国际化能力，通过进入资本市场这个平台和舞台，企业才能获取更多的优势资源；其次，企业通过上市更有利于提高企业品牌的整体形象，而不是简单的包装。”专家学者的话语在民企中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和验证，如温州华仪集团董事长陈道荣切身体验到，“企业上市后，上半年，我们企业参加电器产品的招投标，发现招投标容易了，中标额比去年增加了80%多，这是我们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带来的好处。但是，我更看重公司在招聘人才时，一些博士生、硕士生更愿意来我们企业上班了，人才好招了，发展后劲就更足了。”也就是说专家学者冷静理性的分析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上市，客观地讲，这无论对于企业自身以及对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三本文分析一个基本的假设是把民企组织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因此民企的市场选择行为既是嵌入于社会之中，也是能够组成社会现象。秉承这样的研究假设，笔者试图通过经济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对民企上市风进行解释。新制度理论讨论的核心内容就是组织和制度环境的关系问题，在新制度主义理论框架中，组织不再是一个自我行动的封闭结构，其行为是受到外界环境影响和塑造的开放性的结构状态，据此，新制度主义理论关注的是组织的行为实践，而非韦伯所关注的科层制的组织理想类型。一般来说，学界以迈耶(Meyer) 和罗恩(Rowen)的两篇论文作为经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兴起的标志，一篇论文是《作为制度的教育效力》（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as an Institution）（1977），另一篇论文是《制度化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Meyer & Rowen 1977）。他们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组织之间的同构性，也就是说为什么大量的组织采用了相同的结构形态，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解释是因为组织外部制度环境的要求。他们认为社会系统中的组织面对两种不同的环境，即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有效率,按最大化原则来组织生产，而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legitimacy) 的机制，参照现行的社会构架系统所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形式是否有助于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这就是组织趋同的原因所在。迪玛奇奥(DiMaggio) 和鲍威尔(Powell)在迈耶和罗恩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导致组织形式、组织行为趋同的三种机制：1、强迫性机制，比如政府的规制与文化方面的期待；2、模仿机制，在面临不确定问题时，组织往往采取同一组织领域中其他组织在面对类似不确定时所采用的解决方式； 3、规范机制，它来源于专业培训、组织领域内专业网络的发展和复杂化。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家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环境对于组织行为选择的影响，组织结构并不是一个基于组织目标的主动设计的理性过程，而是组织在制度环境的压力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相似的结果。在组织与环境两者中，组织依然处于从属地位，不得不屈服于外部的制度环境要求。虽然新制度主义理论在解释民营企业上市风上有些极端，但是对于民企组织而言，由其他经济组织、政府部门以及专家系统构成了一个推动企业上市的当下制度环境，既构成了民企上市的有利外界因素，同时也对未上市的民企组织形成了制度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