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年来风水盛行当然不是官场独有的现象，这只是整个社会风水文化兴起的一个面相，只是因为它出现在官员身上，并与腐败问题相关联，所以显得特别刺目。
精英文化不彰，导致风水泛滥 事实上，不只是中国大陆，东亚社会，如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脱贫致富”之后，风水文化都是大举复兴，甚至前所未有地发达。尤其是香港，风水文化之盛，以至于让外国公司都入乡随俗，如迪斯尼乐园建园时就根据风水师的意见，修改入口大门与码头人行道的方位，以确保聚集乐园内的财气，不至于流入大海。韩国的一些组织近年来则力推风水“申遗”，搞得轰轰烈烈。 风水文化在东亚社会源远流长。它本是一种属于阴阳家、道家系统的方术，起源于先秦时代，2000多年时间里对老百姓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很深，成为一种重要的民俗文化。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尤其是宋明以来士大夫文化高度成熟的时代，风水作为一种方术、巫术，是一直被主流文化传统所排斥、抑制的。 儒家文化早在孔子那里就有不语“怪力乱神”的要求，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就是“理性化”程度比较高，祛除巫魅的程度比较高。汉代儒家如董仲舒等人受阴阳家思想影响还比较深，大讲天人感应，使汉代的官方政治到民间生活都弥漫着浓厚的巫术色彩。到宋明理学兴起，儒家哲学的理性化程度得到很大提升，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大传统自觉地与风水等民间巫术文化保持距离，即使有个别士大夫相信，也是私下的事，不登大雅之堂。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东方世界迎来“启蒙运动”，儒家文化圈对民族文化的信心降到最低点，仙、医、命、卜、相之类自然在被摒除之列。而近几十年以来，亚洲四小龙崛起，中国经济改革取得重大成就，东亚国家又重拾民族文化信心。更关键的是，中产阶级壮大，市民文化真正开始形成，民间俗文化获得前所未有大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正是当代东亚社会风水文化复兴的重要原因。而风水文化的泛滥，也正是因为当代东亚社会传统精英文化衰落，社会不够成熟，俗文化缺乏制衡的结果。 目前来看，在我们社会，风水等巫术文化缺乏制衡，有泛滥之虞。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政府中高级官员、富人、各界明星本应是精英文化的代表，是制衡俗文化的力量，然而许多人竟成为风水、巫术的拥趸、倡导者。而且，大陆一些出身公立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教授，在大办风水学习班、大发风水财之余，公然鼓吹风水的“科学性”，附会现代科学的内容，把风水说成是一门“结合了地理学、气象学、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学科的一种综合的自然科学”，甚至比现代科学还要高深；还有人迎合官方意识形态，鼓吹所谓“科学化、唯物化”的风水，说风水揭示了宇宙的大规律、社会的大法则、人生的大智慧等。这些有失学格的说法，混淆视听，欺世惑众，显然加剧了当前价值失落、思想混乱的状况。 事实上，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是一种不难解释的文化人类学现象。“风水”本身起源于古人素朴的生活经验，起源于人们趋利避害的一种自然选择与适应，比如选择背风向阳而居，注重居所安全与周边环境的便利、景观的协调等，这自然有一定的学问、讲究，但并不神秘。其实不用学习风水，连穴居的动物都知道选择背风向阳而居。 这种风水意识也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如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俞孔坚教授指出，任何一个古老民族都有这种“占地术”，只是由于生活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语言不同，而有不同的表达形式而已，“无论是埃及法老王的陵墓选址、还是玛雅文化中金字塔的方位、还是美洲印第安人的蛰居洞穴的选择，人类都有类似的环境解释和操作模式，都旨在茫茫的大地上给自己定位，以便建立起和谐的‘天地－人－神’的关系。” 中国人风水意识特别发达，并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发展出一门独特的风水学，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农业文明，与土地、自然环境的关系最紧密，“风”、“水”这些自然因素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更强大。基于传统的哲学与巫术世界观，中国古人把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知系统化，并演绎出一种祈福驱灾的实践技术、方术，就是所谓的风水学。 中国“风水”起源于趋利避害的朴素生活经验，没有进化成科学，却演变成一种方术，主要在于它不讲实验证据与逻辑推理—这不是科学的方法，而是以关联思维即联想与类比来建构其体系。像门口摆放石狮子以抵挡“煞气”，胡建学修建“岱湖桥”取其谐音“带胡”，就是典型的联想与类比思维。贝聿铭设计的香港中银大厦建成后，风水师说大厦造型有许多尖角，犹如锋利刀口，会给周围居民带来厄运，于是附近建筑纷纷装上反光镜，把厄运折射回去，这也是基于联想与类比的思维方式。 世界上固然有科学还不能解释的事，但风水学本身，却是现代文化人类学早就能解释的，毫不神秘。其实，风水大师力量再强大，他靠的也不是科学的力量，而是靠人们对神秘性的畏惧，对奇迹的非理性期待。风水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作用的是人的心理，而非客观世界。风水能改变世界，靠的是通过暗示等手段改变人的心理。 要追究风水的科学意义，我们只能说，风水体现了传统中国人对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了解风水学，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理解传统，仅此而已。即使从与风水学最接近的地理学的角度来看，风水学也无多少科学价值。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甬坚先生所说：“风水学说讲究对住宅的选址，实施中会联系到水、土壤、地形等因素，有一些自己的表述和认识，但大都微不足道。—虽然风水要对山川作一些描述，涉及一些像是地理学的内容，却多不可取。比之同时代、甚至前代的地理学认识和成就，它都差之甚远。” “花公家的钱，请自家的神” 对当代一些学者教授出于各种目的，肆意拔高风水、混淆视听的做法，我们应该保持警惕。至于民众对风水的信仰，如前面所说，它其实是植根于人性中的对奇迹、超能力、改变命运的一种非理性期待，信与不信，应该是个人的自由，只要不因此而侵害他人，违反法律。 真正需要干预的是一些官员“花公家的钱，请自家的神”的行为。2007年，香港审计署发布公告称，公立机构应用科学研究院三年间花费18万公帑，三次聘请风水顾问，为应科院搬迁提供风水指导，枉花纳税人金钱。总裁杨日昌被迫辞职，以平息众怒。这与新华社等媒体揭露的浩大的政府风水工程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而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有官员竟拿着下属的八字找风水师批算，以此作为提拔的依据；还有官员请求风水师施法术以打压竞争对手。这种种骇人听闻的故事告诉我们滋养“王林”们的土壤是多么深厚，确实如《人民日报》所说，官场风水学的问题，是“需要重点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