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既然国家不鼓励“两高一资”产业在沿海区域发展，为什么又要让它们进入特殊监管区域？
“这些物流企业占了不少写字楼，为什么税都交到上海去了？”最近，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经贸局副局长黄建明正在做区内企业税务贡献度的统计，得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结论。这是由于苏沪两地营业税的收取政策不同。上海按照增值部分收，苏工则是按照总营业额收。由于上海收得比较低，对成本十分敏感的物流企业，纷纷把开票流程放到上海。aihuau.com黄建明表示，园区正在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在税务政策上做进一步改进。“我们还是有机会扳回一局的，”黄建明表示，“两税并轨后，苏州工业区的所得税仍停留在15%，这条政策中央只给了我们一家。”顾此失彼自从1990年代国家开始设立特殊监管区域以来，因为各区的繁荣程度直接关系到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地域的招商力度，激烈的竞争也就在所难免。不久前，各区还在争开保税物流园区，由于事关退税政策，竞争一度白热化。在沿海几大区域纷纷得到保税物流的政策后，各地区的功能落差趋于缩小，接下来大家都把财税作为“杀手锏”。“功能已经不是卖点了，除了产业环境、地理位置，我们和客户谈得最多的就是税费优惠。”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下属开发公司之一的三联发展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刘明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政策诱导下，企业把开票、销售、加工、物流分设在各地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位前飞利浦内部人士举例说，因为上海贸易环境较好，飞利浦（苏州）曾试图把全国销售拿到上海做，但苏州不愿意税源流失，经过多次谈判、相互妥协后，设在上海的销售公司又在苏州设立了分公司，把开票流程放在了苏州。但仅有税费的优惠，而无实际的功能支撑，也会导致企业的流失。据德尔福内部人士透露，为了吸引德尔福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在德尔福汽车部件、空调等几家公司及后来的德尔福（上海）研发公司身上，地方政府给的补贴以千万计。即便如此，依旧无法阻挡德尔福离开的脚步。德尔福离开的原因，是因为公司业务部门重新划分，但外高桥的物业功能和面积已经达不到要求，遂把部分工厂迁往苏州。德尔福全国物流经理张伟松表示：“两地在物流成本的核算，贸易功能上的差别不大。苏州的优惠政策也不一定少。”另外一些企业则更强调功能的重要性。“我们希望得到税费优惠，但更想借功能区域创造更大的价值，”SONY物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物流部经理于光表示，“一旦真正运作起来了，我们自然就扎下了根。”伴随着武汉、成都等特殊监管区域的功能逐步健全，空港配套设施逐步完善。一些有保税业务需求，却无意承担沿海高成本的企业，已经逐步开始往内地迁移。“你补贴再多，能多过中西部地区么？”一家代工厂的负责人说，“我在你这可能排不上号，但去一个新兴区域就显得比较大，能获得贵宾待遇。”功能比拼“卖优惠”的短期效应丧失后，特殊监管区域仍要比拼服务功能。这也是以支持国际采购中心、结算中心为目标的上海，推出以浦东新区为试点的外汇管理“九条措施”的原因。在2005年10月颁布的“新九条”规定中，在浦东新区设立财务中心或资金中心的跨国公司，可以在境内银行开立离岸账户，用于集中管理境外成员公司的外汇资金。而近期，通用汽车、博世投资、松下等离子、惠普信息技术等18家企业相继加入“九条措施”试点，开展“非贸易外汇管理”改革，试点企业已拓展至93家。在今年8月17日颁布的《保税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法》中，外管局对于贸易的限制进一步放宽。比如，一家A企业向B企业进口一些原材料，货款支付给对方，但真正供货的却是第三方，物流和资金流对不上。以前在这种情况下，核销上有困难，在资金划拨上也是不被不允许的。在《办法》实施后，理论上应该所有特殊监管区域都可以做了，第三方可以参与到支付中。“外汇政策还没有操作成熟，我们还没有发现更多的增值服务。”当记者采访注册在外高桥保税区内的两家供应链企业时，得到了同样的答案，“大型公司可以从新颁布的外汇政策中获得更多的个性化支持，但是也没有到收放自如、建立模型的地步。” 这两家企业均想借资金链，为入区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但一切还在构想阶段。同时，特殊监管区域的整合也在全力推进，今年11月20日，苏州工业园区将现有的海关保税物流中心（B型）和出口加工区A、B区、唯亭监管点进行功能整合、政策叠加，形成了现在的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天津东疆保税港、上海洋山港也均以“最接近自由贸易区”自居。“七地出口加工区开始拓展保税物流功能，松江的加工企业不用去外高桥就能实现一日游了，政策叠加的效果看得见嘛。”上海松江出口加工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举例说。不过，在记者的采访中，苏州高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和上海外高桥三地的官员，均不认为区域整合对招商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政策打磨成形需要时间，首先还是要让区内的企业感觉到变化。”黄建明说。“两高一资”去年以来，事关企业所得税和出口退税的新政策层出不穷，因此结合这些政策制定新的税费优惠政策，成为各地的竞争焦点。随着一批批加工贸易限制目录的公布，更多的企业必须面对保证金实转带来资金压力。“保证金一收，以我们工厂的贸易量，资金流的扩充会以千万计，这是我们难以承担的。”某大型化工企业的财务总监表示。虽然该企业有A类企业资质，但预计在明年下半年，保证金仍然需要实转，“企业正在想办法规避政策风险。”显然，进入特殊监管区是最直接的办法。7月份，商务部驻上海特判办和上海外经贸委召集上海20余家大型企业代表就新的退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程度进行了探讨。会晤中，小组领导表示，如果产品是在限制类目录中，可以往特殊监管区域内搬迁。在1995年颁布的《关于对加工贸易进口料件试行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暂行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了对在保税区和驻有海关监管人员的保税工厂内进行的加工贸易进口料件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业内专家预测，新的退税政策可能让一些加工贸易企业进入特殊监管区域。“有潜力重新让沿海监管区域客户盈门。”办法是行之有效，但对于企业来说，迁厂的巨额成本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正因为我们公司对成本敏感才会规避保证金，如果为此在临近区域迁厂并交付更高的商务成本，我们是不会考虑的。” 上海一位台湾皮革生产厂的张姓主管告诉记者。国家对加工贸易产业的结构调整，在一些地方政府看来，也是忍受阵痛的过程。单就今年8月20日公布的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目录里。广州市就大约有25.87亿美元加工贸易被列入新增限制目录，占广州加工贸易总额一成多，有470多家企业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估算相关企业要增加12.45亿元的保证金负担。当时就有官员建议企业利用深加工结转方式来规避资金负担。另一方面，吸收加工贸易企业，是否就能成为特殊监管区域复兴的方式？明硕总经理特别助理吴东瑜表达了相反的观点：既然国家不鼓励这些涉及“两高一资”的产业在沿海区域发展。又怎么会让它们进入特殊监管区域？ 在记者的采访中，苏州工业园区和高新区的领导都不认为退税政策会对区内的产业结构产生多大影响。“低附加值、低税收的企业我们当然不会让它们进区，区内也没有便宜的物业租给它们。”黄建明表示，但谈到一些高附加值企业的某些产品在限制目录内的情况，他表示，可以通过“变通”的办法来解决企业困难。苏州高新区保税物流中心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金杰则认为，苏州的IT产业比较多，产业结构本就高端，退税政策给苏州带来的影响不会很大。“绝大多数企业都是鼓励类型，相应的，政策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变化。”上海外高桥的刘明则表示：“有加工企业进区，当然欢迎。但每个区域都会做统计，选择贡献度最大的产业群着力培养。”在上海外高桥，贸易企业占到了绝大多数，而苏州则是加工企业唱主角。“再高端的产品也缘于基础制造，难免会有一些是国家限制的。”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裁曹杰表示，国家利用“保证金”为杠杆，除了将部分“两高一资”企业往内地迁移外，也有心利用特殊监管区域将一部分相对高端的企业“圈养”起来，便于管理。“区域经济集群很明显的地区，如珠三角的一些城市，不要因为这个政策萧让其萧条了，国家会给它们一个缓冲。” 据内部人士透露，自8月份出台新的限制目录之后，上海浦东地区至今还没有一家企业为海关目录限制类产品上交保证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