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引子：保税区重现洼地效应2007年，曾经被跨国公司们冷落的保税区，回潮涌动。中国加入WTO之后，向更多的内外资企业开放了进出口权。贸易管制的放松，导致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特殊监管区域，在最近6年时间中逐渐去了吸引力。在沿海城市，这个趋势更明显。那些跨国公司设立的合资制造企业，纷纷离开这片曾经给他们带来利润和光环的土壤。现在，这里地价飞涨，劳动力成本上升。而他们新的淘金地，是那些对外资更加渴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的中西部地区。不过，就在最近的一年中，包括通用、惠普、索尼在内的大牌跨国公司，对这片曾经的热土重现热情。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这些公司一度车马冷落的大门上，崭新的“营运中心”铜牌标志着回潮的涌动。而在不远的苏州，华硕为了将一家代工厂搬进出口加工区，不惜忍受高出30%的土地租金，上演了一出“大挪移”。aihuau.com联想到跨国公司在中国海外采购量的不断扩大，以及他们针对国内消费的投资已经到了规模化的临界点，保税区的变化很容易让人产生乐观的推断——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城市，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数字的变化也提供了佐证：特殊监管区内生产型企业的比重，已经从最初的90%以上下降到不足30%。现在，这里是跨国公司处理订单的采购中心和营运中心，是那些从事一日游的物流公司的天堂。不幸的是，这是一个错误的推断。本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的功能并没有改变，悬在回流企业面前的“胡萝卜”，是地方政府税费的优惠。地方政府给出营运中心的牌子，需要的仅仅是企业把“开票”的流程放到区内，借此取得税收。在外高桥保税区内一些跨国公司的楼体和大门上，悬挂着硕大的“仓库出租”广告，证实这里更像是一个空壳，与企业的产业链升级或者转移毫无瓜葛。但回流的确在发生着，同一地方的不同保税区之间，甚至展开了竞争。夹在其中的跨国公司，需要抉择的就是谁给的“返利”更高。诱使地方政府祭出“财政杀招”的是两项政策。一是所得税并轨从2008年1月1日实施，二是不断扩大的出口产品限制性目录。由于过去几年贸易政策的不断开放，保税区内外之间的税费优惠已经没有太大差别，这让很多跨国公司把运营实体搬到了成本更低的区外。但在新的政策下，他们和他们的产品在特殊监管区之外可能不再享有特权。他们需要新的避风港。而地方政府适时地把特殊监管区划定为可以保留15%所得税率和免缴台账保证金的特区，自然吸引了跨国公司的回流。这也符合中央政府为退税政策定下的调子。在外贸顺差扩大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降低出口退税和实行所得税并轨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国内的产业结构还没有积累够足以实现自我调整的本钱，这使得任何一项政策调整，都需要一个过渡期。毕竟，十几个点的所得税差，以及每年可能高达上亿元的台账保证金，不是任何一家企业所能马上消化的。地方政府要控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把他们装入特殊监管区是最好的选择。从远期来看，这种回流是有矛盾的——中央政府最终的目的是取消税差，但地方政府更愿意昭示这种内外有别，并以此作为吸引企业“来此安家”的唯一手段。这种矛盾折射的是中国制造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挣扎。所得税并轨和增加限制性出口目录，本身并不能促进产业的升级。真正的跨国公司并不会因为税费的优惠，和那块名不符实的铜牌，就会在保税区内重新亦或加大投资。一旦税费牌打光，他们仅需夹着皮包，拍拍屁股就可以走人，更罔提带动产业升级了。此外，政策并非哪一家独有，要是仅仅拼比税费优惠的力度，没有哪个沿海城市可以开出比西部更具诱惑力的条件。跨国公司真正无法割舍的，并不是监管区的那道围墙。恰恰相反，他们希望特殊监管区能让自己的贸易更加自由。新加坡和香港的地价和人力成本比上海更高，但仍能吸引数量众多的真正的跨国公司“营运中心”入驻，除了税费的优惠之外，更多的是因为这里有全世界最高的物流和资金运转效率。当了解到一票货物在新加坡的通关时间是15分钟，而在中国最开放的特殊监管区却需要一周时，我们或许应该反思一下，是否到了把“监管”与“服务”分开的时候了。终将有一天，所得税差和退税会消亡。那时我们将以什么谋生？“营运中心”虚热利用内外资所得税统一标准之前的空隙，建立在摊薄财政收入基础上的招商政策，并不能让地方政府看到企业聚集后的利益回流。本刊记者商勤硕/上海报道从2006年10月至今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标注着“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营运中心”字样的铜牌，被悬挂在了区内30余家企业大门口显眼的位置。这其中，不乏索尼、松下、德尔福、通用、英特尔、惠普等跨国公司。突然掀起的运营中心“挂牌热”背后，是一场地方政府在所得税并轨之前，对跨国公司的争夺战。
11月21日，上海外高桥工商区注册科科长张建斌向记者表示：“（这里面）几乎没有新增企业，只是原有企业重新做了一个功能的拓展。”经记者核实，绝大部分挂牌“营运中心”的企业的运转并无实质变化，只有少数几家企业把全国的开票流程挪到了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营运中心”的招牌由上海外高桥区政府颁发。牌子昭示着一种资格。挂牌子的企业享受优惠待遇，地方财政会拿出一部分资金，按照税基补贴到这些企业的所得税、增值税和营业税中。此外，政府还会拿出一笔钱，对区内企业高层的个人所得税实施返还。“因为区政府相对富庶，这条政策暂时是全国保税区里独一无二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三联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刘明说。保税区彷徨“如果没有两税并轨，政府不会去想这个吸引的策略。”刘明说。在2008年1月1日所得税并轨之前，注册在上海浦西的内资企业所得税是33％，外资企业是24％。在浦东新区，则是统一的15％；如果企业是在外高桥保税区内，还另有补贴。一般来说，一家设在外高桥保税区的跨国企业，真正的税赋大概在3％左右。从2008年开始，除了一些加工型企业的“两免三减半”政策可以维持至期满外，其他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统一为25％，外高桥保税区相对于其他区域的税费优势会大大降低。“08年以后，特别是那些内资企业，更会觉得区内高昂的商务成本物无所值。”刘明说。实际上，在所得税并轨政策出台之前，外高桥保税区已经感觉到了危机。行业内风传大约有20％的企业已经退出了保税区，刘明对此未置可否。中国加入WTO之后，许多贸易政策逐步放开，保税区不再具有排它性，在区外也可以实现一些贸易功能，也有了保税仓库。德尔福物流总监张伟松认为，企业业务模式的转变也是保税区不再吃香的重要原因。比如某工厂原本位于保税区，采购进口原材料，经过加工，再把成品卖到国内。后来，工厂发现同样的原材料在江浙等地也能够买到，从而放弃了进口保税功能，把厂子迁到区外。这样一来，也就不用支付保税区比外面高出30%的场地租金。 此外，当初国务院批了外高桥保税区，只给了大致功能的描述。由于各部委没有很好地协调，从而导致很多功能难以实现。飞利浦电子在外高桥保税区开区之初，就匆匆在区内注册了公司，却发现与期望相距甚远。比如飞利浦的一家下属公司外汇额度比较多，另一家需要外汇收付却没有了国家给的额度，飞利浦想在保税区内设立一个类似于区域总部的机构来实现外汇额度的统一调配，但这个功能由于严格的外汇管制，一直无法实现。一位曾在飞利浦任职的人士指出，公司在保税区内会受更多限制：任何的资金收付都要有单子；货物流和资金流的流向必须一致；注册在区内的企业里面不能做国内贸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当功能区域开辟出来后，好多500强企业在区内注册了某某（上海）有限公司，但多少年了，一直很少用，因为功能实现不了。”该人士说。虽然2005年以后，国家将特殊监管区的外汇制度、钱货分离流程以及内贸权等逐步放开，但其中很多仍停留在“试点”和“磨合阶段”，一些企业仍感觉到不便。前不久，飞利浦的消费电子贸易服务公司搬出了外高桥保税区。不仅仅是外高桥，其他特殊监管区域也有相同的尴尬。运作加工或仓储等业务的物流公司遇到的麻烦更大。上海合冠供应链公司副总裁曹杰举例说：“同样的产品，MD设在新加坡特殊监管区域的工厂，操作工业包装、商业包装到出区，全部弄完也就在15分钟内。而SANDISK在上海闵行出口加工区内类似的业务操作，以前可能还要借道香港一日游，成品出区需要一个多星期。” 短期优惠条件渐失，长期功能无法实现，其他地方政府也来趁机“挖角”。站在园区方的角度，刘明认为外高桥保税区客户流失的另一原因，是地方政府之间的角力。“比如飞利浦电子的迁出，是因为其在上海闸北区搞了个总部，而总部开票额不多，所征税款太少，引起了当地政府的不满，从而不得不把在保税区内的公司搬过去。”随着飞利浦、柯达、德尔福把自己的部分公司迁出园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意识到不能维持现状。“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挽留工作，”刘明并不避讳。功能难以迅速实现，但“让利于民”却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上海外高桥区政府和开发公司遂从去年10月联合起来，推出这次财政举措。“宝剑赠英雄”“用地方财政的拨款填补15%到25%之间的所得税差额，应该是行之有效的。”刘明说，“当然获牌的好处还仅限于此。”实际上，区政府颁发的“运营中心”称号囊括了从运输到商务的所有功能。“概念模糊，反倒更容易认定。”刘明说。与其说是给企业一个功能界定，不如说直接授予了一个“VIP”称号。在保税区9000多家企业中，仅有30家运营中心，凭此身份与政府对话，自然会比其他企业更受重视，可以尝试更多的合作机制。“比如，海关可能只为你在周末加班，因为你是被认可的诚信企业。在商检过程中也可能减少抽检比例，从而大大提高通关速度。”至于这一举措能够取得的成效，刘明持乐观态度。“上海以贸易型企业为主，许多企业做贸易加上开票功能，实际上在营业税方面贡献更多，所得税并不是重头。给一些政策应该可以抚平阵痛。”他强调外高桥是国家配套试点，即便所得税变化，区内企业应该也能享受一些国家给予的优惠。在外高桥保税区发牌的企业中，既有贸易型的也有非贸易型的。按照区里的思路，明年会把这两个概念分开，以使优惠政策更符合个体需求。为伯灵顿、嘉里大通等物流企业量身定制的政策也会在明年相继推出。为吸引跨国企业入驻和回归，外高桥手中还有其他的牌。根据规划，6号地铁线将在今年年底开通，这可以使内环和外环之间的保税区企业，节省下不少班车钱；刘明手头在做的项目，还包括休闲会所、健身中心、餐饮业招商，这都是外高桥保税区打造“海港经济圈”计划的一部分。相对于两税并轨对企业产生的影响，刘明认为，决定企业去留的因素有可能在局外。如果某企业在外高桥落户已久，员工都住在周边，再行搬迁很可能意味着团队的更换。“企业都有运营惰性，如果说外高桥的企业和集团下的其他企业合并，那原来的总经理就很可能调职。”截至11月底，已有30余家企业接受了外高桥保税区的美意。“今年的目标是50家，总体目标会有几百家。”刘明说。明星接受了“高薪”，当然还要承诺不“转会”。“我们当然有门槛，注册资本100万，销售达到1个亿，税收1000万。” 刘明掰着指头数。利来利往“一两年前，还在为两税并轨的事发愁，现在反而没有太多顾虑。”在刘明看来，企业最在意的就是税收优惠，用财政补贴的办法实现了，就能留住企业。刘明认为，现在各园区的招商在功能上的卖点差别不大，保税仓储、分拨、集中报关、商检免检等等，没有太多新鲜的概念，对于企业有真正吸引力的，还是在税务政策上。目前，确实有KWE、SONY等企业在挂牌后把采购开票功能放到了外高桥，但更多的企业选择了按兵不动。“是否能让一家跨国企业实现真正的开票结算功能，仅仅是税费的优惠还不够。”前飞利浦人士认为。因为，目前内销开票还是要通过政府，企业每一笔大宗汇款都需要汇报。功能障碍不予解决，单是“让利”只能治标不治本。“外汇九条及相关细则的出台，可能显示外汇政策的松动。但某些政策的改变，需要经中小企业验证后，跨国企业才会跟着变动。”在这位人士看来，绝大部分营运中心很难在短时间内名副其实。即便有更多的企业拓展功能来享受税费优惠，也不值得盲目乐观。“来得容易，也走得简单，当其他地方有更多的优惠政策时，这些贸易型企业由于没有实业的困扰，抬腿就可以走。”一位供职于欧莱雅的人士指出，欧莱雅的迁出正是这样，当其中国投资公司的注册地金山区，利用更好的财务政策进行诱导时，欧莱雅迅速把设在外高桥保税区内的订单中心给撤了。“在外高桥我们可能量级不够，而到了金山区我们应该算大的，能从它那得到更多的优惠。”他说。由物流引来商流，继而搭建资金流平台，实现金融业、服务业的繁荣，是上海为自身描摹的国际化路线。但这种以短期利益为风向标的营运中心“大挪移”，如果没有好的后续政策，很可能成为一现昙花。建立在摊薄自己财政收入基础上的招商政策，并不能让地方政府看到企业聚集后的利益回流。这更像是保税区政策退化的一针强心剂。但地方政府有自己的算盘。“区政府每年定的招商任务没有减少，有的时候需要腾笼换鸟，放走一些税务贡献少的企业，而去拉大客户。”刘明说。尽管SONY在营运中心上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但特殊功能区的政策还没有达到批量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地步。 纳税大户SONY“营运中心”的 称号名至实归。SONY物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注册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内，在保税区和保税物流园一共有仓储15000平米，承担着SONY全国70%以上的成品出口任务。该企业直接负责内地5家工厂的全球采购业务，更被赋予了销售功能，向美国、向东南亚、向欧洲，完整打理“中国制造”对外的交易流程，能动性之强，堪称SONY在亚洲的一个中枢。当产业升级被上海市一再重提，各特殊功能区域都把“大力推进物流和金融等服务业”写进报告的时候，SONY的一系列举措正称了政府的心意。上海港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港，但上海更大的野心是成为国际性的转运中心，其规划的路径是由物流引来商流，再由商流拉动金融和服务业，SONY的经验证明，上海的这个梦想不再是纸上谈兵。但不得不看到，上海保税区9000多家企业中只有SONY、先锋等寥寥几家企业对保税区的新功能进行了尝试，多数企业“醉翁之意不在酒”。换个角度看，SONY正成为“试药”志愿者，去体历和修正那些初遇磨砺的政策和环境。营运中心“2005年初，SONY对各个工厂的采购和物流做了一个整合，把VMI设在了此处。”SONY物流部外高桥保税区科经理于光介绍。此前，SONY5家工厂拥有各自的物流商，采购货物以及出口都在各个港区分别进行。随着在中国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各自为政造成了内部成本的居高不下，SONY开始在财务和物流上的统一管理。“采购和开票集结到一处，便于成立一个总金融公司来向银行借钱。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总部的统筹以及通过规模来获得更好的税费政策。”在于光看来，物流整合的效果不言自明，SONY在整合零件供应商的成品物流的同时，甚至把触角伸到这些厂家的后院。“这些模块制造商的跨国零件采购，也有不少是从保税中心走的。”上海实业外联发国际物流公司物流总监杨礼伟认为，相对于其他日本企业，SONY更具国际化特征，这构成了其和国内供应商开展深度合作的基础。目前，上外物流与SONY的采购系统进行了对接，全权打理后者的走货业务。合作的规模不断扩大。“现在SONY的保税仓库已经有15000平米，三年前，仓库的面积仅为200平米，还不足如今的一个零头。” 杨礼伟说。SONY甚至已将东京的运营中心关闭，把功能搬到了上海。而在于光看来，这再正常不过。SONY的美国业务已经超过日本本土，而中国市场的潜力也在迅猛增长。“在制造链上，中国更是不可撼动的核心，中国大陆已经生产SONY 60%以上的DC（数码相机）、DV（数码摄像机）。运营中心当然应该更靠近原产地和新兴市场。”他说。直送海外兼具成品、零部件、备件运输三大功能的SONY营运中心，物流功能非常复杂。一台相机制成出厂所需要的采购单位是基本件的3倍，因为配件、说明书、包装也包括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很大。保税物流园里的VMI中心，能让那些来料加工的上游厂商继续“两头在外”，又能让那些20%从国外进口的关键部件不必早早地完税进关。物流供应商会在保税仓库里，将不同来路的货物按照工厂的订单分拣，只到出库的时候再行办理通关业务，发到工厂后可以直接上线。“保税物流仓库还有更多功能，比如我们从国内采购的零件要发往国外，就通过其周转，在船期的调配以及控制国外厂区的库存上都有很大的帮助，而这种采购的量正在迅猛增长，今年预计在6000万美金，明年就会达到1.2亿美金。”实际上，上海正在影响SONY全球供应链的布局。“现在我们可以直接从上海把货物送到纽约沃尔玛的货架上。” 于光介绍。传统的国际点对点运输，再到收货国落地分拨的模式正在被取代。如今，SONY的数码相机可以在上海做分拨，直接飞往美国各地的卖场，大量节省了运费。上海运营中心具备的销售功能，让量级巨大的SONY有了更敏锐的反应。让杨礼伟记忆犹新的是，一次SONY突然出货，要求上外物流连夜联络机场，不惜高价将30多个40英尺的集装箱的货，改由空运发往欧洲。“机场人都看懵了，900多吨货物甚至比他们两、三个月走的总量都多。”事后，杨礼伟了解到，此次动作是因为欧洲市场对SONY某产品的需求激增，运营中心得到销售反馈后，立即做出了大批量调货的决定，抢在旺季把产品推向了市场。政企互动外高桥政府颁发的“外高桥保税区营运中心”铜牌早就挂在了SONY运营中心的门前，但于光认为税费优惠只是企业考虑的一部份。SONY运营中心正在从政府部门逐步提高的服务意识中运转得更有效率，授予信用证、“分批通关、集中报关”等服务功能正在推行。SONY也有更多的机会同海关、商检的官员们坐下来讨论服务流程的改进。长久以来困扰SONY 的开票问题，也终于得到了解决。最早，SONY在境外的采购中心向国内供应商直接下单开票；当采购中心前置放到外高桥的时候，由于国家政策限制，必须由一家注册在特殊监管区的国资公司作为SONY的代理来向供应商开票。而这会导致供应商对这家企业的陌生感，而一旦出现资金纠纷，SONY由于中间隔了一层，风险很难控制。现在，政府以SONY的信誉做评定，给予了SONY自行开票的权利，自然麻烦少了，速度快了。于光认为新近颁布的外汇九条，应会给SONY带来更多的收益。在贸易中不时会出现三角付款关系，即货物采购到保税物流区，而资金却流向国外，再由区内企业向发货方打单的情况。由于物流和资金流向的不对称，以前，只要是类似情况的大宗付款都必须做申请，向有关部门做解释。“而现在根据相关政策，监管部门应会有配套动作，届时资金流转速度必然会大幅加快。”于光说。陆续出台的新政策也让SONY看到了新的舞台，比如区港联动，通过电子信息就可以进行报关。还有，通过与海关和管委会进行IT系统对接，可以接受在线管理。不过，于光也指出，“都是好方向，但说了半年多还没有看到具体举措。”仍旧孤独即便如此，于光也不免遗憾地看到，入区进行类似操作的企业实在寥寥可数。他认为，大企业的架构调整固然困难，而功能区的调整也还未到达“受人追捧”的拐点。而SONY与别人不同，也是有其原因和特点的。“要谈SONY需要，第一是时间，第二是时间，第三还是时间！”于光说。时间对于消费电子类厂商来说就是生命。“一个新产品的‘保鲜期’通常是三个月。时限一到，下一代产品就该上市了。”在这种节奏下，海关的通关效率始终无法跟上SONY的脚步。“先放行后报关的制度只是在入仓时候施行，而出仓时还是得等所有货物报备完毕后货才出得去。这给VMI顺利运转制造了不小的麻烦。”据SONY计算，它们货物的通关速度平均是在2.7天到3.2天之间。而海关给SONY的“绿色通道”，也只为他们争取到了30分钟到一小时的时间节省。“如果能让我在一天完成的话 我们的采购营业额肯定会成倍地翻。”于光说。“事实上，功能区的政策还没有达到批量吸引成熟的运营中心的地步。”SONY中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大企业对一个政策的认知毕竟经过反复考量。”“外高桥的企业希望在其他特殊监管区也能拥有货权，这个很重要。”他举例说，“比如外高桥区内的企业要在厦门物流园出货，如果没有货权，下游公司的进口货物只能通过境外结算，而不能通过保税区企业走账，那么保税区企业的结算功能就无从体现。”在新的《保税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法》中，这种外汇权限已经放开，但仍存在海关对发票箱单由两个内地公司收付时的认可问题。”于光子说，区内非贸易项目内的外汇管制仍然严格。如果出现货物破损，具有销售功能的SONY运营中心却无法将赔款汇到国外去，因为不具备相关资质。目前，SONY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吃番茄的人”，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如SONY自身对上游供应商的统治力，促成VMI项目顺利进行；货物大都走空运，使得供应链易于更改；企业自身的国际化让内部阻力较小等。“最重要的还是政府和海关为SONY量身定制的政策，但这些政策缺乏一贯性，难以变成规则也就难以吸引更多的企业。” SONY的人士表示。“总体说来，我们的整合是成功的。”于光说，他透露运营中心有进一步扩建的愿望。“上个月，通用电气把运营中心注册在了SONY旁边。”于光觉得，越来越多企业开始认真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