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制度和德行的关系，一直有两种对立的看法。制度决定论者在强调制度对整个社会生活的主导意义的同时，进一步认为看似属于人主观世界的修养操守等问题也是由制度决定的，“好的制度能够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够让好人变坏”。德行独立论者则从“心外无物”出发强调个人操守的独立性，强调“学者为己，为美七尺之躯”，甚至“理性为自然界立法”，最终让自己“心中的道德法则”取得和“头上的星空”一样亘古永恒的地位。 在以“现代化转型”为历史大背景的当下中国，制度决定论显得更有解释力，也具有更多市场。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丑闻发生后，舆论大哗，批判乃至辱骂，声潮鼎沸。鼎沸归鼎沸，不同主体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声音还是各有不同的。 我们能够注意到无论是声色俱厉的批判派、还是满腹委屈的解释派、在制度决定德行这一方面都是相同的。批判的声音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丑行，根源就在于这现行的司法制度，需要作根本性变革；解释的声音同样也认为，如果不改革现行司法体制，难以避免这样的秽行再次出现，需要做以法官独立审判为旨趣去行政化改革。 不难发现，这些关于司法体制乃至制度的改革倡议都是某种程度的老调重弹。无论法院系统出现什么事情——冤假错案、索贿受贿、拖延推诿乃至本次的集体嫖娼，只要法院成了事情，论者便习惯性地提高到制度层面上讨论，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跳出“就事论事”的浅薄，不足以体现反思的深刻。“就事论事”是个“卑之无甚高论”的简单东西，然而这种简单，却保证了我们观察的客观实际，从而保证了最终结论的可接受程度。 和无证驾驶一样，嫖娼在法律上的非难最多也就是治安拘留。后者之所以如此吸引眼球、引发人们的愤怒并非因为这程度较轻的违法，也不仅仅是法官嫖娼违反了相关纪律，而是因为它触动了当下中国民众的诸多道德禁忌：“忠实于妻子”和“性的私密”，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人们在讨伐丑行时更多地使用“无耻”这样的字眼—羞耻感本身就是道德的重要元素。 那么这种羞耻感以及基于使自己免于羞耻的自我保护心理而产生的自控和自律，和制度的完善真的是正相关吗？ 即使我们不否认在一种更完善、更健康的制度下，法官的德行会进一步提高，那么在目前这种所谓不怎么完善的制度环境中，将这些法官品行的丧失全推给制度是不是多少有些不负责任？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时轮劫浊，才知莲华高洁。倘若一味随波逐流，人又何以得称之为人？反躬自省而不迁怒于外物，才是君子责己的真谛。 于是我们看到了真正的问题，法官之所以聚麋污秽，不是由于制度上存在着对这种肮脏的激励（事实上，嗣后严厉的惩戒恰好说明我们的制度在惩恶方面还是有效的），而是在于涉事法官缺乏耻感。他们可能把这种集体嫖娼当成一次普通的社交活动，彼此之间连必要的掩饰都没有。恬不知耻，又如何得勇呢？ 这几位法官的“小人之学”让其无耻、继而名裂，批判之余，我们更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让人获得羞耻感进而产生自控？靠学习相关纪律规范？答案不容乐观。这几位法官对不能嫖娼的制度禁令不可能不清楚，其中一位还是专门的监察人员，另一位则还在报纸上大熬心灵鸡汤，告诉人们家庭要和睦恩爱。我相信假如让他们讲话，让他们给其他法官上课，他们肯定会坚定地批判此等丑行。这种知行不一的伪善，到何处寻找力量去对治呢？
无论我们多么强调制度在西方文明中的重要意义，我们都不能回避其教堂遍地的客观现实。宗教，确切地说，是以宗教为基础和约束机制的道德观念，在西方国家治理和司法制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降低了法治实现的成本，而且保障了法治运行的方向，使得恺撒与上帝一定程度上融合为一，“上帝在盯着你”成为人遵守世俗制度（恺撒）的有效激励。 传统文化中道德教化的核心内容是基于善恶报应的天道，然而“天难谌,命靡常”，当天道久不昭彰的时候，为非作歹之前则只会有一种利益上的算计。这几位法官不就是如此？他们在政府定点的接待酒店，他们自信如果公安查房也能搞定，他们觉得大家互相都不会告发—他们认为邪恶的代价几乎为零。他们不考虑口碑，也不在乎报在子孙。无所畏忌，也就会无恶不作。 在当下中国从何处寻找这种主体内心的自控力量，从何处寻找让人获得一种对道德的敬畏感，这一直是让笔者非常纠结的问题。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让人们傻傻地信任报应基本上不大可能。这份纠结却是这个坚持一年偷拍的先生点醒了我。我们过去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这份雪亮大概更多的只是一种宣示和姿态。现在我们可以加上一句，群众雪亮的眼睛在现代科技条件下成为现实。所以，尽管我知道这位先生的偷拍行为在法律上并不是太站得住脚，但我仍然要向他表达我的敬意，因为他的行动告诉有权者要有对群众的敬畏。敬畏的时间长了，也就会逐渐有了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