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9%。中国经济已连续三年保持近10%左右的增长。受益于此，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水平提高，食品产业也体现出消费升级带来的结构性变化。也许是因为食品产业是最典型的传统产业，业内人士的眼光更多停留在各个细分行业的市场走势上，经济领域的很多规律对食品产业的影响似乎都是波澜不惊，更忽视了这个“第一大产业”的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
一、食品产业PEST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的21世纪，在中国已经加入WTO的背景下，要准确地找到最具赚钱潜力的产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最简捷的办法就是，密切关注国际产业发展潮流和国内行业发展环境。采用PEST分析通常是分析宏观环境的有效工具，PEST四个英文字母是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社会（Social）、技术（Technological）这四个英语单词的字头，合起来就是PEST。作者通过纵横向对比，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剖析中国食品产业的发展机遇，旨在为业内人士提供一个全新的投资参考。
1.政治因素
（1）“十一五”期间中国发展模式将发生嬗变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中国建立新的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意味着：中国要从过度依赖资金、自然资源和环境投入，以量的扩张实现增长；转向更多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进步，以提高效率获取经济增长。这一点再次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成为重要议题。上述问题在与农业相关联的食品产业领域显得尤为突出。
（2）开放的产业
“民以食为天”，一语已经道出食品产业的“政治地位”。食品产业是中国开放最早、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也是一个国际品牌涌入迅猛，国内品牌后起之秀最多，发展最快的行业，投资食品产业基本不存在政策壁垒。改革开放以来，世界食品50强几乎悉数到中国进行投资，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3）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这一称谓今天已经纳入了官方话语之中，被广泛使用。从近况看，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领导人言之凿凿把它视为重中之重，为政之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广大农民的农业收入的相对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又无法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推进农业工业化的进程。食品产业的发展，是带动农业产业化，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民增收，缓解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主要渠道，食品行业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龙头产业之一，是农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消费品产业中为国家提供积累最多、吸纳城乡劳动就业人员最多、与农业依存度最大、与其他行业关联度最强的一个产业门类，食品产业的发展倍受瞩目。山东、吉林、安徽等农业大省无一例外的把食品产业作为振兴地方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4）“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的积极扶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要从增加农民收入出发，加速发展农产品加工业。2000年以来，农业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外经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八部委先后三批确定了500多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其中食品类企业占据2/3的比例。政府的优惠政策涉及龙头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包括税收减免、财政贴息、公益性补贴、价格补贴、用地优惠甚至上市政策优惠等，政策支持力度大，影响也非常广泛。
2.经济因素
（1）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
世界食品工业以约30000亿美元的营业额居世界工业之前列，中国仅占5％的份额，相对于中国占世界总人口21%的比例，食品产业潜力巨大。2005年，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下降到36%，农村居民下降到46%，食品消费支出比重占全国居民消费的42%。由于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例逐年下降，而食品消费总量仍不断增加，这使得人们的食品消费升级成为可能。200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400美元，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国内外经济学家公认，在未来的5-10年，中国将是全球收入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至少有1亿家庭进入年收入1万美元以上的行列，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使中国食品产业成为一个充满激情和希望的产业。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具有“健康概念”的食品饮料，如乳制品、葡萄酒等已经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奢侈品特征。
（2）消费升级带动食品产业行业增长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2004—2005年，由于受到利率和行政的双重调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明显下降；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使中国出口遭遇诸多贸易战和贸易壁垒，此外，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出口对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在“三驾马车”中，消费正在逐步被视为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真正的潜在动力。中国经济发展在寻求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的增长方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发达国家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为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为74%，而中国目前约为57%，中国仍处于“投资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消费增长的空间巨大。作为消费品产业中为国家提供积累最多、吸纳城乡劳动就业人员最多、与农业依存度最大、与其他行业关联度最强的一个产业门类，食品产业的发展倍受瞩目。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有效需求得到释放，而食品产业作为居民消费的基础，也是最典型的消费品产业，将直接从中受益。
（3）宏观调控背景下的防御性行业
纵观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周期，不难发现经济增长似乎总是在“投资的增长和延缓”背景下展开。本轮宏观调控，钢铁、有色金属、水泥、房地产等行业受到较大的冲击。与之相对应，食品产业具有明显的防御性特征，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属于在经济回落周期中增速不下滑的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食品是生活必需品，消费弹性较小，即使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人们还是必须要消费食品，而减少对其他商品的消费，企业的收入和利润水平在宏观经济的各个时期不会存在很大波动，因此食品产业将从本轮宏观调控中受益，行业增长性将有所提高，成为战略投资者理想的选择对象。这一点在境内股市上也得到印证。在大盘市场跌跌不休的情况下，食品饮料板块却表现出活跃。贵州茅台、五粮液，张裕等股价都创出历史新高，伊利股份、燕京啤酒，双汇发展等企业股价也频频走强。
3.社会因素
（1）城乡差别
目前，中国经济结构已有相当水平的工业化，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4%，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50%，就社会结构而言，仍然是以农民为主的社会。中国具有特殊的“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落后导致农村内需不足，进而也影响了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是长期的历史原因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文化素质差距的扩大等，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中国国民经济及现代化发展的障碍。要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推进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发展食品产业成为必然的选择。只有农业和食品产业发展了，才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解决。
（2）中小城镇建设
在专业化的中小城市中，应以发展商业为主，并根据具体市情适当发展工业。小城镇应该具有吸纳农村过剩人口、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小城镇不能“有城无市”，必须既有“城”，又有“市”。它的发展必须以产业发展为依托，其规模的扩张必须以经济繁荣为前提。值得注意的是，中小城镇的“商”以餐饮、零售、土特产为主，而“产业”无疑仍会以食品加工为主。因此，中小城镇建设进程中，食品产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4.技术因素
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是衡量一个国家食品工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值在0.3-0.4∶1之间，其中西部省区仅为0.18∶1，远低于发达国家2-3∶1的水平。中国粮食、油料、水果、豆类、肉类、蛋类、水产品等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但加工程度很低。发达国家农产品产后加工能力都在70%以上，加工食品约占饮食消费的90%，而中国仅为25%左右。此外，中国食品工业的综合利用也比较落后。目前，中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大多数加工设备简陋，加工工艺落后，技术人才缺乏，加工技术远远低于国际水平，与世界相比，至少落后15～20年。加工技术落后导致加工原料损耗严重。以果蔬为例，中国果蔬收获后的损失率高达25%，而发达国家，如美国为1.7%～5%。
近年来，高新技术在食品工业中得到较好应用，大中型企业技术装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如生物工程技术、超高温杀菌、冷冻速冻、超临界萃取、膜分离、分子蒸馏等一大批高新技术在食品行业得到了推广应用，有力地促进了食品工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啤酒、葡萄酒、饮料、乳品、烟草加工等行业中较先进的技术装备，已接近发达国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先进水平，中国食品机械设备制造水平正在逐步适应食品工业的发展和技术改造的要求。
二、人民币升值对食品产业的影响
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本来是一个经济、金融、货币方面的问题，当然也离不开某些政治因素的影响。汇率变化一个最为直接也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就是对贸易的影响。从微观上来说它会改变进出口企业的成本，利润的核算，从宏观上来说它会对商品的进出口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贸易收支差额进而影响国际收支差额。人民币升值对公司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进出口这个链条传递，进出口依存度越大的企业，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越敏感。其中，汇率变化对贸易产生的影响一般表现为：一国货币对外贬值，有利于本国商品的出口，不利于外国商品的进口，因而会减少贸易逆差，或增加贸易顺差；若升值，则不利于本国商品的出口，有利于外国商品的进口，因而会减少贸易顺差，或扩大贸易逆差。总体上，中国已经从农产品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再考虑到中国政府将会结束配额制度以履行WTO所规定的义务条款，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将逐年上升。基于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规模，以及大多数公司市场化与国际化时间均较短。目前食品企业消费市场主要在国内，为此人民币升值对产品出口的负面效应在食品产业整体影响不明显，但对不同子行业而言是有差别的。这里对涉及进出口的食品行业做一个简单的评述：
1.原料进口型行业将会有所受益
主要包括大麦、小麦、大豆等行业。由于这些行业每年均需要进口相关的原材料，因此人民币升值将使得这些行业的成本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1）大豆：中国每年进口大豆月2000万吨，占国内总需求的60%。大豆已经成为中美贸易争端的焦点。历任美国总统访华，都在担任大豆的“推销员”。
（2）玉米：受国内消费升级步伐加快和国内玉米种植面积下降双重因素的影响，玉米供求的弱平衡已经打破，尤其是饲料和加工用玉米增长迅猛，缺口将超过800万吨，中国将成为玉米的净进口国。
（3）小麦：中国是小麦的净进口国，2005年预计小麦缺口为500万吨。这对于行业利润微薄的面粉行业是个利好消息。
（4）大麦：中国是世界第一啤酒生产国和啤酒原料进口大国。目前，中国啤酒业有２／３的原料是靠进口，中国每年的大麦进口数量在２８０万至３００万吨之间，购买量占了贸易总量的一半。从进口原料成本来看，进口大麦成本下降，相关啤酒企业（青岛啤酒、燕京啤酒等）的生产成本会相应有所下降。不过大型啤酒企业的出口业务也会受到影响。
（5）奶粉：中国每年进口奶粉约为15万吨，相当于国产奶粉总产量的20%。人民币升值会降低进口奶粉的价格，降低资本性支出水平，提高资产盈利能力，从而给国内乳品企业的还原奶生产带来更大的动力。
2.传统的出口优势型行业则受到直接冲击
主要包括蔬菜、水产品、果汁等行业。由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成本上升会使得这些行业的利润率有所下降，但实际上2%的升值幅度影响不大，通过成本压缩和价格适当转移会使得这些行业的公司，特别是龙头企业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1）蔬菜：中国是世界第一蔬菜生产国，蔬菜出口一直中国农产品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价格方面，中国蔬菜在国际市场具有绝对的价格优势，因此受汇率调整影响不大。
（2）水产品：中国是水产品生产大国，水产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3左右，位居世界第一位，水产品对外贸易一直在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约有6%～8%的水产品出口到日本、韩国、欧盟等地。受人民币升值影响，价格压力进一步增大。
（3）浓缩果汁：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果汁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中浓缩苹果汁出口量达到50万吨，占世界贸易量的40%。人民币升值在降低行业利润的同时，也会适当减小反倾销的压力。
（4）肉类：中国肉类进出口总额约为25亿美元。近年来，进出口同时增加，但总体上维持贸易顺差。2004年底以来，国内玉米、豆粕、预混饲料、兽药等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增加了肉类产品的出口成本。中国肉类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将会受到影响，此次人民币升值，对于肉类出口企业是一个新的考验。
3.进口型食品价格更具竞争力
（1）食用油：国内食用油市场需求旺盛，豆油、棕榈油国际市场价格偏低。人民币升值后，进口食用油的价格优势将进一步凸现。因为中国政府将会结束配额制度以履行WTO所规定的义务条款，未来一年内中国可能会超过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的食用油进口国。预计2005年棕榈油、豆油、菜子油进口数量将分别达到310万吨、350万吨、菜子油120万吨。
（2）葡萄酒行业：中国每年进口葡萄酒约为5万吨，占国内市场的10%。人民币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进口葡萄酒的价格，从而给国内企业带来价格竞争压力。
（3）食糖：2005年中国食糖进口数量为200万吨。
4.对食品类上市公司的影响
（1）对出口收入占比较大的企业构成较大负面影响：如丰原生化、安琪酵母、ST大江、国投中鲁、新中基、ST屯河(600737)等。
（2）对出口收入占比较小的企业构成负面影响有限：茅台、五粮液、燕京啤酒有部分酒出口，汇率调整会有不利影响，不过考虑到出口量小、出口价格低于国内销售价，因此影响会非常小。
（3）受进口产品冲击的企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张裕可能受到进口酒的压力，不过2005年进口葡萄酒关税降低了，进口葡萄酒的价格也没有调低，汇率调整对公司存在的不利影响应该也不大。
（4）原料进口型企业收益：伊利、光明、三元等乳品企业会得益于进口原料奶粉价格的降低，但进口原料奶粉占全部用奶量比重较低，因此受益有限。
总体而言，中国是农产品净进口国，存在50～1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当然贸易逆差突现是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国内农产品供需形势所发生的变化是关键因素。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一纸《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即1美元兑换8.1元人民币。2005年11月25日，中国银行报出的现钞买入价为1美元兑换7.9997元人民币。这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11年来首次突破8元大关。其实，本轮央行汇率调整的最大看点并不在升值幅度，最重要的是人民币汇率机制发生改变。从单一的盯住美元，到参考一篮子主要货币。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一种“软性”的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机制。人民币汇率可以根据一篮子货币中任何货币汇率的变化而调整，也可以参考一篮子货币在一定区间之内进行调整。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之后，人民币将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从而制定具体兑各主要货币的比价。兑各主要单一货币的名义汇率将由这些货币间的汇率变化、权重、以及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升降幅度共同决定。外向型食品企业需要准确把握国家汇率政策调整的实质制定相应的进出口策略。
三、“食品政治”在中国的延伸
2004年1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纽约大学营养、食品研究和公共健康教授玛丽恩?奈斯特尔先生编著的《食品政治》一书。作者经过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后认为：“食品业者利用广告制造饮食习惯和个人抉择，非厂商审慎操纵假象，消费者看得懂广告内容，却不见的食品业者在国会、联邦机构、法院、大学和专业组织幕后‘使力‘的一面”。食品行业是个道德良心的行业，在现实社会中，“食品政治”的内涵要远远超出公司行为层面。食品安全与贸易问题，已经随着食品供应链愈来愈跨区域化而变成一个社会问题，甚至上升到了国际政治的高度。
1.食品安全成为社会焦点
2004年，安徽阜阳奶粉事件、广州假酒中毒事件、四川彭州的毒泡菜、天津的假鸡蛋、“敌敌畏”金华毒火腿、糖精水巧妙勾兑的劣质葡萄酒、龙口粉丝、北京毒蘑菇、香港毒鱼刺事件、“非食用冰醋酸”的山西老陈醋……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让人触目惊心。当人们祈祷这些事件永远不要再现的时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5年3月肯德基、亨氏产品等跨国企业开始受到苏丹红“骚扰”后，雀巢奶粉碘超标、哈根达斯“黑作坊生产”、光明回奶危机……，所有这些事件使得食品产业蒙上了一层阴影。
食品安全不仅仅是食品的质量、卫生这样一个简单的食品本身的问题，也确实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因为食品安全关系到公共安全和大众的整体安全，而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安全，是影响到广大消费者包括消费心理在内的种种安全。食品安全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政府职责问题，食品安全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日益关注的首要话题。
食品安全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的健康。2004年3月，中国人大代表钟南山院士提出警告：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50年，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他的依据是：广州很多疾病发病率的快速增长都和食品安全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近年来食品问题越来越突出，男性的精子浓度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男性的精子浓度比40年前下降了将近一半。因此，食品安全已经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种族延续。“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保护亿万民众的生命和健康，理应被视为首要的政治责任。
诚然，很多政府机构习惯于开展“救火式”、“疲命式”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但是这已经明显背离了整个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用一句毫不夸张的话来说：我们的民众已经天天暴露在、置身于“黑心食品”之中，他们的命运跟政府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紧紧维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不能够从政治层面高度来认识食品安全问题，不把食品安全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常抓不懈，不能在政治层面构建食品卫生安全的官员问责制，一幕幕悲剧就依然会陆续地上演。
2.食品贸易在台海两岸关系中的作用
2005年4月29日，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在北京大学演讲后，一位历史系教授在现场提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从历史看中国国民党长期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农村发展和农民生计问题，我想问您认为当前我们来加强两岸的合作、互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健康的发展，这对台湾本土的农业人口有什么利益？有什么不利？应该如何趋利避害？连战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直接表示：“希望大陆能够开放农业的，尤其是农产品的市场，让台湾的无论是水果、花卉等等，都能够有一个新的发展，开拓的机会”。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农业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往来日益频繁。近年来，两岸农产品的贸易规模逐年扩大，2004年贸易总额达4.21亿美元，其中大陆自台湾进口1.16亿美元，增长了10.4％，台湾的海产品、干鲜水果、粮食制品、茶叶等优质农产品已进入大陆市场。但这个数字仍与两岸间农产品的贸易潜力相去甚远。台湾农产品扩大在大陆市场销售的最大障碍是台湾的政治因素影响两岸农业合作。此外，两岸至今未能直接通航，也是台湾农产品扩大在大陆销售的最大束缚，目前台湾少量进入大陆市场的农产品须转经第三地，时间长、成本高、风险大。
为进一步加强两岸农业合作和扩大台湾农产品在大陆销售，中国领导人2005年3月间发表的关于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中提出：“台湾农产品在大陆销售的问题，事关广大台湾农民的切身利益，要切实解决”。4月29日胡锦涛与连战举行会谈，会谈后发布的新闻公报中明确指出要“进行农渔业合作，解决台湾农产品在大陆的销售问题”。此后，中国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即对台湾农产品实施一系列便捷通关、检验检疫措施，大陆对台湾18种水果实行零关税。这对台湾农产品是个契机，尤其在台湾水果盛产滞销时，可疏散岛内产量过多的压力。对台湾地区的农民而言，来自大陆的温馨关照，远比台风“海棠”更引人瞩目。
在两岸出现新的积极因素的背景下，台湾农产品登陆的长远目标必定是迅速、大规模地进入大陆市场，而要达到此目的，其中的关键就是必须充分利用大陆地理优势及对台农产品贸易优势，率先开辟和构建一条台湾农产品进入大陆市场的通道模式。7月14日福建超大现代农业集团在福州举行首次台湾水果中转仪式，经福州中转的台湾水果将运往上海。除一般贸易和对台小额贸易外，中央还赋予福建沿海地区与台湾地区金马澎开展直接经贸往来这一特殊政策。
作为政治策略之一，食品贸易在两党、两岸交流互动中的作用与地位可见一斑。
3.食品贸易背后的中美关系
2005年6月28日，美国农业部长特别贸易助理黑格伍德称，美国和中国官员上周进行的会晤并没有导致中方作出任何具体承诺。6月27日，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主席和共和党议员向布什写了一封信，要求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便中国开放其大豆市场。信中要求布什“迅速采取行动解决这一问题”。中美大豆贸易纷争由来已久，上述事件只是冰山一角。事件的根源在于各国都在维护自己的农产品贸易利益。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国际贸易也日益显示出自由化的趋势，在《农产品协议》逐步生效的过程中，这一趋势也正逐步渗透到农业领域。传统的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应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正逐渐淡出各国贸易政策的舞台。但与此同时，以技术贸易壁垒为核心的新贸易壁垒，却以关注人类健康与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保证产品质量、防止欺诈行为等合法目的为由，以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等种种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措施为手段，不仅迎合了部分消费者和环保主义者的需要，也满足了各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需求，同时符合WTO有关“例外条款”的规定，因而很快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新兴贸易壁垒。中国本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和巨大出口潜力的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和加工食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受损尤为严重，损失额近200亿美元。中国有近90%的食品、土畜产品出口企业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其中，食品安全卫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中国加入ＷＴＯ后，中美经贸摩擦增多，规模也增大，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更加突出，农产品成为其中的焦点。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大豆进口国，自2001年起就已成为美国大豆第一大大豆市场。应该说中美大豆贸易对于发展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美大豆贸易不仅满足了中国市场的需求，也为美国农民和企业提供了巨大商机，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布什和赖斯两位政要每次访问中国，必当美国大豆的“推销员”，游说中国购买美国大豆，以改善美中贸易逆差问题。以大豆为代表的农产品行业相对来说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最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美国每年向中国出口的价值近20亿美元大豆中，约有70%是转基因产品。按照2002年施行的《中国转基因生物管理条例》，美国货船必须提供转基因大豆安全证书。在美国传媒看来，中国针对农产品贸易的相对劣势，在世贸框架内巧妙地对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进行控制。
综上所述，食品作为中国第一产业，其处于对发展阶段的中国的重要性，已经不能简单的停留在探讨其占GDP百分比的层面上。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10年，食品产业的发展不仅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将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