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慈善立法对卫生领域的影响 作者 张利刚 现代社会的收入分配机制一般有次：市场进行第一次分配，是以追求效率为原则的；政府进行第二次分配，是以追求公平为原则的；社会进行第三分配，是以公民自愿为原则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其实第三次分配一般是通过慈善机构完成的。 相较经济高速发展而言，目前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造成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很多，缺乏慈善立法则是根本的原因之一。为了改变慈善事业的境况，《慈善法》在去年“两会”期间被列入了国务院2006年的立法工作和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安排，民政部成立了专门的法律起草小组。虽然《慈善法》尚未出台，但是草稿和框架已经几易其稿，其作用已经可以预见，作为慈善事业一大因素的医疗卫生领域也必然会受到《慈善法》的影响。 慈善环境改变受益群体扩大 中国老年基金会办公室主任傅双喜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我国的慈善环境亟需改变，有太多的不利因素限制了企业和个人的捐助热情。目前，我国的慈善主体也不明确，慈善机构体制和管理都比较落后，这造成了慈善机构运作上的不顺畅，也影响了捐赠的效果。 我国合法的慈善机构都不具备独立的法人地位。登记注册往往需要挂靠一个业务主管单位，这些主管单位绝大多数是政府部门或政府授权的组织。这造成了慈善机构在法律和行政体系中层次低下，实际上是由政府担任了慈善事业中的主角。严重阻碍了慈善机构的建立和准入，使得慈善机构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慈善救助所需；慈善机构权责不清，效率低下也是目前绝大多数慈善机构共有的通病。 中国医学基金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则对记者表示，社会捐助机制不完善，渠道不畅通，捐助信息欠透明也严重地伤害了捐助者的积极和热情。即便是医疗领域的专业慈善机构，他们基本上也不会接受来自药厂和医疗仪器厂家的物品捐助，除非已经有接受单位的情况下。除了保质期、治疗范围之外的担心，最主要的是捐助机制的不完善和渠道不畅通造成了他们不敢于接受这些来自企业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有时候一旦接受了捐助，就可能因为捐助渠道的不畅通造成到药品过期或失效了，还没有把捐赠物品运送到接受救助一方的手里。因此他们的基金会主要是靠现金来运作的。 除了以上原因外，我国的慈善事业缺乏普遍的激励机制。目前给予慈善机构捐赠全额免税的，仅限于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等5家慈善机构。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大多数中小慈善机构和公众的捐助热情。对于善款的分配和用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信息查询系统。善款的来源、运用和去向等信息不透明，也导致慈善机构和捐助活动的公信力不足。 傅双喜主任说，目前在老年基金会中，接受来自医疗领域的捐助不是很多，主要是几家大的医药企业给与一些捐助。这些捐助也主要是以药品和保健品居多，医疗仪器几乎没有。捐助主要是用在爱心护理院上，老年基金会在全国有100多家的爱心护理院。如果能够改变目前的慈善环境，增加医疗卫生领域企业的捐助热情，对于老年基金会来说，完全有可能因此改善护理院的条件，对于护理院里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企业也可以从中收益，除了活得很好的企业形象，增加了宣传的力度以外，企业还可以因免税政策获得实际的好处。对于企业来说，有些药品和医疗设备库存就等于没有价值，捐助给慈善机构就等于变现了。慈善机构不像医疗机构，对医疗器械和药品的要求都不会很高。不过，目前的慈善环境影响了医疗领域卷增值的积极性和热情，他相信在《慈善法》出台以后，随着慈善环境的改善，收益的群体必然会扩大，即便是捐赠者也可以从中获益，真正的做到“与人玫瑰，手有余香”。 立法完善法律漏洞 迄今为止，我们现行的有关慈善事业方面的法律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199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法》（1993）。此外，就是一些行政法规和主管部门规章。这一状况造成目前我国慈善事业无法可依，使慈善事业很难在这样的法律环境和条件下得到发展。 慈善事业方面的法律法规严重缺乏，现行的法律法规层次较低，这不仅造成了不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环境，也叫部分企业有机可乘，借口慈善事业法律不完善而不尽企业应该尽的社会责任，这种现象在外企中尤其明显。 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任副秘书长、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主任韩正贤告诉记者，从近年来社会捐助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公众对慈善事业和社会捐助活动均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意愿。但由于慈善环境和立法的不足影响了公众的捐助热情，也因此限制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来自中华慈善总会的消息透露，我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2002年，中国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不到当年GDP的万分之一。这不仅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我国的慈善立法不完善也是对造成这种现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有时候不是企业“为富不仁”，是有些企业想做“善人”也会因为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和运行机制的不透明而对慈善机构产生怀疑，怕捐助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而打消了捐助的念头。
国内有些企业是有过捐助行动的，但是因为过程繁杂，效果不明显而中止慈善行为的也不在少数。目前，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极不相称。这不仅影响到慈善事业的发展，也会对构建和谐社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不仅如此，许多外企也借口中国的慈善立法不明确而取消了他们在其他国家始终坚持的慈善行动。 据相关专家介绍，中国接受外国企业捐助的数额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社会捐助是企业社会责任评估的主要评估指数之一，许多外国企业在其他国家必须要尽的社会责任，到了中国就变得成了象征性的举动。部分外国大企业在中国捐助了一点点金钱来应付政府和媒体，有时还会因此受到媒体的大力宣传，但是他们所捐助的数额完全达不到其社会责任要求捐助的额度。这点钱在其他国家他们是羞于用于捐助的，但在中国反而变成了自我夸耀的资本。《慈善法》对于各类慈善组织管理规范的思路是：《慈善法》对慈善主体在支持鼓励的基础上，还要进行规范、监督。规范主要包括慈善资金的使用、慈善项目的运作，以及政府社会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基于以上的思路，《慈善法》的出台将会弥补目前中国慈善立法的漏洞，进而促使更多的企业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残、病、灾、困四大主要救助对象都或多或少的与疾病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可以预想的是医疗机构不可避免的会从中发挥其更大的作用。此外，许多“为富不仁”的企业也将因为《慈善法》的出台而是去了其推诿的借口。 免税额度增加 如今，政府与社会反复教导企业家们要树立“社会责任感”，要通过慈善事业回报社会，体现企业公民的价值。不过，捐款并不一定全部免税，限制太严的捐款免税比例让企业的慈善捐助积极性严重受挫。 根据现行税收政策规定，目前除对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红十字总会等5家慈善机构的捐赠实行全额免税外，对其他机构的捐赠，根据最新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的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也就是说，企业捐赠款物的金额如果超过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12%，超额部分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举例来说，假如一个企业年利润为100万元，需交纳33%的企业所得税，即33万元。但如果这家企业向慈善机构捐款20万元，按12%的规定，只有12万元作为税前扣除不用纳税，即企业捐出的20万元中，还有8万元要企业再向国家纳税。企业不论捐助多少钱，最后都要按照88万元的利润来交纳所得税。 这样的政策，实际上是将捐款额限定在一个比较低的额度范围内，因为捐款高了，企业还是要对捐款部分纳税。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分会赈济部的张勇告诉记者，更有甚者，还有很多公众根本就不清楚慈善捐赠可免税，也有些人因为免税程序的繁琐而不得不放弃。 为了鼓励企业捐助，《慈善法》会在目前的免税优惠基础上有所突破。也就是说，免税额度会有所上升，但是确切数字还没有确定。对于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医疗领域企业的产品价格和成本价格之间的巨大差异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企业来说以成本价格较低的产品通过慈善捐助而获得市场价格的回报，怎么看也不是一桩亏本的买卖。这还不算其中获得的宣传效果和社会效益。 随着免税额度的增加，必然会刺激企业进行捐助活动。可以预见的是，许多医疗机构，尤其是农村和偏远山区的基层医疗机构将会成为其中受益较多的对象。因为许多捐助是针对某种疾病或者某个特定地区的，在企业增加捐助投入后，除了助困和助学等特定捐助，与医疗和健康相关的机构必然会成为最大的实施组织。 医疗捐助难点多多 虽然《慈善法》草案已经完成了，但距离成为真正法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便出台以后，在实施的过程中也还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在捐赠行为实施过程中，为打消捐助者对捐赠款物的管理和监督方面的疑虑，增强捐助者的信任度，就是捐助接受机构和公益组织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如何保证捐赠到位，不被挪用是一个不可忽视问题。如某企业曾给湖南捐赠了10辆救护车，结果被改装后成了领导专车。该企业盛怒之下，将捐赠车辆悉数收回，转赠给某县几家医疗机构，却再次被挪用。这样的事，无疑是对善心的打击。 虽然《慈善法》的制定思路里明确表示会加强该方面的监督，但是监督机制是否有效、由哪些机构来实施监督等问题都没有明确，在该法出台之前，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除了以上需要共同面对的难处以外，医疗卫生领域的捐助还存在其自身特点所形成的困难。 韩正贤告诉记者，在青少年基金会中几乎没有接触到医疗领域的企业，这与她们所从事的基金性质有关。仅北京就有几十家基金会，加上国家级别的，在北京有差不多几百家基金会和慈善机构，一般都是有其固定的救助对象的，因此医疗卫生领域的企业想捐助首先要找到对应的慈善机构，否则捐助行动也很难实施。 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分会赈济部的张勇告诉记者，在他来到北京分会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的确接受了不少来自医疗领域的捐助，但是这些捐助很难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为绝大部分是来自制药企业的捐助，捐助形式也主要是以药品为主，这就为基金会制造了困难。因为药品有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不是所有的药品都能接受并赈济出去的，药品是保健品的还没有太大的关系。要是处方药就困难了，毕竟这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全，在没有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很难把这些处方药转化为赈济的物资，对待这种情况只能不予接受。 即便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保健品也有很大的问题，绝大多数药厂给与的捐助都是积存压库的药品，保质期几乎不会很长，一般都是要到保质期的药品，如果没有接受对象一般也会对赈济形成困难。 由此看来，即便找对了慈善机构，如果没有真正的“善心”也不一定能够顺利实施慈善捐助。来源:《中国卫生产业》第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