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警惕我国医改中的“道德风险”
刘牧樵
在我国新闻中到处出现“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是失败的言论时，一个根本的思想就是我国的医疗体制不均衡，由于美国有20%的入没有买医疗保险，所以，美国的模式就不是我国学习的模式，而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全民医疗体制就一定是我国所要学习的体制。于是，许多的公立医院的院长开始寄希望于国家，如果国家有拨款，那经营起来自然轻松多了。期望拨款、贷款的医院越来越多，反正医院是国家的。我们的一些政府，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开始盲目为医院买单。特别是对于社区医疗服务的建设，几乎都是国家负担拨款的模式。
我一直认为，这样的模式是有问题的。看到的唯一论据是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我们必须从英国的制度汲取教训，不应该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因为这会严重削弱公职人员的服务精神，使公共服务被公众滥用，服务的效率大降，受苦的将是一般老百姓。”
引起这一批评的是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亲身经历。2003年李光耀携夫人柯玉芝前往德国、法国和英国访问。82岁高龄的柯玉芝在伦敦四季酒店突然中风，病情危急。李光耀立即打电话叫救护车，但是，救护车在45分钟之后才姗姗来迟，将柯玉芝送往酒店附近的皇家伦敦医院。路上的行程仅用了10分钟。李光耀回忆说：“到了医院，负责检查的是护士。我们随行的医生说病人中风了，是紧急状况，必须马上接受扫描检查，但是这名护士说，医院里还有三四名心脏病突发的病人等着急救。我的夫人只是中风，呼吸没问题，因此需要排队等待治疗……”情急之下，李光耀只好“动用”他的关系请新加坡驻英国最高专员张荣清寻求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协助。在首相府的干预下，柯玉芝在凌晨3时30分接受了CT扫描。等检查又花了2小时。鉴于对英国医院的不信任，新加坡医生决定冒险在李夫人的脑部停止出血后，把她送回新加坡治疗。
那么，新加坡的医疗卫生又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一是把所有的国有医院全部交给了医院管理公司去经营，二是实行个人保健储蓄计划，所以，从医院和医疗管理层面来看，是比较有效率的。
“道德风险理论”的证明，就是很好的例子。经济学家认为，当多数患者享受医疗服务的时候，总有别人来付钱，根据道德风险理论，这种制度导致了超支。假如道德风险存在，那么以下三件事中至少有一件就会发生：（1）享受保险的患者很可能首先要与医生见面；（2）当患者享受保险时，医生很可能会推荐更贵的医疗服务；（3）享受保险的患者很可能对医生的推荐表示认可。
20世纪60年代早期，经济调查研究表明道德风险可能确实存在。被要求负担一部分医疗费的患者（名为“固定负担制”（copayment））比享受免费医疗的患者购买的医疗服务要少得多。法国人用这一论据为占其国家健康方案中20%的固定负担制（或缓和方案(ticket moderateur)）找到了合理的说法。1970年，美国议员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及国会成员威尔伯·米尔斯（Wilbur Mills）用道德风险的说法为他们的国家医疗保险提出辩护,并建议用固定负担制来抑制费用的增长。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了道德风险的存在，但医学界仍然不为所动。医学研究人员表示：对道德风险的经济学研究没有涉及随机控制试验，但这种试验是医学研究最权威的标准尺度。另外，对道德风险严重性的经济学估计也各不相同。
1974年，美国会为兰德公司的全国医疗保险实验拨款8 300万美元，对道德风险的严重性进行了彻底的调查研究。兰德公司于20世纪80年代公布了其研究结果。其发现令人震惊：享受免费医疗患者的医疗费用与需个人承担部分费用的患者相比，前者多出了30%。兰德公司的研究证明道德风险确实存在，而且非常严重。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控制医疗保险支出的简单有效的途径是要求患者负担部分医疗费用。因为即使是最缓和的固定负担制方式也会减少10%～30%的医疗开支。
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们的决策者一定要了解医疗资源象其他的资源一样，同样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我国人均GDP还是比较低的情况下，一定不要好高务远，要实事求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医改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