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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允许我们存在，却不让我们生存？”改革开放之初的淘金热造就了一个个的发家者，却也留下了关于暴发户的深刻社会偏见。
是是非非，偏见难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路走来，而今，依靠淘金暴利发家的“莆田系”一边占据着全国民营医院80%的市场份额，也一边扮演着业界茶余饭后的舌根话题。
浪子回头金不换。无论“莆田系”的过去代表着什么，在关注国计民生的十七大召开之际，莆田医院和莆田医疗人正走在一条三岔路口上。作为民营医院的一股强势力量，我们首先给予关注，而好坏，事实之中自见分晓。
揭底“莆田神话”
就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而言，莆田系的发家并不十分光彩。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想的影响，联合国定义的“性工作者”在社会上开始增多，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性病的增多，造就了一个广阔的性病市场。由于当年的公立医院“左”的思想比较严重，认为性病较为“下贱”，医生一般不愿治疗；即使提供治疗，也要求病人将自己的详细资料报上，以防“政治”问题。普遍缺乏医学常识的小百姓们自然不敢“出丑”，“保密性”强的民营医院应运而生。各行各业的老板们都投了进来，其中莆田人最早、最多。这一切的开头，是被公认为莆田系医院“鼻祖”的陈德良。
据说当年只是个乡村游医的老陈偶然之中得到了师傅治疗皮肤病的秘方。先在地方上神通了一把，待积累资金之后，又把目光转向“高回报”的性病市场。至于治疗方法是否有效，至今难以下结论。倒是广东省茂名市中医院副院长黎治荣向医药商业评论透露，部分性病如淋病、梅毒等在早期是比较容易治疗的，对施诊场所的卫生条件要求不高。“开玩笑地说，有时候这跟治感冒差不多。”黎治荣笑道“就怕人家（民营医院）图省事，滥用抗生素来治疗。次数多了，会降低人的体质。”
类似于前段时间查处的长江医院故意将孕妇诊为不孕的例子，据调查，从早期开始，莆田系医院就大量存在着这种无病说有病，小病当大病的夸大现象。但一个愿宰，一个愿挨。国人性病知识的缺乏与政策的疏忽所形成的普遍的隐晦就医心理，却是造成日后“莆田神话”的重要基础，真是无比讽刺的一件事
“德良后”的接力
原苏州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叶建英向医药商业评论这样评价陈德良的——他是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发迹符合资本原始积累的规律；但起步也不乏灰色，无论是否是出车祸后的良心发现，他似乎是没有再赚游医的钱。
祖师爷的退出，并没有标志着莆田一系的衰亡。相反，由其创立的高效赢利的“莆田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子孙“发扬光大”。投资者们愈来愈不满足于病患间的人际传播速度，个中的手段也层出不穷，针对国家相关监管法律的缺乏，最常见的模式就是接踵而至的牛皮癣广告。
据一名连续几年服务于莆田系医院的策划人士透露，广告从来就是莆田系医院必不可少的宣传手段。在21世纪之前，用电线杆上的豆腐块标明“XX名专家就诊”——这种基本没有专业术语的野外硬广就颇受经营者推崇。这种一直为人们所不齿的产物居然能够为其带来大量的病员，再次印证了人们隐晦就医的心理。靠此甜头不断积累壮大的一些大的莆田系民营医院从2005年开始，纷纷设立专门的企划部，负责广告宣传。
但如今对医院广告限制严格，已开始影响莆田系的生存。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那家民营医院就是败在无法实现广告承诺的细节上。对此，许多中小型民营医院使出浑身解数，纷纷发挥自己掉头快的特点，调整核心计划，可谓花样迭出。用某地博爱医院院长的话说，想办法通过对医、药、医疗机械利益链的渗透，达到掌握医疗资源为己所用而牟利的目的。
有的民营医院与策划机构合作，凡是有类似“婴幼儿大赛”、“女性魅力比赛”等关注度高的活动，就积极参与冠名，大打广告擦边球；有的与当地政府拉上“关系”（详见《医药商业评论》九月期《灰色地带，非城市民营医院》）；而原先依靠医疗广告生存的媒体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与其合作。有的投资者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甚至以医院大楼作为贷款担保，投资风险性极大。
更有甚者，有的莆田系投资者在私人托管或入股公立医院后，为了体现其中的国有资产增值，会通过熟人引进一批医疗器械。再把医疗器械发票开高十多倍，作为固定资产上报。照这种方式计算，即使没有产出，托管期间国有资产不仅会“保值”，更会大大“增值”。
从莆田人纷纷效仿陈德良，成规模经营的时候起到现在，其经营者营销心态大多都维持着十几年来的“试试看”心态——由于他们往往只是充当投资者的身分，当年个体户般“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阻碍已不存在，做得火就继续，做得不火，拉来一桶金就走。有这样的心态，经营者自然不会全身心投入，往往是先租一间便宜的民房试手，质量上便存在很大隐患。
在舆论、监管部门与莆田系医院争论不休的日子里，最大的受害者显然还是消费者自身。能否增进沟通、达到多方共赢的有效率的局面，才是目前社会急于营造的。
冤枉的莆田
“为什么允许我们存在，却不让我们生存？”在前段时间参加的某个民营医院的碰头会上，某“莆田系”医院院长大声抱怨自己不是卫生部门的“亲儿子”，向医药商业评论大吐苦水。在记者对众多医院的调查中，政策的反感居第一位。
政府对民营医院较为宽松的准入态度与管理的疏松，很容易让游医的同乡，特别是农民受到前人“成功”的蛊惑。一旦投资办院出现困境，尚未摆脱小农意识的他们往往舍不得及时脱手，处于骑虎难下，越陷越深的境地。或许是对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误读，许多地方的政府没有适时引导民营医院的积极性，任其自生自灭。
就从其内部而言，即便在初期通过托管、入股公立医院等形式解决了设备问题，最核心的专家人才问题仍是最大的困扰——哪个专家会心甘情愿到一家很难取得医保、医生不存在晋升、无法考试（部分地区民营医院的相关医疗考试资格也是在近期才逐步得到解决）的非“正统”医院就职？本小利薄的“门诊部”自然更不用说，除了小部分依靠熟人关系引进的教授，最常见的恐怕就是“上午披着白大褂，下午放牛、耕田”的“专家”了。
如果说上述困难只是对莆田系单体医院造成损害的话，那么网络对其的打压绝对是空前的。进入二十一世纪，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舆论的隐患终于爆发——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任意性、超时空性，各种各样的谣言甚嚣尘上，严重损害了莆田系医院的整体形象。
一位从事医疗研究二十多年的人士苦笑道，许多民营医院经营者索性“破罐破摔”，那些管理概念落后，法制观念淡薄的医院也是被“逼”出来的。“谁愿意当社会的渣滓啊！”
叶建英表示，莆田系的错误，需要区分管理层与医院本身。许多莆田系医院的领导班子均称其广告等违规问题是“上头”（投资者）的意思，并非他们能左右。由于莆田系医院的民营医院身份，投入大量资金作广告本身就是商人的权利。由于政府相关部门不注意引导、监督所导致的一连串“多米诺”反应，不应一律由莆田系医院来承担。
各种各样的社会风气使莆田系民营医院问题已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评论时必须还民营医院一个公道；同样，曾经犯下的错误还是需要承担，再多的理由也不能作为非法牟利的借口。在认清了事实的本质之后，各方就应该携手领悟解决之道。
拨乱反正
莆田民营医院受的“冤枉”不少，它们的确凭借自身实力治愈了不少人，打出了半壁江山。但是它们的不良记录也是空穴来风。这么大的规模，能不有点猫腻？如同《瞭望东方周刊》提到，东庄人经常这样解释家乡民营医院业的发展历程：“和许多行业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样，东庄的医疗行业起步时也是灰色的、黑色的，甚至是血淋淋的，但完成原始积累之后，他们就立即走上正轨。”但是，当中的很多人却在偏离的轨道渐行渐远。
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于宗河对此十分痛心。刚正不阿的他曾于2006年大年初四，到莆田开了一个民营医院碰头会，想趁着春节暖意，对诸多莆田系医院投资者和经营者苦口婆心地引导、劝说，告诫他们必须走诚信、自律的道路。当时这招致有些人的不解，因为在他们看来去莆田就是对莆田人做法的支持。
即便如此，于宗河并未放在心上，相反，他认为莆田系医院既然已进到这个门槛内，又走到今天，就应晓之以理，讲清利害，力所能及地用一定形式。如制定“全国民营医院诚信自律规范”（十条）和以此为标准创建“全国诚信民营医院”加以引导，促进这些民营医部走健康发展之路。同时，研究民营资本，进入医疗领域的理论、国际做法、经验等。还义无反顾地呼吁减免民营医院的税收，为民营医院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同时，他认为所谓莆田系正在分化，其中越来越多的办院者人正在不断规范自身的行为，这部份必能站稳脚跟并前进发展。
就连陈德良本人也曾表示，希望子孙们不要太急功近利，同时也恳求社会能多给他们一点时间来适应市场。
广东医师协会会长王智琼承认，莆田系医院的医师毕竟从业时间长，市场人员运作亦相对成熟，具有一定实力，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确实可以作为公立医院的一个重要补充。它们更重要的是认识问题——如不积极注册等。当务之急是对其进行引导。当地的民营医院的医师尚未纳入广东医师协会管理范畴。在她的倡议下，有关方面正在计划组建民营医院的医师分会。“人家也不容易。”王智琼非常坦然。
叶建英也称，各方面的对于民营医院的经营模式的认识都在转变。拥有运作的资本、正确的办院指导思想、充分的技术设备与诚信的服务理念——越来越多的莆田系民营医院在朝着这个方向转变。一旦实现这些特点，似乎就跟公立医院没什么差别了。“就拿我对广告的看法而言，以前总觉得医院作广告只能是骗人，因为实力是摆在那里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与学术交流的增多，我发现若不通过广告，医院自身的许多优势未必是消费者能够知道的。”
浪子回头金不换。无论“莆田系”这种叫法过去代表什么，我们都应该首先将其视为医院。至于好坏的评价，是那之后的事。
犹记得改革开放之初的前几批淘金者，其“暴发户”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如今“个体户”一词已不再流行，但视其势利的社会偏见从未消失。同样是最初依靠暴利发家的“莆田系”医院，何时能够取得人们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