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药品生产企业太多，其中一部分不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企业，产品质次价高，在正常的市场体系中本应毫无竞争力而遭淘汰。它们之所以在我国依然生存，而且有些活得还很滋润，完全是由于一些潜规则的存在扭曲了市场，这也导致我国医药产业集中度不高的现状。
“基本药物制度”不应等于药品的统购统销——若实行统购统销，虽不能说定点生产企业一定会偷工减料，但至少没有了改进质量的动力。
——顾昕教授
顾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先后获得荷兰莱顿大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系担任研究员。2004年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担任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北京师范大学方案报告主笔，现为国务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工作评估专家。
顾昕目前从事社会政策、医疗卫生政策、非营利组织、劳动关系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曾发表在双向匿名评审的国际学刊上发表二十多篇英文论文，著有《诊断与处方：直面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一书。2005年，顾昕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定点生产，体现市场化了吗？
不久前北京市医药行业协会组织了13家药企参加“医疗体制改革与医药产业发展”座谈会。与会人士纷纷反映，八套方案与政府部门职能、权力与利益紧密相连，但对于医药企业如何在医改过程中获得发展，似乎没有看到积极的讨论。
一位与会代表道出了参与者的心声：“政府财政拨给医院也好，补给社保也罢，对于医药企业来说似乎没有区别——只不过是付款人变化而已。看不出医改对医药企业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有什么改善。”
我国医药市场存在“潜规则”由来已久，这是计划经济弊端与市场监管漏洞的催生物。在目前政策在“计划”与“市场”之间摇摆不定的情况下，药企均希望基本药物目录制度的发展能作为这个有待规范的市场的良好补充。这次座谈会可以视为药企对自身利益的一次集体捍卫。然而，事实仍是医药企业在医改中并没有发言权，就连此次座谈会也是低调进行。
今年7月，某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怪现象，一边是定点企业不生产廉价药，一边是正在生产廉价药的企业拿不到定点资格。
据该报记者于北京、山西、河北等地做的调查显示，同样的廉价药品，“非定点”企业的一些药品价格比首批入选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名单的十家药企报价还低。而这十家药企中，只有四家投产了部分廉价药。其余几家，似乎除了因利好消息传出而带动股票上扬外，均没有生产动静。这份出世前被媒体爆炒的“定点生产企业”名单似乎正面临着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
那么，为何不选这些正在生产、销售廉价药的企业？该报记者引用石家庄制药有限公司某员工的话：“政府选企业的出发点并不是比谁家的药便宜、谁家的药品质量可靠，而是在每省或每个地区选一家代表企业。”换言之，这种游戏可能造成区域性垄断。
作为医改四大制度之一的基本用药制度的关键环节，却连企业是否在生产目录内的药品都没注意，其仓促性可见一斑，“定点生产企业”的资格恐怕一时间难以服众。
“政府引导”不能拒绝“市场竞争”
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对药品价格采取不同程度的管制措施。多数国家实行“定价上限”。药品价格上限的制定是参考本国或者周边国家治疗同类疾病的、已有同类药品的价格，也就是所谓的“参考价”。在这个参考价之下多种医药生产或销售企业可以展开多种形式的竞争。也有国家实施“一品一价”，管死药品价格，促使有关企业和专业人员在改善药品质量和用药服务上竞争。
与其在医改上的态度类似，顾昕认为的市场竞争永远是需要的。顾昕的主张是，基本药物生产应该实行“政府引导下的市场竞争”，简单地说，就是由政府定价甚至招标采购，让企业竞标。价格上限或定价摆在那里，为了生存，企业恐怕只有在竞争中不断完善质量的努力空间了。
方正超大字符集">顾昕曾在日前对我国药品生产和流通实行管制的范围和程度在各地差异过大表示担心。在一定程度上，国内出现了一种要将药品监管的范围不局限于价格而扩大化的倾向，试图形成定点生产、定点招标、定点配送的“三统一”局面。也就是说，一种久违了的统购统销局面浮出水面。不少人似乎认为，政府可以制定生产计划、招标计划、配送计划，一切可以按计划办事，一切由政府负责，一切就会万事大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向的刘国恩教授曾在一次民营医院座谈会上笑言，这是“回归”计划体制。为执行这个计划，政府只能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分别授权或者委托一两家企业来实现垄断经营。
但实际上，这种模式根本不可行。因为政府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动力及监管手段来对成百上千种药品的生产和流通环节进行全面的监管。最近在业内有相当知名度的人还提出建议，除了原研药、专利药、创新药外，其他上千种药都要纳入“三统一”中的计划体制中，更显荒唐。即使缩小范围到几十种药品，也不一定能搞好。因为要实行统购统销，难免会出现垄断。在垄断的情形下，虽不能咬定所有的定点生产企业都会偷工减料，但缺乏提升产品质量的动力是毋庸置疑的。更何况，在定价低廉的情况下，定点生产企业是否有积极性生产，还是一个未知数。目前的情形是，政府连组织生产18种药品的“迷你统购统销”都搞不起来，怎能指望就成百上千种药品进行统购统销呢？
早在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就曾宣称，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如今这个倾向又体现到药品生产、流通领域了。若医改能靠药品生产、流通回归计划体制就能实现的，当初的市场实践又作何判断？曾被经贸委医药司原司长于明德称为已经充分市场化的我国药品市场，又如何能够承受突然消失的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竞争？
就顾昕看来，最关键的是，医疗体制的改革最终主要不是靠药品回归计划体制就能实现的。他认为，不如以政府作为医疗筹资的主体，代表患者成为强有力的谈判者，向医疗机构购买医疗服务。患者由向医疗机构直接付费，变为向政府购买医疗保险，政府再依据参保人数向医疗机构购买医疗服务。这“购买”当中少不了竞争，自然迫使医疗机构更注重性价比，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若要实现顾昕的主张，困难重重。如政府各部委间权力的分散就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比如，药品定价权力属于发改委，而新药审批权力却在药监局——要说服众多政府职能部门，将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建立一个协调机制，或许应成为政府下一步从职能角度调整政策的首要考虑问题。
“什么类型的药占主体，什么样的企业能够更符合百姓的需求，那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不是任何专家在所谓的方案中能规定或者规划出来的。”谈到定点生产制度的前景，顾昕焦虑之情难以掩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