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民间机构及企业是重建的主力 对于灾后重建，新西兰、日本、美国和我国台湾都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1、制度性约束确保赈灾资金高效使用 日本根据《灾害对策基本法》、《灾害救助法》、《受灾者生活支援法》和《严重灾害特别财政援助法》等，各级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对灾区重建负有责任，必须根据法律和防灾计划重建灾区。在资金方面，国家负担重建灾区的全部或部分费用，负责分配费用的大臣根据都道府县知事的报告、地方公共团体提供的资料和实地调查结果进行分配，分配时必须做到公正、稳妥和迅速。大臣在决定灾区重建费用时，必须考虑到灾害可能再次发生，并提供对有关设施进行改良的费用。在制定分配费用标准时要向中央防灾会议报告。灾后重建的资金来源包括国家财政、地方公共团体的灾害对策基金和金融部门提供的贷款。 美国新奥尔良地区在遭遇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政府拨款重建家园，为了确保赈灾资金有效配置，美国政府和国会联合临时出台应对机构，确保资金的合理支出。 2、民间机构及企业成主力aihuau.com 1999年台湾“98226;21”地震后，在灾后重建中，持续性提供服务的有，南投县23个小区家庭支持中心、台中市的3个“国宅”服务中心；这些是当地政府委托相关福利机构提供的服务中心。而纯民间组织有，如CCF则针对低收入户、单亲家庭，展望会则针对原住民、儿福联盟针对失依儿童等；这些民间组织，或独立或结合社会资源，从事特定受灾人口的跨区域服务。这就有效保障了资源的高效配置以及实际救助的效果。 灾后重建对于企业而言，是一个巨大商机，在步入灾后重建阶段的一些基础设施、路、桥、学校、医院，以及房屋建设工程等，不但推动主要建筑行业、施工企业的商机，也带动了下游产业链的商机，比如钢材、水泥、化工产品等一应建筑材料的供应商。这里面考验的当然是企业自身利益与社会道义的博弈，如果企业能够抱有人类崇高无上的人道主义情怀，全力投入到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中去——须舍个人利益或企业利益，顾大家利益或社会利益。1995年发生地震的日本阪神，在灾后经济重建中，很多企业支援大批物资现金，很多慈善机构团体组织义工和志愿者到灾区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灾后经济重建，主导力量在于民间慈善机构、团体以及企业的鼎力相助上。 3、发挥保险的市场化机制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地震保险制度也是值得慎重考虑的。 在日本，地震保险作为房屋火灾保险的附加险存在，房屋所有者有权选择购买与否，但由于日本地震频发，地震保险的实际购买比例较高。与之相对应，新西兰地震保险是强制购买的，当房屋所有者购买房屋火灾保险时，必须同时购买地震保险。 新西兰地震保险制度被誉为全球现行运作最成功的灾害保险制度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国家以法律形式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多渠道巨灾风险分散体系，走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相结合的道路来尽可能分散巨灾风险。地震巨灾险保费为每户每年60新元左右，由保险公司代为征收后再交给地震委员会。 日本的直接保险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出售附带地震保险的家庭财产保险，然后将地震保险业务全额分出给日本地震再保险株式会社，后者将一部分业务以非比例超额再保险的方式，转分保给政府，一部分作为自己承担份额保留，因而形成了由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政府三方共同分担责任的结构。初级巨灾损失100%由参与该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中级巨灾损失由参与该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50%，政府承担50%；高级巨灾损失由政府承担95%，被保险人承担5%。 日本和新西兰经验表明，在政府提供地震再保险的情况下，合理的地震保险制度设计可以有效提高灾后重建的效率，对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都有很好的正面效应。 大灾呼唤大爱 这次汶川地震，无数人捐款灾区，但是最受关注的主要有两类人，一是影视明星等公众人物，二是企业家，因为他们一直活跃在公众视野之内。 目前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赞赏，公众对于他们的捐款数字，都有一个相对确定的心理预期，达到或超过这个数字的，舆论认可和赞扬；而低于预期的，往往招致一片骂声。当然，这种骂声里有情绪化的东西，未必就理性，于是有挨骂的公众人物作了辩解，可大家并不买账，因为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 大多数人心中，对于在别人遇到困难时的救助一般有两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倾力而为。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是亲人遇到了灾难，大多数人往往全力以赴，倾其所有给予帮助。这种行为，前提是基于血缘或其他无法替代的亲情关系，而且，基本没其他办法可想，舍我其谁？ 一种态度是量力而行。这种态度，适合大多数情况下的捐助行为，是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如汶川地震，全国人民的捐款大多是量力而行，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良知体现。但是，量力而行的度是多少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国民，对于其他国民的灾难，单次捐款拿出月收入的十分之一，似乎是一个良知、爱心和理性兼备的数字比例。因为，对多数人而言，毕竟还要生活与养家糊口，而这样一个巨大的灾难，个体即使倾其所有也是杯水车薪，重要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个别企业家之所以被舆论不屑，很大一个原因是公众觉得他没有量力而行。人无完人，但只要关键时刻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符合了一个度，就值得尊敬。而那些被公众谴责的人物，恰恰就没有达到这个度。他完全有能力捐得更多，公众也没有苛求他们要在影响生产、生活的情况下捐助更多。所以，再多的解释，此时也是无力的。
大事件面前，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大节。欣慰的是，此次地震捐款，我们的企业家、影视明星大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爱心和良知，并且大都符合量力而行的标准，都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芒，这让我们尊敬。 从另一个层面讲，中国人都懂得“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也讲究“知恩图报”道德行为准则，在这样一次特大灾难面前，如果你能慷慨解囊救人于危难，相信在以后的重建过程中，人们都不会把你忘记。虽然这并不能看作是一种交易行为。但毕竟，重建本身就是一块数千亿的市场大蛋糕。毕竟，人们更愿意接纳一个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重建呼唤协同 58226;12日汶川大地震吞噬了数万人的生命。但是灾后我们也欣慰地看到了来自国家和社会各界，乃至国际友人的有效援救，人们众志成城，从死神的手中夺回了众多宝贵的生命。透过这场灾难的抢救过程和国外的成功经验，让我们明白：除了政府机构，还需要许多组织共同来应对这种特大型灾难。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不损害每个组织的规则和法律责任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组织间关系深入、维持长远的合作联盟——“协同群体”。 “协同群体”的建立是近几年才产生的一个现象，它的形成与当代社会的复杂性、相互依存性和技术先进性等特点是分不开的。“协同群体”充分利用了普遍存在的信息技术如共享服务器、卫星电话和地理信息系统等，使人与人之间、组织和组织之间直接很容易跨越国家和组织的界限进行沟通、共享信息和相互协作。而这些途径和方法在10年或15年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协同群体”是由公共的、私营的和民间的各类机构所组成的公共领域，以解决共同面对的重大事件或突发问题。虽然在一个特定的“协同群体”内的组织很有可能在其他领域是竞争对手，但是他们在共同群体内共同采取行动，建立持续的伙伴关系来解决那些复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无法靠他们自身的能力去单独解决的。 根据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的研究和分析，有五个核心要素是“协同群体”产生有效成果的重要因素：共同参与、共同的切身利益、联盟、可持续性和适应性。 前两个因素是建立“协同群体”的先决条件，而后三个因素是发起者们为了维持“协同群体”的运作所创造出的“协同群体”的特征。其作用更多的是在于成为一个邦联，而并非组成一个紧密相连的组织单位。“协同群体”内的成功领导人，都是那些懂得如何通过共同参与来干预和影响别人，并且懂得没有任何人拥有单方面控制权的人。 在建立社会灾害应对能力的过程中，“协同群体”发挥着颇有价值的作用。一个有效的“协同群体”能通过全体合作方间的通力协作实现其目标。比如灾后重建。 诚如是，针对此次地震灾害中的受灾企业，如果能身处“协同群体”之中，不是可以通过组织成员间资源的相互整合及业务上的合作，尽快实现自救和重建吗？ 为此，本刊呼吁有关各方尽快成立一个企业灾后重建互助协同群体组织，并愿意为此做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