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伟大成就。这原本是不容置疑的。但近年来对改革的反思、质疑之声也一直不断。特别是有关股份制改革，有不少人认为股份化就是私有化。即使是经济学界人士，也对股份制的性质有顾虑。 那么，股份制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呢？被称为“厉股份”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做了如下阐述。 知识青年返城与中国的股份制 马国川（以下简称马）：作为一个被称为“厉股份”的经济学家，你第一次提出股份制，好像是在1980年4月到5月份。 厉以宁（以下简称厉）：对。当时我作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副教授，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在这个会议上，我第一次提出股份制。aihuau.com 马：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你为什么要提出股份制？
厉：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它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1978年10月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要求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700万回城青年再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到2000多万，大体上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么多人一下子涌回城市，第一个压力就是就业问题。因此，中央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寻求解决办法。在会上我就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 马：你的观点在会议上没有什么响应者吧？ 厉：我的提议没有什么反响，但我坚信“陈规当变终须变”。所以，三个月后在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我再次提出要实行股份制。在这个会议上，提股份制的就多了，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董辅秖、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学者都表示同意，说股份制是好办法。 马：大家对股份制的理解其实并不一致。 厉：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西方经济学不熟，对资源配置的理论也不熟，实际上，许多人仅仅把股份制作为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而没有认识到股份制将重新构造微观经济的基础。不可否认的是，大家在呼唤中国股份制上都是有功劳的。我记得，那次会议由万里主持，万里对股份制一直是非常支持的。 “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结束后，万里告诉北京市，可以用股份制解决北京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说可以，我们考虑考虑。过了几个月，段君毅说不用了，他们通过银行贷款都已经解决了。其实，这时候股份制已经开始在农村出现萌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的某些社办企业，为扩大生产能力，自发地采用了集资入股、股份合作、股金分红的办法，使企业规模越搞越大，企业经营充满活力。农民通过各种生产要素入股，形成了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这就是股份制的雏形。当然，还很不完善，所以后来才要进行乡镇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马：是不是可以说，是知识青年返城催生了中国的股份制？ 厉：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但我提出股份制并非权宜之策，而是在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中得出的结论。 从1978年开始，我就和恩师罗志如先生开始撰写 《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我们研究了20世纪以来英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变及其对英国经济的影响，认为 “社会主义试验”、“国有化”、“计划化”都不是英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从那时起，我就把所有制问题放在了首要位置。我开始认识到，所有制改革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换具有关键意义，必须以新型所有制取代传统所有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