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的精髓是 对中国式管理的探讨（组图）——中国式管理智囊沙龙纪实

    为探索和研究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思想、方法和工具，以期帮助中国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科技智囊杂志社特举办智囊沙龙专题探讨中国式管理，探讨中国式管理的大本大原、来龙去脉。

    主题： 中国式管理

    沙龙相关议题

    1、到底有无中国式管理？如果有，其概念又如何界定？现在讨论中国式管理有哪些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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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现场）

　　冯宗智：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参加我们的中国式管理智囊沙龙。为此我们筹备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在发给大家的资料袋中有关于本次沙龙的议题，请大家看一下。下面先请傅总介绍一下这次沙龙的背景和一些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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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智囊杂志社主编 傅强）

　　傅强： 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这次沙龙有着深刻的背景，前一段管理咨询高峰会刚刚开过，给我的感觉是整个咨询界的组织保障在加强，同时也留下深深的遗憾，因为是大的峰会的形式，给各位专家的发言时间非常短。于是智囊希望开在高峰会后造一个场，让大家把自己的真知灼见说出来。这里也有一个更深刻的想法是与杂志密切相关的，就是智囊从去年开始改版，由公众的媒体改成专业的管理杂志，经过一年，我们的品牌和管理链接上了，但我们不太满足于只做管理方面的报道，对我们来说，能否提出一些中国管理模式与发展方向的主张，起到管理媒体应有的作用是很关键的。我也和易总探讨过杂志的走向，并在去年年终的时候与中企协胡理事长和赵秘书长在今后的合作方面做了沟通，当时也考虑到媒体还没有一个专业的行业性杂志，智囊有八大栏目，咨询是其中的一个，我们也希望能从栏目的合作走向专刊的合作。现在整个的媒体发展趋势又有了新的变化，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主张，所以在内容上试图找一个突破点，据现在看来，不知道中国式管理是一个什么样式，是过去时、现在时还是一个未来时。我们在做专刊时感觉比较吃力，因为既要有纵向比较，横向还要和美国和日本的管理做比较，还要提出未来中国式管理的发展方向。今年3月份IBM大中华区总裁周伟焜来拜访科技智囊的时候，一眼就看到我们的西方管理墙，当时他想为什么没有中方的管理墙；无独有偶，正好在前一段柯达大中华区的总裁叶莺来拜访我们，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说傅总你能不能再梳理一个中国式管理的管理墙。所以从许多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大的需求上看，我们认为这个选题是能彰显我们主张、确立我们咨询专刊的行业高度和内容高度的突破点。所以今天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推动行业和媒体方面的合作，另一个就是为明年杂志的内容找到一个支点。这次沙龙第一部分针对话题展开讨论；第二部分我们的记者编辑在做专刊时可能遇到一些问题需要与专家探讨；第三部分把我们专刊的内容做一下报告，看一看我们的思路对不对。

　　冯宗智： 沙龙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中国式管理的讨论；另一个是咨询专刊的探讨。主要部分是中国式管理的讨论。去年我们通过运作百期百年奠定了科技智囊在管理杂志上的地位。我们通过运作和思索，觉得仅仅是做管理还是不够的。管理有中国管理、有西方管理，智囊到底走的是哪条路？其实我们提出中国式管理这个视角是要帮助中国企业健康、均衡、可执续发展。开始并没有想太多，但越做越觉得承载的内容实在太多。中国式管理不管是拿来主义也好、回归传统也好，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企业的实际问题。中国式管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概念、怎样去定义、对企业有什么用，有待专家进一步探讨，希望大家多提供宝贵意见。郭总是美式主要搞人力资源的，对于人来说，美国、日本都有自己的管理，中国是不是也有中国式管理？我想听听您对这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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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世咨询有限公司大中国区总裁   郭鑫）

　　郭鑫： 感谢智囊提供这样一个沙龙把我们聚到一起来研究、探讨、交流中国的管理模式。我觉得我们中国所谓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最多的是与人相处。在这方面孔教对我们的影响最深。孔教的核心理念不研究人的来，也不研究人的去，研究最多的是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处理以达到和谐。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文化是任何一种其他文化都无法找到的。但回过头来，管理重要的一条是使企业盈利、为他的所有相关利益群体提供服务。所以仅仅是人际关系的和谐是不够的。我们有的时候陷入一种误区，一提到管理就是洋的东西，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我们很多企业在管理上没有提高到那个层次、没有提高到那个境界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借口。我们具体的应该做的是提高管理的效率、提高管理的有效性，那么这就涉及到如何利用西方的管理。西方在管理上有非常先进的思想，有许多我们可学的地方，绝大多数时候，以人为基础的管理内容上差别不大，差别大的是在文化、习惯、教育形式上。要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渐学习并形成中国式的管理方法、模式、工具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谈中国式管理还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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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

　　赵晓：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问题。有人问陈工：企业发展以后主要任务是什么，他说我要把“想好事，说好话，做好人”这种中国文化变成我们的企业文化。我说你说这句话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我要反驳你，当你走出去以后，你如何告诉你在海外的员工这就是中国文化？第一你没有办法告诉人家你这是中国文化；第二你没有办法让人家信服你这就是中国文化；第三你凭什么说人家没有好的文化？很多东西不见得是中国特有的。过去我们说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吃苦耐劳的。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变成全世界最懒的、最不吃苦耐劳的。现在为什么又开始吃苦耐劳了，并且要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完全是因为制度的变化。谁能说我们是最勤奋的，我们能比韩国人更勤奋吗？我们自以为自己很有特点的东西一旦放到全世界去比较、参照，我们发现都很难打上中国的烙印。中国的文化很多都是死文化、都是书本里的。中国人总是引用死文化来证明自己是如何如何的。它是一种思想，但这种思想并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思维的标准范式，也没有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的架构理念，这些东西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很难说跟中国人有多大关系，很难说他跟中国的管理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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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朴）

　　吕朴： 讲中国文化，就要讲传统文化，我们长期是一个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时髦的名词——发展失衡。像经济发展与腐败泛滥同时并存、环境污染等等一大堆，有可喜的东西，也有使人很担心的成分。市场经济发展后，我们的管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曾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物质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和我们传统的“想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完全不一样。美国很少宣扬奉献精神，他讲的是要有回报、他讲的是个性的解放，他是讲个人崇拜、个人价值，讲自己的物质需求，但他的这套体系就能在企业里变成一种最先进的产品、变成最高的效率，这种社会系统就能使科技成果源源不断的出现，你说这个社会是好是不好？现在很多思想把美国看成一个妖魔化的东西，把美国看成一个最坏的、最差的东西，其实是这样吗？不是。其实最好的在那个地方，最坏的也在那个地方。我们的这种管理观念是不对的。我们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是把美好变成虚荣。那时候我在工厂里，大家天天早请示晚汇报，但就是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如果计划经济再延续20年，中国就会变成一个谁都不要的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变腐朽为神奇。我们认为美国最个人化的、最腐朽的管理思想恰恰能转化为一种神奇的力量，这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说过。为什么会这样？我总结：人是物质的。美国的管理系统适合人的物质性，他有他的约束、有他的激励，才能产生效率。我们的这套系统不适合人的物质性，非得把人说成一个阶级的人、正直的、精神的人，那么人的本质的规定性与管理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必然是一种没有效率的企业。我们的坐标上起点是传统文化，但现在的发展是非稳态的，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认为是现代管理。发展失衡就意味着我们的管理缺失。我们杂志抓的这个话题太棒了。现代管理是什么、中国传统管理是什么、差距是什么要弄清楚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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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副理事长  胡新欣）

　　胡新欣： 我们要更多的交流，大家的观点可以不一样，但要面对面的直陈自己的意见。这个话题非常好，为我们做咨询的人出了一个大题目、出了一个难题。可能一言难尽，也可能十年八年也不一定有定论，中国式管理不是过去时，也不是将来时，而是进行时。一个很完整的体系若干年后也许会有。借此我谈三点看法。第一个观点，管理科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企业家、专家学者及咨询界人士三方互动的良性互动关系。不管哪一个国家，企业管理要发展，都要有这样一个过程。超级强国一定有超级商人来支撑这个国家，中等有中等支撑，弱国有弱等的支撑。有强经济才有强企业、有强企业才有强管理，这个寄希望于中国的企业家。第二个观点，教授专家学者是创造理论的，首先他要研究企业，才会去创造理论。我研究过大部分管理理论都不是实践者创造的。我觉得理论家作用非常重要。但目前理论家的理论研究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相差很远，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大学里，教学理论还有案例都是西方的。中国有没有案例呢？我认为有，我们把很多中国的案例推荐给清华大学以搭起理论的桥梁。咨询界人士起的作用也是很关键的，他介于理论与企业实践之间，这种距离很适合去总结中国的管理理论。第三个观点是要从总体角度全面研究管理科学。管理科学可从四个层面着笔。第一个层面是哲学层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诸子中找到很多管理思想，但为什么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我们的管理科学却没有走向世界，这说明这还只是宏观的、比较虚的东西。第二个层面是专业管理理论。我听有的人说：中国的企业管理有观点无理论、有理论无体系、有体系无原创。中国的教授专家有义务有独创。第三个层面是企业管理的相关制度。既不同于文化，也不同于思想。有人说20世纪我们管理科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体制及适应这种方式的法人治理结构。恰恰是这种体系支撑了微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四个层面是管理的工具、方法、管理手段。这方面西方的管理学中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中国有没有？有。最有中国特色的就是大庆、鞍钢，但科学性比较差。从这四个方面看，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管理体系应该像一棵树，哲学层面是它的根。虽然很多方法我们不具备，可将来会有一个为世界所认同的中国式管理，但它不是一个特性的管理模式。我们现在去预测很难。但我认为第一它是东方智慧、第二是全球视野、第三是本土方案，具备这三点就可称作中国式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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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肃）

　　李肃： 我觉得这个命题很难得出结论。中国在学习西方管理时也在追忆传统文化，怎样在这两方面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又凭什么去超越世界，这太难了。说到底第一要研究哲学起源。但中西方完全不一样。西方管理理论是适应工业社会管理实践的。中国古代的思想是从人本管理出发的，他不管科学命题，他只管关系。这种哲学重新挖掘能不能适应信息社会是个深层次的问题。西方哲学到中国时会怎样同化、怎样异化、怎样磨合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第二我们需要研究管理理念。西方最初的X理论其实是讲精细化管理，是讲管理制度。它实际上是科学的动作、科学的制度结构，把管理思维套在这个体系里按照工业体系去复制。Y理论就不一样了，随着事业部的发展、控股公司的结构，它越来越知道人的行为。现在我们总说中国的管理就是人的行为，其实不对，对行为的量化西方比我们科学得多得多、早得多得多。90年代公司再造理论说到底是说体系革命出现新的思维，但按照这样的模式走到最后世界就被组织化了、被大客户组织化了，这样就会发展到一个极端。其实西方的管理也没有能适应未来管理的，他也要重新学习。日本的管理体系是在特定历史、特定地域里的一种体系，实际上是一种产业文化，这些理念都不能完全站得住，也不能完全适应未来的发展。西方的技术派的东西、定量派的东西向人本主义管理走的时候，越走越要适应发展的时候他也在调整。真正传统的东西有没有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特别是后工业时代的东西，我认为是有的，所以在管理理念上要顺着这种思路去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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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总裁  王璞）

　　王璞： 我的角色既是一个企业家、一个技术派的领导人，也是一个咨询界人士。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点，要保持国家、企业长盛不衰，就要考虑好各方面的因素。要研究管理的技术性、管理的科学性。这方面要跟上信息社会的发展。过去有一句话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现在我给改了改：“学会儒法道，打遍全天下”。儒法道按我的理解是把古今思想都统了。这是价值观的问题，是文化理念的问题。我们中国的企业要求的是什么，儒家思想是修身养性。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是中国企业里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核心是一把手。法家要求我们研究制度层面的问题。法家思想是严格执法，有令必行。按制度去执行，制度决定一切，制度就是生产力，这一点在法家思想中反映很多。道家思想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要懂得权变、懂得与时俱进、懂得战略要调整。我觉得在中国的管理体系融大权于一炉就是儒、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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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教授  王以华）

　　王以华： 用智囊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研究什么、我们为谁研究、我们怎样去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是否存在，我觉得既存在又不存在，它的存在方式既有特别好的一方面，也有不好的一方面。我为什么说它不存在呢？如果我们追溯最早的民族企业家——徽商，那时候西方的思想对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追溯50年代，我们看到所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引进的模式几乎都是苏联的模式，而苏联的模式又是什么呢？是泰国的模式。这个时候你怎么去讲他就是绝对中国的呢？我觉得他不是绝对的。现在诞生了很多的中国企业，多数是吸取西方管理思想的架构。我们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研究什么？这就不得不把这个问题分解了。什么是管理、什么是式、什么是中国，要把这三个问题先搞清楚。我们从看泰勒对管理的定义到看现在一些教科书的定义，管理的定义在百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管理的对象和管理者本身发生了变化、企业背后整个大环境发生了变化，它的精神背景、技术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都发生了变化，同时企业本身也在成长，从小到大。泰勒那个时代的管理是支配他人的行为，今天的管理是管理者创造一种氛围让员工做完事心满意足同时客户满意，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连世界的管理是什么都在变化，我们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会有很多过渡化的东西。式就是mode，mode给人一种感觉是成形的、成熟的东西，我们不如去探索未来的mode来突破今天的mode。我所说的mode背后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是需要突破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如果mode处在游动下倒是好事，中国企业这个mode过于固化了反而不能前进。说到中国问题，我完全同意这两个命题：洋可以为中用，古可以为今用。我觉得归根结蒂是人的问题，管理首先要管的是人，人管人是大前提，要用人去调动物资等等。在管理当中肯定有国际的、共同的东西，但差别在哪儿？就是中国人处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发展背景不同，再加上我们处在大间隔当中，我们的人本身的文化水平不同等等就造成很多特殊性。再比如说我们所拥有的钱的多少、我们的物质装备的水平不一样、还有我们的信息进程不同，整个导致中国在管理上不可能和西方完全一样，但在方式上我认为现在不可能就有一个模式，照一个模子去做就能成功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太复杂了，企业的业态太多了，因此他的管理模式肯定是多样的。我希望在中国式里保持它的多样性，中国式本身就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模式。中国式我不希望他是一个mode，而是更多的mode，在中国这个特殊时期还没有来得及形成一个特殊的体系，所以形成制度体系恰恰是当前一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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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多星企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黄启珠）

　　黄启珠： 我觉得我们应该真真正正地把中国的企业家、专家、学者、教授和咨询结合起来，真正把我们好多成功案例认真总结，总结出来我们有特点的东西。其实这里面也有古为今用，也有洋为中用，也包括方法上的创新。大家都知道麦肯锡的方式是先有假设，然后通过好多数据来论证这个假设，我们在实践中要暗合这个理论。从输出效果去看清问题、从管理环节去找经验和原因，从机制体制观念上去找根源，然后针对原因和根源去提改革方案。下一步的建议就是结合起来真正总结我们成功的经验，就会提炼出我们的宝贵的东西。

　　胡新欣： 我最后说两句，提几点建议：第一，这样的小型沙龙或其它形式的研讨会我们要继续下去；第二，下一次我们要多找一些非咨询行业的企业家，最好是找国有做的比较成功的，民营企业成长起来、做得路数比较对头的，外资企业做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第三，从专刊的组织与宣传方面，要进行案例的深度分析，找几个典型，做的好的或者做的失败的也行。失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抓到要害。一定要有深度，不要像经验介绍或一般性的经验总结一样，那就没有味道了。要多层次、多角度去挖掘。第四，我们要多做一些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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