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1月9日，科技智囊杂志社精心举办了“中国式管理”智囊沙龙，来自咨询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了热烈、深入的讨论，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家由于时间方面的原因，不能到现场一起参加讨论，他们特为本次沙龙撰文发表他们的观点，应该说，咨询界长于理论分析和模式总结，企业家长于实践，正是这种场内与场外的互动，理论和实践的碰撞，才使我们对中国式管理的探讨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在此我们刊登其中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场内嘉宾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副理事长 胡新欣
华嘉机构总裁 易建湘
美世咨询有限公司大中国区总裁 郭鑫
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教授 王以华
和君创业管理咨询公司执行董事长 李肃
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 赵晓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总裁 王璞
北京多星企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黄启珠
和君创业管理咨询公司高级顾问 吕朴
场外嘉宾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主席 叶莺
正泰集团董事长 南存辉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 徐少春
新浪CEO兼总裁 汪延
零点集团董事长 袁岳
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 朱伟
荣昌制药董事长 王威东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助理 窦皓
英国Nimbus公司中国区总裁 杜豪
旗星智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民
国富创新管理咨询公司执行董事 李建立
任我行软件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邝宁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张之雄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 任勇¬
朴智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副总裁 罗畅
场内篇管理体系应该像一棵树，哲学层面是它的根。虽然很多方法我们不具备，但将来会有一个为世界所认同的中国式管理。我认为第一是东方智慧、第二是全球视野、第三是本土方案，具备这三点就可称做中国式的管理
——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副理事长 胡新欣
“中国式管理”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题目、出了一个难题，可能十年八年也不一定有定论，中国式管理不是过去时，也不是将来时，而是进行时。一个很完整的体系若干年后也许就会成立。借此我谈三点看法。
第一，管理科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企业家、专家学者及咨询界人士三方的良性互动关系。不管哪一个国家，企业管理要发展，都要有这样一个过程。超级强国一定有超级商人来支撑这个国家，中等有中等支撑，弱等有弱等的支撑。有强经济才有强企业、有强企业才有强管理，这个寄希望于中国的企业家。
第二，教授、专家、学者是创造理论的，首先他要研究企业，才会去创造理论。我研究过大部分管理理论，都不是实践者创造的。我觉得理论家作用非常重要。但目前理论家的理论研究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相差很远，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大学里，教学理论的案例都是西方的。咨询界人士起的作用非常关键，他介于理论与企业实践之间，这种距离很适合去总结中国的管理理论。
第三，要从总体角度全面研究管理科学。管理科学可从四个层面着笔。
第一个层面是哲学层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中找到很多管理思想。
第二个层面是专业管理理论。我听有的人说：中国的企业管理有观点无理论、有理论无体系、有体系无原创。中国的教授、专家有责任去开创这些理论。
第三个层面是企业管理的相关制度。这既不同于文化，也不同于思想。有人说20世纪管理科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体制及适应这种方式的法人治理结构。恰恰是这种体系支撑了微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个层面是管理的工具、方法和手段。在这方面西方的管理学中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中国有没有？有。最有中国特色的就是大庆、鞍钢，但科学性比较差。从这四个方面看，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管理体系应该像一棵树，哲学层面是它的根。虽然很多方法我们不具备，可将来会有一个为世界所认同的中国式管理。我认为第一是东方智慧、第二是全球视野、第三是本土方案，具备这三点就可称做中国式的管理。
在管理的“术”的方面，我们应注重洋为中用，以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在管理的“道”的方面，我们应注重古为今用，从根本问题入手，开掘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将中国的管理思想推向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华嘉机构总裁 易建湘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与《科技智囊》的管理沙龙活动，与大家一起研讨“中国式管理”这样一个既“现代”又“古老”、既“国际”又很“民族”的话题。
“中国式管理”,从这个命题看，“管理”是主语，“中国式”是定语。搞清“中国式管理”，我们首先要清晰地界定管理的层次和对象，然后找到“中国式”在其中的自然位置和自然定位，同时使管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民族振兴、人类进步。
首先，第一个问题，管理的层次。
我认为，管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管理思想、管理方法与工具、管理实践。这其中，管理方法与工具是没有国界、没有时限的，古今中外可以相互借鉴、学习，只要能解决实际问题，与自身需求相匹配、管用就好；管理实践，大多数人认为管理是近现代西方工业经济文明的产物，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实质上，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自从有了人、有了人类社会，它就伴随在我们左右，管理也不局限于经济活动，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对自身无不渗透着管理行为；管理思想，这是管理中最具含金量的部分，它对管理起着主导作用，反映管理主体的个性与价值取向。
“中国式管理”，其实谈的是管理思想这一层级上的问题，上升到更高层面就是管理哲学，观察世界的方式、方法，而这一管理思想的支撑体系是延续五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思想与文化是历史的沉淀、生命的延续，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绝对值得骄傲与自豪，并有责任、有义务在管理的思想与文化领域对全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第二个问题，管理的对象。
作为管理主体而言，肯定就是人；对于管理客体，有人、有物、有资金等等。在这里，人有人性、物有物性，不能混淆无别，即不能用管物的方法管人，也不能用管人的方法管物。
放大到全球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管物的方法是相通的，与此相对应的西方科学技术文明也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我们应虚心学习、迎头赶上。而对于管人的方法，就不能一概而论了，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特质、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特质、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特质、德国人有德国人的特质，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以西解中，还是以中解西，在实际操作层面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在日常管理中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就方法工具谈方法工具，不考虑它的应用环境、应用对象，不考虑它的应用者、应用者的发展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谈“中国式管理”是将管理放在中国这个共同的语境之中，研究中国人对管理的认识，中国人接受被人管的方式，而这一切都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不能脱离中国现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另外一个层面，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其实就是关于“人”的思想与文化，其核心点始终没有离开人与人性，始终围绕着人与人性不断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和实践，因此，中国式管理将最可能超越时间界限、地域界限，解决管理中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困惑与结症。
最后，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的落脚点还要回到中国来。综合以上的观点，在管理的术（方法工具）的方面，我们应注重洋为中用，以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在管理的道（思想文化）的方面，我们应注重古为今用，从根本问题入手，开掘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将中国的管理思想推向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我们有的时候陷入一种误区，一提到管理就认为是“洋”东西，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我们很多企业在管理上没有提高到那个层次、没有提高到那个境界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美世咨询有限公司大中国区总裁 郭鑫
中国所谓的以人为本的管理关注的是如何与人相处，在这方面孔教对我们的影响最深。孔教的核心理念不研究人的来，也不研究人的去，研究最多的是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处理以达到和谐，这一点在其他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无法找到。
但回过头来，管理重要的目的是使企业盈利、为他的所有相关利益群体提供服务。所以仅仅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是不够的。我们有的时候陷入一种误区，一提到管理就认为是“洋”东西，其实很大程度上这是为我们很多企业在管理上没有提高到那个层次、没有提高到那个境界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我们具体应该做的是提高管理的效率、提高管理的有效性，那么这就涉及到如何利用西方的管理。西方在管理上有非常先进的思想，有许多我们可学的地方，绝大多数时候，以人为基础的管理在内容上与西方差别不大，差别大的是在文化、习惯、教育形式上。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渐学习并形成中国式的管理方法、模式、工具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谈中国式管理还太早。
中国式管理应该保持多样性，中国式本身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模式。在中国这个特殊时期实践并总结各种模式是当前一个任务
——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教授 王以华
用《科技智囊》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式管理这个问题时，就要问“我们研究什么、我们为谁研究、我们怎样去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是否存在，它既存在又不存在。什么是管理、什么是式、什么是中国，要把这三个问题先搞清楚。我们从看泰勒对管理的定义到看现在一些教科书的定义，管理的定义在百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管理的对象和管理者本身发生了变化、企业背后整个大环境发生了变化，它的经济背景、技术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都发生了变化，同时企业本身也在成长。泰勒那个时代的管理是支配他人的行为，今天的管理是管理者创造一种氛围让员工做完事，心满意足，同时客户满意，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中国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会有很多过渡化的东西。式就是mode，mode给人一种感觉是成形的、成熟的东西，我们应该去探索未来的mode来突破今天的mode。中国企业这个mode过于固化反而不能前进。说到中国问题，我完全同意这两个命题：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我觉得管理首先要管的是人，人管人是大前提，要用人去调动物资等等。
在管理当中肯定有共同的东西，但差别在哪儿？就是中国人处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发展背景不同，造成很多特殊性。中国太复杂，企业的业态太多，因此管理模式肯定是多样的。
中国在学习西方管理的同时也在追忆传统文化，怎样在这两方面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又凭什么去超越世界，这太难了
——和君创业管理咨询公司执行董事长 李肃
中国在学习西方管理的同时也在追忆传统文化，怎样在这两方面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又凭什么去超越世界，这太难了。
说到底第一要研究哲学起源。中西方完全不一样。西方管理理论是适应工业社会管理实践的。中国古代的思想是从人本管理出发的，他不管科学命题，他只管关系。这种哲学的重新挖掘能不能适应信息社会是个深层次的问题。西方哲学到中国时会怎样同化、怎样异化、怎样磨合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第二，我们需要研究管理理念。西方最初的X理论其实是讲精细化管理，讲管理制度的。它实际上是科学的动作、科学的制度结构，把管理思维套在这个体系里按照工业体系去复制。Y理论就不一样了，随着事业部的发展、控股公司的结构，它越来越关注人的行为。
现在我们总说中国的管理就是人本管理，其实不对，对行为的量化西方比我们科学得多、早得多。上世纪90年代公司再造理论说到底是新的思维，但按照这样的模式走到最后世界就被组织化了、被大客户组织化了，这样就会发展到一个极端。西方的管理也未必能适应未来管理，也要重新学习。日本的管理体系是在特定历史、特定地域里的一种体系，实际上是一种产业文化，这些理念都不能完全适应未来的发展。西方的技术派、定量派向人本主义管理走的时候，也是在不断调整。真正传统的东西有没有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特别是后工业时代的东西，我认为是有的，所以在管理理念上要顺着调整、适应的思路去挖掘。
我们自以为自己很有特点的东西一旦放到全世界去比较、参照，就会发现都很难打上中国的烙印
——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 赵晓
往往一些中国文化的只言片语会变成我们的企业文化。那么什么是中国的文化？过去我们说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吃苦耐劳的。但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变成全世界最懒的、最不吃苦耐劳的。现在为什么又开始吃苦耐劳了，并且要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完全是因为制度的变化。谁能说我们是最勤奋的，我们能比韩国人更勤奋吗？我们自以为自己很有特点的东西一旦放到全世界去比较、参照，就会发现都很难打上中国的烙印。中国的文化很多都是死文化、都是书本里的。中国人总是引用“死”文化来证明自己如何如何。它只是一种思想，但这种思想并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思维的标准范式，也没有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的理念，这些东西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很难说跟中国人有多大关系，也很难说跟中国的管理有多大关系。
过去有一句话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现在我给改了改：“学会儒法道，打遍全天下”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总裁 王璞
儒、法、道按我的理解是把古今思想都统了。这是价值观的问题，是文化理念的问题。我们中国的企业要求的是什么，儒家思想是修身养性。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是中国企业里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核心是一把手。法家要求我们研究制度层面的问题。法家思想是严格执法，有令必行。按制度去执行，制度决定一切，制度就是生产力，这一点在法家思想中反映很多。道家思想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要懂得权变、懂得与时俱进、懂得战略要调整。我觉得中国的管理体系精华熔于一炉的就是儒、法、道。
从输出效果去看清问题、从管理环节去找经验和原因，从机制、体制、观念上去找根源，然后针对原因和根源提出改革方案
——北京多星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黄启珠
应该真真正正地把中国的企业家、专家、学者、教授和咨询结合起来，真正把中国很多成功案例认真总结，提炼出“中国式管理”的宝贵经验。
其实这里面也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包括方法上的创新。
大家都知道麦肯锡的方式是先有假设，然后通过好多数据来论证这个假设，我们在实践中要暗合这个理论。
人是物质的。美国的管理系统适合人的物质性，因为有约束、因为有激励，所以才会产生效率
——和君创业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咨询顾问 吕朴
讲中国文化，就要讲传统文化，中国长期是一个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时髦的名词——发展失衡。像经济发展与腐败泛滥、环境污染同时并存等一样，有可喜的东西，也有使人很担心的成分。市场经济发展后，我们的管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马克思曾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和我们传统的“想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完全不一样。美国很少宣扬奉献精神，他讲的是要有回报、他讲的是个性的解放，他是讲个人崇拜、个人价值，讲自己的物质需求，但这套体系就能在企业里变成一种最先进的产品、变成最高的效率，这种社会系统就能使科技成果源源不断地出现，你说这个社会好不好？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把美好变成虚伪。那时候我在工厂里，大家天天早请示晚汇报，但就是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如果计划经济再延续20年，中国就会变成一个谁都不要的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变腐朽为神奇。我们认为美国最个人化的、最腐朽的管理思想恰恰能转化为一种神奇的力量。为什么会这样？我总结：人是物质的。美国的管理系统适合人的物质性，他有他的约束、有他的激励，才能产生效率。我们的这套系统不适合人的物质性，非得把人说成是一个阶级的人、正直的、精神的人，那么人的本质的规定性与管理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必然是一种没有效率的企业。我们的坐标上起点是传统文化，但现在的发展是非稳态的，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认为是现代管理。发展失衡就意味着我们的管理缺失。
场外篇中西医学都讲究“对症下药”，但是“症状”往往不代表“病因”，更不能说明“病源”。相信有人一定听过以“头痛治脚”来取笑人们处理事情找不到要领。其实治疗一个有病的企业，中西医术也都可以用上。一个没病的企业，中西医学的保健原理及做法，也都能协助那个企业青春长驻，健康快乐
——柯达公司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主席 叶莺
企业管理这门学科，在近几十年真可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理念已是“古今交错，东西贯穿”。尤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更是“中外合流，洋为华用”。企业管理不仅成为支流文化（Sub-Culture），更已经是真正超越所有规则、形式及约束的艺术。《第五项修炼》的管理大师彼德8226;圣吉（Peter H. Senge）说过一段话：“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途径与西方文化略有不同。东方的传统文化仍然保留了以生命一体的观点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奥妙宇宙的万有本源所体悟出精明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而在西方文化中，则倾向于看见由一件件事与物所组成、形成的世界。西方深信直接、简易的因果关系，不停地寻找能够解释一切问号的答案。” 其实彼德8226;圣吉的诠释说明了东西文化的异曲同工。他话中提到的“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宇宙的万有本源”就是因与果的关系。
这位当代的杰出管理大师又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于管理——有目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活动行为中，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这段话我是赞同的。我却不赞同有些人把“管理”说得太复杂、太高深，俨然成了“玄学”。企业管理随着当代商务、经贸、制造、生产、金融、通讯及多元服务的快速发展和变化已经得到不断的丰富与提升；新的管理理念及企业精神不断涌现。企业战略、商业模式、公司改革、流程再造、共同愿景、精益生产，等等，使人目不暇接。曾经被推崇为“世界第一CEO”的杰克8226;韦尔奇（Jack Welch）更放弃使用“管理者”（Managers）而提出“领导者”（Leaders）的称号。使得有些人对管理的理解产生很大的混乱，企业管理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实管理真正的精髓是把复杂的简易化，高深的粗浅化，专业的大众化，贵族的平民化，使一切更接近人类自身的天性，使“以人为本”纯粹地升华。
2005年前的《易经》里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贤人为何人？乃当今所谓的“领导者”。可大之贤人之业又为何业？乃当今所谓的“长青基业”。至于“贤人之德”就是我们一直探讨的“领导才能”。此“德”以俗眼观之，纷纷各异；以道眼观之，种种是常。东西、古今的贤人标准，自有因时因地的尺度。
不同的文化没有优劣，但是相互之间必有差异。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偏重于正本清源，西方则偏重于法制规律；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集思归纳，西方则偏重于逻辑推演；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系统思考，西方偏重于系统运作；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个人修炼，西方则偏重于团队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鼓励循规蹈矩，西方则提倡突破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推崇述而不论，西方则风行当众辩论；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以德报怨，西方干脆就以眼还眼。《大学》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个简单的词，中国人从中感悟到无穷的智慧，受用一生。这几千年来中国人奉为处事为人的经典，西方人听了后大多数感受到的是一头雾水！像这样的文化差异，在实施和接受不同管理的理念和方法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
在企业管理中中国人比较重视原则、规矩与和谐，西方人更注意过程严密、细节完善，不在乎“伤感情”。中国人比较擅长现场协调、随机应变，西方人则坚持分工、制度及事先备好不同沙盘应对策略，一切按预定方案执行。一个让西方人十分费解的现象是，中国人在会议上不发言或没有发言不等于“同意”或“赞成”。西方人若不同意，在会上绝对不会“收声”，直到投票表决完为止。中国人愿意在一个方案的讨论和修改中形成共识，大家都有面子。西方人往往带着不同的方案进行论证，达成你中有我的方案形成共识，大家都不失面子。
中国人写文章，过去讲究的是“起承转合”，现在写报告也西化了，先把结论和诉求开宗明义地说白了，然后再说明原委，提出例证。比如说某某北京旧城的胡同要拆，报告中更着重的是拆与再建的经费、居民的处置、城市规划中的利与弊等等，而不会花费大篇幅从元朝建都说起了。读报告的居民，有些可能觉得少了些“人之常情”，有些可能觉得直截了当更实惠。
中西医学都讲究“对症下药”，但是“症状”往往不代表“病因”，更不能说明“病源”。相信有人一定听过以“头痛治脚”来取笑人们处理事情找不到要领。有趣的是西方管理学在精益生产中一再强调的是寻找质量问题（症状）的“Root Cause”（病源），那是提升企业生产力的最基本保证。产品的瑕疵往往不一定是发生在生产线上的问题，追本¬溯源之后，往往发现问题可能出在采购或是计划部门，甚至一些几乎常理觉得绝对不相关的因素上。“头痛治脚”的千年中医智慧，终于在摩登的现代管理学中得回一个说法。不过在治病的手段以及诊与疗的方法上，中西医还是有别的。一个病人去看西医，西医要病人自己说出不舒服及有毛病的详情，然后进行测量、化验、培养菌体、X光及内视镜检查等等之后，以服食抗菌素或以特效剂打针治疗，严重的要住院吊盐水或葡萄糖，甚至化疗开刀。而同样的病人去看中医，中医通过望、闻、问、切之后，基本可以说出病人身体的不调，然后以降火、养气、活血、化瘀、解毒等等不同的处方医疗。病情严重的，有必要请出太医级的祖传秘方，方能见效。
我不懂中医的博大，也无知于西医的深奥，但是我是一个好病人，中医西医我都看，中药西药我都吃。其实治疗一个有病的企业，中西医术也都可以用上。一个没病的企业，中西医学的保健原理及做法，也都能协助那个企业青春长驻，健康快乐。随着中国不断地开放及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的企业管理也不断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管理的经验与实用。西方管理学者及大师们也正在潜心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不断丰富西方的企业管理。在企业的管理中，中国和西方同是地球村的村民，我们拥有和面对的是更多的相同，而存留的是某些相异。然后经过尊重和融合，必能形成互助。不同的文化应该协和共容，举案齐眉，相敬交融，互补短长。这种健康的交配成长，多年后，必定会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但又能行之于世的“中国的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
中医把医生分为上工和下工。在此且不谈下工，《金匮要医方论》说：“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这是当然。但是万一病了呢？就中还是求西呢？我们公司在上海有位元老级的员工，他叫小寿，我们都喜欢坐他开的车子，因为他敬业热心，永远不迟到，不误事。最近他病了，不能开车，他患的是腰椎盘突出，再加上他一直有胃病，所以他总是忍痛工作。我们去探病的时候许多人劝他应该开刀动手术，他死活都不干，坚持服中药调理。两星期前他回来上班了，我问他是不是好了，他说：“有改善，可以对付一阵子。”我又问他为什么不开刀干脆解决腰椎盘突出的毛病，他回答：“开刀是要见血的，见血的事必有危险，而且，开刀是绝对‘伤元气’的，使不得！”
小寿的话让我联想到当下有多少企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洪流中沉浮挣扎；在新的工业革命中，因为不愿“伤元气”而日夜“忍痛对付”着。没错，变革是要见血的。难道不变革，就能不见血吗？能存活吗？如果一个人患了慢性扩散的肿瘤或是急性的盲肠炎，是应该用中药调理，还是西医开刀呢？你说呢？
管理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别。适合的，即便看上去不那么“现代”，也应该采取；不适合的，即便多么先进，也要视情况而定。对西方好的东西要学习；对传统的东西要总结继承，要有创新；在企业管理中要立足实际，不要被任何成型的模式套牢
——正泰集团董事长 南存辉
什么是中国式管理？我的理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一种管理方式。
大家对汉代刘邦与韩信关于将帅的对话一定耳熟能详。这个故事说明，“善将将”者才是帅才。正泰成长于温州这块中国民营经济的繁荣区域，自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当正泰走出国门的时候，我们又对现代管理理念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有许多东西值得后人去认识、去总结和提高。许多学者有许多思想，提出了一些做事的办法，都非常好。像我们这一代正在实践中的企业，如何把传统的、实际的东西拿来用，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当我们的企业很小的时候，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来指导非公有制经济如何发展，那时民营经济还不被社会所承认。在日常管理中，只要能够有机会看到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就拿来试试看。再者，我们有传统的行为规则，比如中国的诚信美德在温州乡间尤其突出。我们的想法是，依靠中国的优良传统，再加上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先干了再说，错了可以再来。
世界上没有任何成型的管理模式可以直接拿来运用，管理一旦成为模式就成为了过去，只是经验之谈，企业每天都处在变化的市场中，作为管理者要与企业自身结合，借鉴别人成功的经验，找出适合自己的管理方法。在管理中没有好与不好，只有适合与不适合。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能够推动发展才是对的。管理中没有固定的所谓的好模式。
在目前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定环境下，在管理中都要牢牢把握住三点：一是听党和国家的。在全球的视野下，中央提出了许多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这是我们党集中了许多学者的智慧的结晶，是科学的。二是看欧美的。他们的今天可能就是中国企业的明天，他们的制度、规定的订立相当于给中国的企业在探路。对于西方优秀企业发射出的先进管理理念的信号积极地接收。有分析有结合地在自己的企业中尝试，形成自己的管理方法。三是干自己的。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在管理上不能够东拼西凑，更不能崇洋媚外，对于企业出现的新问题，用新方法，靠自己的思路去解决。用别人没有用过的方法，去解决别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企业采取哪种管理模式都没有关系，不管什么样的管理模式，目的都离不开通过适当的机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强企业的战斗力和快速反应能力。进一步说，管理的创新并不在于模式，每一种模式的区别都不大，关键是要有适应性，灵活性。正泰对管理模式的要求是：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动性，把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把绩效考核体系做到最好。
成长型企业已占据经济总量的主流，这些成长型企业非常需要适合他们快速灵活的业务管理变化的信息化管理工具，而且这些企业应用的最大特点就是快速、高效、低成本地解决他们的灵活多变的业务管理需求。一个成长型企业不能停下来搞信息化，他们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管理上的各种问题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 徐少春
在我们的业绩当中，70%左右是来自中小型企业客户的收入，30%左右来自于中大型企业。我们的定位也是将中小企业市场视为“主战场”，同时以高端产品，服务于大中型企业中的成长型企业。
有的国外软件厂商认为“国内的中小型企业，不了解自己的需求”。其实，我认为，中国的中小企业的领导人有极强的学习能力，他们清楚地知道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管理当中存在的问题，但是不了解怎样去解决，也不了解“什么样的IT解决方案能够对他有所帮助”。
ERP供应商应该能够理解客户的管理模式的独特性。根据这种独特性，再向客户提供咨询的意见和建议，最终做决策还是企业，因为他是总经理，掌握了很多企业内部的信息，能够做出合适的决定。所以我们不能去替客户做他擅长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中小型企业的特点是什么？发展迅速。所以他们需要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ERP产品。很少有中小型企业一次全部“埋单”，因为中小型企业CEO知道如何节约投资，会循序渐进地实现配套应用。这就要求ERP厂商能够为客户提供整体规划，并站在更高的角度替客户设计他的管理体系。
某些国外软件厂商表示“要把全球最佳业务实践提交给国内的中小型企业”。其实“管理没有最佳的，在复杂多变的当前时代，一切因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变是世界的本质，管理本质上就是于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彰显应变能力，动态多变的商业世界没有所谓最佳的管理，特定情况下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无论从商业模式、资金积累还是管理基础等各个方面，国内外的中小型企业都存在着天壤之别。
首先，商业环境不一样。国外的中小型企业很多都是为大企业做配套，形成一个供应链，是一个产业生态链上的一环。但是在国内中小型企业更多是孤立的公司，业务多样性和复杂性大大超过国外同类企业。比如，在中国独特商业环境下的企业资金集中管理问题，国外的企业依赖于国外的银行资金管理系统来解决，其软件产品设计中就没有这样的功能，而置身于中国独特商业环境下的企业，尤其是集团化企业，其资金管理不能依靠银行资金管理系统来解决，这是它们实实在在的业务管理需求。中国软件厂商的优势就是了解这样一个环境下的企业需要什么。
其次，将国外那些管理实践的应用简单复制到国内事实上不可能成功。应该把中国中小型企业当中最佳的业务实践总结一下，因为在这个市场里面这个环境里面产生成功的企业，把他们的需求整理以后，比提炼国外客户需求产生的管理经验更适合中国本地的企业。我认为本土市场取得成功的企业更值得国内企业学习。当然我们要借鉴或者是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思想，但是我们要学他们的精髓，而不是说去学他的“形”。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大规模增长，成长型企业占据经济总量的主流，而中小型企业市场又是近十年来增长最快，最具发展潜力的市场。成长型企业的特点是没有很长的历史，但业务增长非常快，经营策略与业务管理灵活性相当强，这也是它们相对于大型企业，尤其是相对于背着历史包袱的成熟型大企业（业务规模与模式已定型、很难改变）的竞争优势，这些成长型企业非常需要适合他们快速灵活的业务管理变化的信息化管理工具，而且这些企业应用的最大特点就是“快速、高效、低成本地解决他们的灵活多变的业务管理需求。”一个成长型企业不能停下来搞信息化，他们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管理上的各种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讲，“快速配置，快速实施，快速应用和快速见效”。现在已经成为客户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也是未来竞争优势的体现。
快速配置的关键在于中间件。这也是未来厂商竞争的关键。从整个软件产业来说，“有效共享，突破效率是产业的命脉”。
我们希望中国的管理软件产业在帮助中国企业成功的同时有更大发展。
中国企业要真正面向世界，就不能停留在“Made in china”的阶段，而是要达到“Brand in china”和“Creative in china”,中国品牌和创新体现的原创力才是竞争力的核心。
中国特色的“特”其实也是一种创新，中国企业要有自己的个性才能生存和发展，绝不意味着拒绝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中国特色的真谛是中西合璧，在借鉴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把握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再过五年、十年，这样耕耘出来的中国模式可能成为世界上先进的一种模式。
管理是一门实践学科，只要能审时度势、理性务实地在自己的公司环境中演绎符合公司成长规律的有自己特色的企业管理哲学，公司的发展就有了坚实的保障¬
——新浪CEO兼总裁 汪延
管理哲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由于各国管理者的文化与思维有着鲜明而迥异的民族特性，因此管理哲学不一样，表现出来的管理行为也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在现代商业环境与竞争中，尤其是国际化趋势日益显著的情况下，“中国式管理”不应该是单纯的、传统的、中国化的，而应该是站在中国文化与管理历史角度，以中国的管理哲学来运用西方的管理科学，把西方的制度化管理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这样才有竞争力。正如当初亚洲借鉴典型的西方管理理论——戴明的管理思想，把其质量管理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质量管理需要的是服从文化，需要精益求精、高度责任感和荣誉感，这些恰好是亚洲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两者的结合造就了亚洲公司在国际市场角逐的竞争优势。
新浪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功，也是因为我们比较注重把中西方的管理文化相结合，让中国理念和西方标准共存。我们的企业口号定为“一切由你开始”就是我们的企业管理哲学的最精简的阐释。中国文化的核心——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恭宽信敏惠”，不仅表现为公司本身就是“大家”，更重要的是表现中国管理具有更多的“情感”特色，即公司成为员工情感交流和满足需要的重要场所。“一切由你开始”体现的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特色，它强调一切由员工开始，它以员工的需求为出发点，它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它为员工创造一个真正能施展才华、实现自我的平台，它为员工创造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大家庭”，这与西方文化强调员工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创造平台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新浪在流程制度上采用的则是西方标准。我们制定了严格的流程和通畅的沟通制度，我们强调规范管理、制度管理和条例管理，要严格按规则办事，追求制度效益，从而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
中国古代管理智慧，我觉得其基本模式的借鉴价值不很大，由于古代智慧的抽象特点，在整合和统一管理团队上也有很大的难度，作为少数领导人的一种知识养分可以，而作为管理蓝本的可能性很小
——零点集团董事长 袁岳
如何看待中国式管理？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我更愿意表述为有“中国的文化印记”的管理。在这里，大家也许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的管理主张中“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基本逻辑。也就是说，我个人认为中国式的管理，本身并不超越西方管理主张的要素设置方式、验证模式与操作模式，但是会在以下两点上表现出自己的特色：
一是模式选择。在西方的诸多管理体系中，某些体系可能更适合中国人的心理特点和社会关系模式，至少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和德国企业的某些管理方式更为中国员工和管理者接受，而法国和日本则有比较大的距离。即使同在美国、德国的企业管理模式中，也不是所有的模式都合于我们的需要的；
二是管理风格。在同一个模式中，中国人的人际合作特点，比如基于差序格局（即对于事物性质的判断，受到当事人与自己关系远近的影响）的人为特点，而在关系处理上，与欧美人相对比较格式化的特点比较，要求的灵活性更大。
在我自己的企业实践中，对于中西管理的结合，零点的管理重点突出了制度化、团队化和高度沟通的特点，从而可以使管理运行相对客观化，即使大多数情况下，冲突变成人和制度与规定的冲突，企业管理者只是执行制度的责任角色，淡化了问题处理中的个人色彩。
作为一个服务品牌，公司的传播表现，重企业轻个人，客户之来与员工之来，多基于对品牌声望的推崇，从而确保了公司不因任何个人情况的变动而陷于不稳定的局面。与此同时，倡导单纯、亲近的人际关系，营造工作关系中的亲近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高劳动量下的负面心理感受，而且使得大量潜在的冲突，在这样的关系形态中得以包容和消化。
因此，中西管理模式的结合，尤其取西方管理中之客观化内核与中国管理中之情感化风格，糅合运用，对于提高管理效率和醇化工作环境很有价值。
至于中国古代管理智慧，我觉得其基本模式的借鉴价值不很大，由于古代智慧的抽象特点，在整合和统一管理团队上也有很大的难度，作为少数领导人的一种知识养分可以，而作为管理蓝本的可能性很小。
孔夫子亲自给人讲治国之道，真明白的很少。他亲自操刀管理的鲁国司法事务，也没有能够助鲁成为强国。
古代管理智慧中多管理之术，其中不少对于启发我们的管理实践和创意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甚少阐明具体实施条件，更像逻辑推演，不似管理工具。
在全球化与本地社会转型结合的前提下，中国将比日韩等东亚社会更多接受欧美的管理思想，但是本地社会也会有积极的管理思想激荡，从而产生比较活跃的管理实践。
中国现在需要这样丰富充沛的实践，同时需要一大批介入这些实践的积极的思想者来总结这些实践，提升这些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这是专业咨询研究专家的使命。这样的时间和提炼相结合，可以使中国社会产生的管理思想具有很大的源自中国视角的全球管理主张的特性。
我相信中国式的管理很难刻意打造，应当是在企业有机地将国内的先进的管理思想理念和手段，同中国市场和企业的具体情况结合下所产生的种种管理方案成功的实践基础上所打造。因此中国企业应当首先全力地吸引一切先进理念和手段
——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 朱伟
中国企业引进外国现代化管理，自改革开放至今也仅20多年的时间，许多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手段尚在被中国企业广泛学习和使用，必将有一个接受和适应过程，而这个适应过程，才正是中国式管理的萌生和出现。我们看到的美国，特别是日本产业发展所形成的管理思想也正是源于此。
事实上，我相信中国式的管理很难刻意打造，应当是在企业有机地将国内的先进的管理思想理念和手段，同中国市场和企业的具体情况结合下所产生的种种管理方案成功的实践基础上所打造。因此中国企业应当首先全力地吸引一切先进理念和手段。
在这里中国19世纪办洋务的经验十分值得借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体思想表面上看不左不右、不偏不倚地既进行了引进，又保持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气节，但在此前提下，很难将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的精髓掌握到。
相比之下日本首先进行了全面引进，在此基础上进而有机地进行消化和创新，使日本至今在运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治国的同时，仍能最大程度地包容和保持其民族性和地域特征。在“二战”后，日本也是学习美国人戴明的管理思想，进而开创日本企业管理的新思维和方法论，包括从基本的kanban管理、TQM到“Z”理论，强调员工的贡献和创造。这一点极为值得中国学习。
中国企业采取怎样的管理方式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这要视企业个体的治理结构、所处行业、地域、规模和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区别对待
——荣昌制药董事长 王威东
我认为以中国古代传统的管理思想为指导，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的管理经验和方法，创造出适合自己企业的管理模式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法。
中国古代较为重要的管理思想：整体性、系统性。这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充分强调了宇宙间的整体性。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系统的、动态的、发展的认识论是息息相通的。整体性、系统性是企业管理最重要的哲学思想，是一切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在彼得8226;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中“系统思考”也被誉为发动机，可见其重要性。
以人为本。孔子“仁者爱人”的仁爱思想，充分肯定人的重要性，所谓“仁者，人也”，仁是人的本质，是至高无上的伦理道德。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以人为本”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
重视战略。孙子说“上兵伐谋”，谋就是谋划，就是制定战略。
权变思想。通权达变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搞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我饿然小人哉。”
古代还有很多管理思想，不一一列举。
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在企业管理方面有许多著名的理论与学派，像泰勒、德鲁克、波特等。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摸索出了很多的科学方法。而这些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毕竟我国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只是近十多年的事。中国不缺乏管理思想，欠缺的是经验与方法。
如果管理者能够拢住人心，即便制度不健全，也能成就一番事业。制度多了，容易陷入文牍主义，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繁琐的条文让人难以记住，权威性也大打折扣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总经理助理 窦皓
管理在中国古代叫“统御术”。那时没有企业，但有管理。主要是针对治国而言。它一方面靠制度，更主要的靠道德约束来进行。在人治为主的古代，制度是人定的，可以随时改变，而道德规范可以永恒。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虽然有“民贵君轻”的说法，但并不意谓着它就是“以人为本”。汉代的地方官吏叫“牧”，刘备就是“豫州牧”，“牧”就是牧羊人，是把老百姓当成羊，官吏就是放羊的。这种管理体现不出人格平等。但中国的社会伦理有长幼尊卑之别，老百姓也认可，所以能延续数千年。
强调道德的力量有合理性。中国社会是认权威的社会，管理者的权威主要是通过道德归属来体现，也就是人心向背。
作为“统御术”，当然还有权术在里面，但这绝对是非主流思想。一部《三国》告诉人们，像刘备那样以德聚人心的平庸管理者，也能成就大事。所以说“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真理。
制度必不可少。叔孙通为汉高祖制订礼仪，让刘邦体会到做皇帝的威严，对国家的管理规范化。但制度保证不了王朝的衰亡。一旦道德象征（皇帝）感召力消失，改朝换代就开始了。
检讨中国古代管理智慧，我看“凝聚人心”最适合今天管理的需要。如果管理者能够拢住人心，即便制度不健全，也能成就一番事业。制度多了，容易陷入文牍主义，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繁琐的条文让人难以记住，权威性也大打折扣。
对管理的认识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认同：管理即是沟通。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管理，中国式管理与国际就没有区别
——英国Nimbus公司中国区总裁 杜豪
管理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有很多层面的含义。不同国家、不同企业都有适合自己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并且随着产品和经济全球互动，这些思想和方法也在快速地交融，相互汲取，共同成长。比如，起源于日本丰田的精细生产，今天在很多国家都在应用；而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如孔子、老子、孙子……也在世界各国引起重视。还有更多发源于美国而被世界采纳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如六西格玛、项目管理等等。
从一个企业角度看管理的不同，企业家本身起了很大作用，而成功企业家基本上都是管理思想和方法的集大成者。特别是在今天，很难想象一个成功的企业还在仅用中国本身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来管理现代化企业。而我所了解的众多成功企业家，无论中外，都是融会贯通多种管理思想和方法的人。
所以当我们谈中国式管理时，不要忘记，无论从人力资源管理、组织管理、战略管理，还是流程管理、生产管理等角度看，全球范围内的现状和趋势都是大融合、大发展；都在向流程、绩效、系统化的管理方向努力。只有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没有中外管理的本质区别；只有管理思想发明、发展阶段的先后，没有绝对的地域性管理。
作为企业家，张瑞敏可谓尽人皆知，他所领导的海尔是中国企业的骄傲。当他在美国了解到成功企业的现代管理向流程、绩效、系统化发展后，对海尔的管理进行了调整（包括信息系统）。他在一次讲话中谈到“海尔的管理是以订单为中心，实行流程管理。注重投入产出关系（系统化），实现同步流程（利用信息系统和工具），”并因此达到了比竞争对手更快、更省、更好的结果。而美国的GE公司也立即从海尔这里汲取了新的理念，甚至将公司前台的口号做了修改。
我想说明的是：没有绝对的中国式管理，也没有绝对的美国式管理。管理只能通过汲取别人优秀的东西，根据自己的企业情况，因地制宜，发展出适合企业自身的管理方法。
本地化的过程是很艰难的选择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很难一下子说清楚。在此，仅以人才问题谈谈看法。人才本地化是外国公司本地化是否成功的关键，在一定程度上减慢了本地化的时间。人才素质参差不齐是人才本地化速度的一个制约因素。如能更好地解决人才素质问题，将会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企业来到中国，加速本地化进程，提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管理学一词源于西方，中国以前是没有管理学的，我个人认为，中国式管理，应该以西学为本，中学为用，就是本质上的东西借用西方的，方法、手段上借用中国的
——旗星智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民
谈到“中国式管理”必须要考虑背景，谈“中国式管理”必须在一个多元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单独谈 “中国式管理”，未免有些封闭，有些狭义。
而从学问的角度考虑，中国的管理思想由来已久，如古代的孙子兵法、易经等等，而管理学是一门西方新兴起来的学科，两者不能够混为一谈。但就中国管理思想，回顾看来不够科学，不够严谨，好的点较少。
中国的管理学并不能够成为一种学科，西方能够有管理学的原因是西方的国家有着几百年的现代企业发展史，拥有很多的大企业，所以中国管理学只能够称为一种思想。而“中国式管理”还在实践过程中，因为管理是动态发展的，所以中国式管理现在还不能够定性，现在抛出来供学者、企业理论探讨，还是可以的，真正形成管理学，还需要不断地研究、总结和整理。
中国学界目前处于一个很落后的状态，老的东西必须放弃，新的方式如何确立？中国式管理的选题所面临的是，对中国管理学的形成是一个机会，世界在变化，管理也必须跟着变化，摆脱不了全球一体化的形式。
从人的角度谈管理，管理首要对象是人，在多元化、国际化、21世纪背景下，只强调一种文化显然是很危险的。比如我们对待孩子的教育，如果拿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方式教育现在受网络信息影响的孩子，显然是不通的。那么我们就要尊重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人，而中国传统的文化强调的是一个大一统，可能适用于政治，但用于企业就不行了。
提起中国式管理，一般让人想起的就是中国管理的传统文化，传统的管理基本有三大类，一是法家，如韩非子等一派，着重法治；二是儒家，儒商，儒文化，着重权术、权谋等；三是道家，着重哲理。对于传统的管理文化，我们应该正确地、科学地认识、理解和把握。管理学看重的是结果，经济学看重的是前提，200年的屈辱史，我们应该科学地看待，5000年的文化沉淀，我们不能说全都是好，同时也是一种包袱，将这些过度吸收到现在是没有好处的。这些文化使我们落魄的时候还是比较多，但也有好的是我们骄傲的，但用在管理上是很少的。
在管理中，企业家是本质，我们对企业家首先要尊重，然后再关注，我们要尊重企业家的智慧、关于企业的动态变化。作为我个人觉得，企业家的管理学来源于企业的实践和成果，而作为学者研究管理学就必须做到严谨、科学。例如美国管理学推出的MBA，形成理论体系后植入企业，得到了大力发展，而此时的欧洲认为MBA不够科学，而是非常反对，但后来在欧洲还是得到了发展。而中国将MBA引进时就更不伦不类，本人是非常反感中国的MBA，如果把MBA视做一种产品，那我们看一下生产过程，首先原材料，中国的原材料非常差，层次非常低，而西方是经过多年的管理经验，有了一定管理学术基础的人，不同的原材料生产出的产品是不一样的。第二就是生产加工过程，中国的施教者对MBA的认识就不够，教学方式与我们传统的教学方式没什么不一样，可以说无证上岗。最后就是产品，有了非常差的原材料和无证上岗的加工者，再加上落后拘束的加工过程，那生产出的产品毫无疑问是不合格产品。
中西方管理问题是“道”与“术”的关系问题，像经济学、法学等学科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一样，“中国式管理”问题是个学术问题，在企业实践中是不分“中国式”与“西方式”的
——国富创新管理咨询公司执行董事 李建立
管理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只要有人的地方、有组织存在的地方就存在管理问题。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人们在管理上都有相通的地方。这一点应该是大家的一个共识。这样，作为企业管理思想，中西方无疑具有很多相同性。但作为文明的一部分，不同的历史传统和人文环境塑造了差异化的生存状态，自然就会形成差异性管理思想。这也是历史事实。
所以，关于中西方管理问题是“道”与“术”的关系问题。
所谓“道”，就是管理理念、管理思想、管理哲学；所谓“术”，就是管理工具、管理手段、管理方法。从东西方企业管理实践来看，在“管理之道”上，有着很大的趋同性。从“经济人假设”的泰勒制到“社会人假设”的“Y理论”再到强调团队力量的“Z理论”，一直到“权变论”、“博弈论”等等，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都有它们的影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利养义，因义生利”、“情、理、法”、孙子兵法等等。窥一斑见全豹，在管理哲学与管理思想上，中外有着极大的相同性。而在管理之“术”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中国传统管理方法很多寓于“御人术”之类中，加上中国人的相对模糊性的思维特征，一直没有被纳入科学的管理之殿堂，而西方的管理学像许多学科一样被光明正大地纳入科学中。这样，中国管理之术在学科发展意义上就受到制约，散见于各种文献中，而西方管理工具和方法就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和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企业家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用朴素的管理手法进行创业，是中国传统管理的典型表现。但随着信息交流的增多、游戏规则的接轨、企业规模的扩大，西方管理手段和方法的呼唤日趋剧烈。在当下EMBA潮中，在越来越强的咨询服务要求中，我们看到了西方管理工具的力量。
像经济学、法学等学科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一样，“中国式管理”问题是个学术问题，在企业实践中是不分“中国式”与“西方式”的。企业作为有机体，要生存、发展，只有充分适应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随着社会的开放与市场的国际化，什么样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具有效果就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方法，这是市场法则，不是企业或企业家的选择问题。所以，在今天信息流动频繁、市场不分中外的背景下，不存在“中国式”管理的问题。
因此，我更倾向“本土化管理”，而不是“中国式管理”的说法。在管理实践中，中国企业正在走出国门，把公司办到国外去；外国企业已经进入中国，一些企业做得也很成功。中国老板要管西方经理人，外国老板要聘用中国职员。中外老板和经理人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同时都在做企业，而且面对同一个市场，是“中国式管理”还是“西方式管理”是难说清楚的。“本土化管理”倒是更有说服力，而且尚能说明一些问题。
“佛”是“少林”最终要追求的东西，就如同企业的使命，当一个企业拥有一个超越财富的目标时，对员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很强
——任我行软件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邝宁
几千年来，“武侠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源远流长，从司马迁的《史记8226;游侠列传》、隋唐传奇、明清公案小说，到现代武侠小说，一种“轻财货，重义气，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的侠客形象便成为武侠文化的写照。
任我行公司好比是少林寺，少林寺有一套自己的“管理体系”，其达摩院是专门研究武功的，相当于软件开发部，藏经阁是整理武学和佛学著作的，相当于技术研究部，而“十八铜人阵”是负责测试的，相当于软件测试部，每个在少林寺出家的和尚要下山，一定要首先通过“十八铜人阵”，打过关才是合格的弟子（相当于推向市场的合格新产品）。少林寺之所以在江湖中声名显赫，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俗家弟子，群众基础好，这就相当于任我行公司遍布全国各地的代理商，能够深入市场。
在金庸的小说里，少林寺向来是正义的化身和武林正派的代表，虽然没有打过一场大胜仗，虽然并没有拥有“九阴真经”、“易筋经”这样的绝顶武功，但却可以屹立江湖千年不倒。这是为什么呢？少林寺在追求武功的同时，还有很强的企业文化，少林派和武当派、峨嵋派有一个很大差别是，其他门派顶多有个“匡扶正义”的简单使命，而少林寺却拥有博大精深的佛学。在任我行公司追求“人生成功，事业成功”的企业理念中，“事业成功”就相当于少林派追求的武功，而“人生成功”则相当于少林派追求的“佛”。
应该承认，在管理的效率上，西方的一些管理形式更有优势，特别是模块化管理的推行，更会使一些实际工作能力强的员工脱颖而出。企业毕竟是具体运行单位，它对大多数员工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实际运行能力，而不是学者型的理性思维能力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张之雄
以方块字为文化特点的汉文化，往往习惯于把事物的特征抽象出来，形成理性的表述，并以此指导具体行为。而以字母拼读为文化特点的西方文化，则优于把事物分解为最基本的单元，然后在运行中串联成事物的整体。这种文化的本原性的差异，导致在具体的企业管理运行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管理习惯出现许多的不同。中国在管理上的思维习惯于抽象总结，通过系统构建去指导具体工作。中国传统上倾向于定性化管理，在培训中文字性的理性表述为主，并以中庸之道为管理心态。而西方国家在管理上的思维侧重于对事物本身的建设。他们在开始阶段，并不考虑系统的整体设计，而是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对具体模块的研究上。西方国家特别重视定量化管理，一切以数据为依据。在培训中以案例教育为主，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研究去启发学员的思维活动。西方国家号召张扬自我，树立竞争意识，反对留有余地的中庸思想。在具体文件的制作形式上，中国以文字表述为主要结构形式，西方国家注重以图表形式一目了然并且简洁地把问题说清楚。合资企业中，在具体工作上，两种不同的文化撞击，大多表现在上述这些方面上。外方人员往往把这种文化的差异性理解成为中国人素质低，而中方员工固守习惯，也不愿意接受西方的新形式。
应该承认，在管理的效率上，西方的一些管理形式更有优势，特别是模块化管理的推行，更会使一些实际工作能力强的员工脱颖而出。企业毕竟是具体运行单位，它对大多数员工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实际运行能力，而不是学者型的理性思维能力。为此，接受西方的管理思维和形式，不仅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也是现代化企业具体运行效益的需要。然而又必须看到，中国式的管理也有很多合理的内核。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TQC）就是受了中国管理经验的启示，从当年中国倡导的鞍钢经验（俗称“鞍钢宪法”）中受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的启迪，创造出一套全新的运行模式。而后日本的丰田工作法在管理思维走向上也基于此。为此应该讲，以人为本的管理思维把员工作为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成本的大人力资源思想是中国式管理传统中熠熠闪光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在吸收西方好的管理形式的过程中，承继并且不断开拓中国重视人、重视人的思想、重视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文化习惯，则会使我们传统而古老的文化在企业管理领域中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汽车企业的经营选择离不开大的市场环境，中国式管理的探讨也离不开我们自身所处的大环境。搞清楚这些，便于我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审时度势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 任勇
2004年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年。与连续两年超过40%增长率的增长相比，今年的乘用车市场遭到了冷遇，这其中既有国家宏观政策的原因，也有行业自身的原因。
一个产业的发展进程大体上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是分享供不应求而产生丰厚利润的“先进入”阶段；第二是供过于求态势下形成激烈竞争的“低成本”阶段；第三是通过创新而产生差异从而赢得优势的“创新”阶段。对于中国目前的汽车制造业来讲，我认为是正处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甚至第三阶段过渡的混沌状态之中。企业不仅需要考虑利用现有的技术和管理资源努力降低成本，以求得生存，并在企业分化中取得有利位置；更需要考虑如何进行技术和管理创新，更多地通过创新产生的差异而赢得竞争优势。
怎么办？我们必须做好在长期增长和短期低迷的市场条件下汽车企业经营的准备。为此，东风乘用车公司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及新产品的导入；二是加快技术改造，降低生产成本，尽快与国际接轨并形成制造优势，走出国门；三是注重营销网络规模和营销规模的协调性发展，协调经销商营运风险控制；四是汽车衍生产品的开发。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劳动力成本上，尽管中国要比日本等国便宜80%，但是加上零部件采购成本、日常运营成本，以及关键件进口、技术转让等等费用，在中国制造一辆轿车要比国际平均成本高出两三成。其中，日常运营成本是国际平均水平的8倍，制造成本是国际的两倍，零部件采购成本比国际平均高出50%。因此管理水平的提高、研发能力和技术进步对汽车产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尽管治理企业的法则很复杂，管理中存在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我们懂了原理、原则以后，就非常简单了。“删繁就简三秋树”，中国式的管理智慧善于运用系统分析的思维，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我们的优点，要加以发扬
——朴智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副总裁 罗畅
“简易”是《易经》中一条重大思想原则，就是将复杂的道理变得简化，中国的管理哲学处处体现着这一智慧的光芒。
《易经》的原话是这样讲的：“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简易”所阐述的管理哲学，启示我们要善于运用管理的规律来治理企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尽管治理企业的法则很复杂，管理中存在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我们懂了原理、原则以后，就非常简单了。”删繁就简三秋树”，中国式的管理智慧善于运用系统分析的思维，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我们的优点，要加以发扬。
中国人以简约为美，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也推崇“简易”的管理法则，其内涵在管理实践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的指令要简洁，则容易被员工理解和有效执行。
“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不讲大道理，用清晰、明白的语言进行交流与沟通，避免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因理解上有障碍而被延迟或因误解而被磨损、歪曲。迅速而有效的信息传播是执行力的基本保障。
二、精简机构，缩短管理层次，这是对“易知易从”在硬件上予以保障。
臃肿的组织结构必然带来低效率的流程运作，沟通和执行都要大打折扣，管理也必然没有成果。今天西方管理理论中提出“扁平化组织结构”，在管理思想上也是以简单作为基本原则，这与我们的管理哲学是不谋而合的。
三、对企业提出了“精而专”的要求。
这实际上是一种战略思维，要求企业在业务组合上应主次分明，要有核心竞争力。很多企业盲目发展业务，什么都想抓，贪多求全，偏离自身发展的主航道，最后使企业陷入了困境。
四、大道至简，越是简单、平实的道理，就越有生命力，越能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力，继而成就一番大的事业。
“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阐述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一点在文化管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海尔的口号“挺起民族工业的脊梁”，这说出了民族工业的心声，表明了企业的抱负和追求；IBM的口号“IBM就是服务”，把企业存在的价值、使命作了宣示。他们的企业文化提得非常平实，非常贴近生活，语言也相当的简明扼要，在平凡的告白中展现出非凡的魅力！这样的企业就能够“天下之理得”，最终“成位乎其中矣”。
对于“简易”管理哲学，朴智在实践中也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注解，朴智依托北京大学，并同联合国工业开发组织、欧洲金融投资局、国资委、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中国企业联合会等机构进行了紧密的合作，已先后为国内外100多家大型企业集团提供了专业化的管理咨询服务，这些企业不但在业绩上得到迅速的提高，而且企业本身还产生了质的改变，如：麦当劳、爱立信、中国石油集团、中国五矿集团、中国神华集团、中国一汽集团、中国铁通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美的集团、伊利乳业、深圳报业集团、北京青年报、用友软件、广东省广新外贸集团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其中完成的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改制项目已成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里程碑，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