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俞向前：在中国，公司重组，不管上市与否，一股独大都会带来关键人控制的问题。很多重大事项，比如说重大人事安排、重大项目的拍板决策，都无法回避大股东的影响，都与关键人的战略取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总的来说，公司上市前后的关键人控制，差异还是很大的，这主要体现在程序上。 一股独大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取决于关键人自身的状况。如果一股独大股东本身有比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或者是储备有较多的资源，那么它对重组公司的支持和影响，往往重点体现在好的一面上。比如说，实际关键控制人本身政治素质很强、业务素质很高、资源储备很充分、管理能力也很过硬，那他对公司的影响应该就是正面的，关键人会给公司在相关领域的发展带来很多帮助。反过来讲，如果关键控制人自身经营和发展举步维艰，那么它就可能通过一些关连交易来损害重组公司。总体来讲，股权分置改革以后，一股独大对上市公司不利的一面正在逐步减弱，因为大股东的利益和小股东的利益日益趋于一致。 政府监管：麻烦的制造者？企业管理者的保护神？ 席酉民：在中国，企业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更是要和监管方证监会、证交所以及政府打交道。根据你的经验和多年的管理实践，企业应该如何处理好和它们的各种关系？有哪些方面是你认为特别重要，需要特别注意的？ 俞向前：虽然天地源本身就是国有控股企业，但我觉得目前政府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涉正在明显减少，更多地是履行出资人职责和监管机构职责。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政府的职能定位逐步由管理转向服务，对企业决策的具体干预大大减少，上市公司更多地是根据自己的合乎规范的一系列治理方面的规则在运营。但是，政府作为监管机构的角色，却是非常必要的，不管是定期审检也好，还有日常的监管也好，都非常必要。实际上，正是因为监管机构的存在，才能保证公司运作的有效执行，比如说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的运作，如果没有监管机构的监管，就很容易流于形式，抑或出现问题。如果缺乏监督和追究，上市公司治理体系的运作就会和非上市公司一样，缺乏保障。 席酉民：上市公司“三会”的规范运作，不仅仅来自法律规范的要求，也有监管机构的功劳。监管机构的存在有利于督促制度的有效执行，如果没有监管机构每年的巡检，很多公司的股东会、监事会恐怕都不能有效运作。另外，对于国有控股公司，政府除了正在“回归”到服务的定位外，也仍然扮演着大股东的角色。您认为政府作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员，如何才能扮演好大股东的角色？ 俞向前：不错，证监会不仅对董事、监事、高管的要求和监管在加强，而且最近这几年还针对大股东出台了很多规定，比如说要求大股东进行及时的信息披露，挪用上市公司资金把上市公司当作提款机的行为被列为违法行为、要判刑，审核上市公司，一定金额以上就要追究大股东负责人的刑事责任，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要追究责任，等等。这些都进一步专门规范了包括政府在内的大股东的行为，夯实了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基础。 席酉民：监管到位的基础是公开透明，如果公司像没有上市以前那样黑箱操作，监管就很难进行有效监管。企业如果像一个玻璃人，或者犹如在一个玻璃箱子里面运作，就会自动走向规范。这种情况下，企业赢得竞争，就要更多地靠实力说话，这种实力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领导者的管理能力。应该说，市场越完善，监管越严谨，对企业管理水平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对企业领导者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 俞向前：对企业领导者和经营管理层来讲，我觉得越是透明、越是公开，越是一种解脱。你可以只一门心思地努力工作，尽情发挥自己的企业家才能和领导管理智慧。 席酉民：这时，管理者完全可以用规范的制度体系来拒绝包括政府在内的大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实体的不合理要求，维持企业的健康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企业管理者自己的一种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