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国光说："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这种将计划排斥于市场之外的二元论，说明对市场经济并没有深刻的理解，同时将"计划"看成是计划经济中的计划。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中就包含着相应的计划性，它表现为对市场规律的认识与掌握，对这些规律的利用，就象我们利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可以将人送上太空一样。可见，"计划"并不是对市场的否定，或者与市场并列，而是市场经济体制所必然包含着的一个方面，一个人发挥其能动性的方面。今天的中国，并非市场经济过了头，相反，是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得到完全的建立，因此还在不断地进行改革。比如资源类的价格形成机制就仍然停留于计划经济形态，而没有实现市场化。中央也正在考虑进行"最后的价格闯关"，以摆脱资源类价格扭曲的问题。按"市场能够办到的事要交由市场来办"的方针，我们探讨尽可能让市场来办、办得更好的事情，同时注意一些伪市场行为对市场经济的损害。比如许多人都认为，医疗改革只不过是一种伪市场化，而不是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因为它没有充分放开医疗市场的准入，只容许在原体制内一定程度的价格市场化，从而引起医疗价格的迅速上涨。如果中国出现贫富分化的迅速恶化，那么问题当然非常严重了。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局面？刘国光认为市场经济必定导致这样的局面，是"效率优先"导致了这个局面，因此需要对市场进行"政府干预"。但是，许多事实却正好相反，因为正好是"政府干预"市场，从而造成了这个局面。这从国有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从官商勾结（如官煤勾结）所导致的腐败等等中便可以看出了。因此，刘国光的论点如果不是错误，至少是不谨慎、不深思熟虑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只是一个不怎么科学的口语，它并不比"效率优先，兼顾平均"更科学。因为，创造高效率需要获得相应高收入，以补偿由高效率所付出的高代价，这才是"公平"的。而这个口语里却将"公平"更多地理解成"平均"，这怎么是科学的呢？如果一个人为公司、为社会贡献了相应的效率，但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补偿收益，那么，谁来创造效率？今天中国的自主创造仍然非常薄弱，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自主创造未能得到应有补偿，没有制度上的保证。因此，从自主创造的薄弱性来说，今天的中国远没有实现"效率优先"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人们的"创造获得权"没有得到切实保护。刘国光认为生产上是一回事，分配上又是另外一回事。这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分配观"仍然在作怪的反映。这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显得非常不可思议。因为如果没有分配上的合理性，怎么能够维持生产上的正常进行呢？分配的实质无非是对生产中的耗费进行等价补偿而已，是再生产所必须的环节；因此脱离生产的分配是不存在的。今天的分配差距并非是正常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分配差距，而是其它因素干涉下所形成的分配差距，比如"按权分配"所形成的分配差距。真正的效率高低所形成的分配差距并没有那么大，也并没有那么有害。今天，在市场竞争的压迫下，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都被压缩到最低程度，只有"按权分配"还具有非常鲜明的突出性。比如在一个公司企业内，首先就是当权者获得了最高额的分配，因为权力在他手上，分配方案由他订出。刘国光认为市场经济必定导致两极分化，这也是不懂市场经济实质的表现。从根本上说，一个人、一个社会群体能够成为"富人"，必须获得了相应的超额利润。如果没有超额利润，而只有均衡利润，就不会有收入大大高于一般人的"富人"出现。比如社会上那些突出的富人，他们的发财之道无不是依靠对市场的垄断经营，而获得了超额利润，从而成为富人。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它既有因生产率提高而形成的超额利润的性质，也有因竞争而平衡化解这些超额利润的性质。这样，市场经济既有"好的分配差距"的性质（通过生产率提高而获得超额利润，从而拉开分配差距，这是"好的分配差距"），也有"均贫富"的性质（因为它将超额利润化解了）。这就与刘国光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正好相反了。实际上刘国光所认识的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畸形的市场经济，一种受到许多非市场因素干涉下的市场经济，而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正象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一样，市场经济也是天生地平等的。所以今天的农民们不想要求过多，只想要求自由地等价地在任何市场等价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而不想受到某些人为因素对他们的这些权利的干涉。刘国光提出"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这也是不科学的，科学的说法应该是：政府运用市场规律而对市场的调控。而"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这种说法所包含的意义则是"政府运用非市场的力量而对市场进行控制"，是"政府控制下的市场"。今天中国宏观调控之所以从市场手段重新演化回行政手段，就是因为，市场经济还未成熟。在最近一次宏观调控中，政府本来想只动用利率手段来调控经济的，但由于各地政府主导经济的力量仍然太强，提高利率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最后只得运用行政力量来"铁腕灭火"了。可见，中国的宏观调控思路仍然处于矛盾之中，如何寻找到一种科学的有效的宏观调控方式，仍然是一个难题。可刘国光对此问题却没有显出什么思考，因为在他看来，所谓宏观调控就是以非市场手段而对市场的直接干涉行为，是政府的行政命令对市场力量的对抗。这种理解就非常成问题了，因为它不尊重经济运行的基本客观规律。真正科学的宏观调控，必须是对市场力量与市场规律的运用，而不是将市场抛弃一边，而另搞一套行政命令。刘国光说，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建立市场经济，会使市场经济滑向"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这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这并不是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上层建筑"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要改革的是上层建筑而不是市场经济。"权贵"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特权形态，如果出现权贵市场经济，这就说明，市场经济是不彻底的，计划经济残余并没有铲除干净，并且在新的条件下，这种特权象病毒一样吸附在市场经济身上，从而使市场经济演变成权贵市场经济、分化的市场经济。刘国光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起来了，效率优先的负面作用就出来了"。那么，如何看"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中国的生产力是否"发展起来了"？如果没有生产率的提高，哪来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并不单纯是投资规模扩大下所形成的生产规模的扩大（这也是刘国光所不愿意看到的），而是生产率、效率得到切实提高下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应该在"好"的基础上求"快"，而不是一味求"快"而不讲"好"。规模扩大的生产力只是"外延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率、效率提高的生产力则是"内涵生产力"的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问题正在于只侧重于前者而忽视了后者，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不高，甚至沦为"黑色增长模式"。刘国光也认为要"转变增长方式"，但愿他能够充分明白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意义。――黄焕金】
刘国光：如果改革造成两极分化 改革就失败了
"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
10月25日，秋日晨光照在书桌上，82岁的刘国光正伏案思索。他时而疾书，时而小心翼翼地用橡皮擦去刚写上的铅笔痕迹。
由于过于专注，以至于记者来到他的办公室好一会，他都没有发觉。在秘书的提醒下，刘国光放下笔，谈起了他的公平经济思想。
《商务周刊》：十四届三中全会时，中央提出了"效率优先"的说法，从去年开始又不提了，对此您怎么看？
刘国光：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提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一个时期的说法，到了一定阶段，我们的生产力发展起来了，效率优先的负面作用就出来了。社会上的一些人以效率优先、将"蛋糕"作大为借口，忽视公平，先富没有带动后富。最终导致贫富差距在扩大，社会矛盾突出。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意味着把经济效率放在第一位，把社会公平放在第二位，兼顾一下。这怎么也同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搭不上界。这个提法顶多只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某一段，不适用于初级阶段的整个时期。
《商务周刊》：中国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速度分不开的，中国的改革如果不讲"效率"，是否会影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刘国光："效率优先"不是不可以讲，但应放到应该讲的地方去讲，而不应放在分配领域。效率、效益、质量等一系列概念是与速度、投入、数量一系列概念相对应的。我们现在转变增长方式的方针，要求把质量、效益、效率作为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而把投入、数量和速度放在适当重要的地位。对生产领域来说，可以讲"效率优先"，但不能主要靠拼投入、增数量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符合正确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大道理。因为不是任何发展都是大道理，不讲效益、质量的发展就不是大道理，照这样粗放地发展下去，其后果很令人担忧。
而在分配领域，效率与公平原先人们设想的是TradeOff的关系，或此消彼长的关系，即在一定范围内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不利于提高效率，所以有优先和兼顾之说。但是后来大家研究，两者之间不单是TradeOff的关系，而应当是辩证的矛盾统一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过小都不利于提高效率，要辩证统一的考虑。
《商务周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让一些人担心中国的改革是不是又回到计划经济时期了。
刘国光：绝不是。我主张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有人说，我要回到计划经济。这真是笑话。主张更加注重公平，就要加大政府干预的作用，这与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不矛盾。市场有好的一面，也有缺陷，如它不能很好地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所以要政府施加力量。怎么能说这是回到计划经济呢？当然，政府必要的干预，同官僚主义、权力资本化的问题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在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时，我们也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建立市场经济，如果不强调社会主义的公平精神和社会责任，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就必然是人们所称的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邓小平早就告诫我们，如果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
我们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建立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要有政府必要的干预。不要什么都交给市场，不能迷信市场。如果过多的强调了市场，就一定会出问题。
《商务周刊》：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被边缘化了，这是正常现象吗？
刘国光：一段时间以来，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成为了主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我在江西一家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
《商务周刊》：您为什么会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不适合中国呢？
刘国光：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理论大体上包括：第一，经济人假设，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第二，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三，迷信市场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其实这些假设是不存在的，比如所谓的信息完全的假设就是不可能的，消费者的信息不如生产者，垄断者的信息优于非垄断的大众，两者在市场上是不平等的；第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这几点同中国的国情都格格不入。
《商务周刊》：经济学仅是一门科学，为什么要强调立场和意识形态呢？
刘国光：那些提出中国经济学要以西方经济理论为主流的人认为，经济学的教育不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而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但我们要明确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没有意识形态和国界的问题，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天文学与无产阶级的天文学、中国的天文学和美国的天文学之分，因为自然科学主要是分析工具的问题。但社会科学不同，它反映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不可能脱离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对于历史、对于制度、对于经济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点也不讳言意识形态的问题，同时也非常注意分析方法和叙述方法。西方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事实上也脱离不了意识形态，脱离不了价值观念，虽然它极力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宣扬所谓抽象的中立。但是经济人假定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宣扬私有制永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宣扬市场万能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这些都是它的前提。所以经济学教育不能回避意识形态，也不能去政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