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科学发展观是我国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它需要一定的价值论作为其经济学思想基础。所以我们有必要以过去所积累的价值论合理内核为基础，构建一个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论。这一价值论的核心意义是：以最小耗费获得最大效果。
一
众所周知，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有什么样的价值论，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及其中的剩余价值思想，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是均衡价值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然以马克思价值论为经济学基础。同时我们也应与时俱进，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基本思想为基础，而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又有更全面解释力、更富现实意义的价值论。 这种价值论的创新，我们可以贴切地称为“构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论”。因为，经过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的经济发展，经过各种艰难曲折的波动历程，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构建一个科学发展观，使经济发展更加科学，更加符合社会现实与经济运行的规律性，避免重新陷入计划经济所造成的扭曲局面，也避免市场经济中常见的供求波动，实现既快又好又省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科学发展观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升华，意味着对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更加成熟的思考与掌握。 科学发展观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如变粗放型增长为集约型发展模式，变行政主导经济为市场主导经济，变城乡分割与地区、部门分割为城乡统筹、社会协调和谐地发展，变资源环境损耗性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温家宝总理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这是精辟之言！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要既快又好，特别是要“好中求快”，如果没有“好”，也很难“快”起来，甚至会走回头路，走“透支后代利益”的名义上快实际上慢之路。 科学发展观具有如此丰富的意义，其带根本性的意义是什么？是：以最小耗费获得最大效果。没有这种效率性，及它所带来的大量廉价财富，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条件去维持科学发展观的其它意义所表征的现实性，比如，就不可能维护好社会协调和谐地发展，就不可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发展是硬道理”的意义，从经济学来说就是生产出大量廉价财富以供给社会需要，减小人们的“生存竞争”程度，减少社会矛盾，维持社会更高水平的生活。 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论并非是无中生有地产生，回顾中国经济学发展史，我们也曾经见到这种价值论的核心构想的表述。这个表述就是中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所表达并一贯强调的价值观。孙冶方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从产品两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分析起：价值是生产费用（劳动花费）对效用的关系；价值这个概念应贯穿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篇章：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经济效果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经济学》，“孙冶方”条目）“用最少消耗取得最大效果”，就是科学发展观价值论的核心思想与基本精神。在此将孙冶方的“劳动消耗”改为“消耗”（或称“耗费”），以使这种消耗（耗费）的意义扩大化，从而使“最小消耗”包括到人类劳动以外，包括到所有自然资源中去，这并非是没有意义的。在此同时，所有的资源耗费，都可以归结到人类劳动的耗费上面，都可以归结为人类所付出的代价耗费。因为资源的耗费，体现为人类为寻找、开采、使用与修复所遭到损害的环境所耗费去的人类劳动，体现为人们今天和将来不得不为资源问题支付更多的费用，从而支付更多的劳动时间，损失更多的增进生活的条件。同样，将“最大经济效果”改为“最大效果”，也具有相应意义，因为，“最大效果”并不仅仅包含经济效果的最大化，而且也包含社会效果的最大化。 今天，针对中国经济的粗放方式，针对“黑色增长方式”，我们更迫切需要强调这个“最小消耗”，以最节省资源的方式而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二
科学发展观价值论强调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个方面是“最小耗费”，另一个方面是“最大效果”。它的统一体就是：用最少耗费取得最大效果。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具有的“生产率”观念是相吻合的，它就是“一定成本支出能够获得更多产量”这种“提高生产率”的另一种表达形式。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枢纽”就是“劳动二重性”。因为它揭示并强调了：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有用劳动形态中，存在着人类劳动的一种共性，即耗费性，这种劳动耗费性普遍地抽象地存在于所有这些具体的有用劳动形态中，所以又称为“抽象劳动”。可见，我们不能将劳动二重性单纯理解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而要理解成“有用劳动”与“耗费劳动”。其中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侧重点是“耗费劳动”而不是“有用劳动”，它是通过有用劳动去揭示耗费劳动的存在与作用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实质，是研究人类耗费劳动的付出及其补偿的问题。 按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表述过的“商品的价值与生产出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原理，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意义，实际上是人类耗费劳动的凝结与物化，而不是有用劳动的体现（当然，在他看来，劳动必须是有用的，才能形成价值）。由于耗费劳动的“单位耗费性”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得出上述“反比”原理。所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意义，与科学发展观价值论中的价值意义是吻合的，它们都揭示了价值是人类耗费劳动的凝结与物化形式。 不过，需要发展的是：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概念对“用最少消耗取得最大效果”中“效果”这方面的意义并不充分。所谓“效果”（首先是经济效果），首先是指产品的效用（使用价值）方面，然后指在一定产品效用前提下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如通过交换所实现的利润等；再后指经济效果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而一般被人们看成与劳动价值论相对应的“效用价值论”则相反，它侧重于产品的效用方面而忽视其“消耗”方面。在价值论领域，不仅效用价值论，而且要素价值论也侧重于产品效用方面，但对产品的消耗方面有所忽视（不过也有人从消耗对人的“负效用”角度来将效用的意义扩展到“消耗”性上，并且试图以此整合与取代劳动价值论）。与之相对应的是劳动价值论与成本价值论，它们侧重消耗方面而忽视效用方面。科学发展观价值论，由于以“用最少消耗取得最大效果”为核心思想，所以对这两方面的价值意义具有必然性的整合。因此它既是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也包含着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等等理论的合理内核。 今天，“机器创造价值”的要素价值论对劳动价值论形成了很大的“攻势”，它以日新月异的科技因素之巨大作用来证明，马克思“商品的价值与生产出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反比原理是不对的，因为，通过科技力量所形成的更高劳动生产率，使产量大幅提高，从而创造了更大价值与更大利润。但是，要素价值论中侧重于“效用”的价值观与劳动价值论中侧重于“消耗”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它们的“价值”所指称的对象并不相同。在劳动价值论看来，由于科技的作用而提高了生产率，从而使单位耗费所生产的产量更大了，每个产品所包含的（“消耗”意义的）价值必然缩小；所以我们才看到：每当社会生产率提高，相应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而在要素价值论看来，由于科技作用使产量提高，产品所包含的总使用价值量增大了，因此，科技能够创造更大（“效用”意义的）价值就非常明显，不容否定。可见，这两种经常显得对立的价值论，实际上各有自己的道理与合理性，也各有自己的存在地位，自己的局限性，不可越位与错位。不过，它们之间的一个交叉点则构成了两者矛盾之处，因为：更高的产量是否一定意味着更大的市场价值与利润总量呢？要素价值论希望看到更大的产量具有更大的市场价值与利润总量，但劳动价值论却证明，无论产量大小，其市场价值都是不变的，因为它所耗费的人类劳动（包括物化的人类劳动形态）不变。这一点也是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比如他上述的“反比论”就包含着这个意义。三
尽管经过近60年特别是近30年改革开放时代的发展，但是，当今中国经济的现状，仍然是粗放性发展模式，这一点几乎是今天所有人的共识。如有资料说，按现行汇率计，中国在2000年1万美元GDP的能源消耗，我国为12.47吨标准煤，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比美国、欧盟、日本和印度分别高2.5倍、4.9倍、8.7倍、0.43倍。2002年1万美元GDP的能源消耗为11.8吨标准煤，高于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6倍；2003年，中国消耗了占全世界总消费量30%的煤，却只创造了全球4%的GDP。（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报》2005/11/17）近年来，主要是由于中国房地产行业迅速发展的强大拉动力量，经济增长模式从向集约型模式的良好发展，突变为重新回到粗放型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自改革以来，逐步摆脱了苏联式增长模式，尤其在“九五”期间通过大规模结构调整有了明显改观，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同时能耗和污染排放总量下降的趋势。但是进入“十五”，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却在发生逆转，重新转向低质量、低效益、低就业、高能耗和污染高排放的增长模式。1985－1998年，各类自然资产损失占GDP比重曾大幅度下降，从近20%降至4.5%；但后来却出现回升趋势，2001年，自然资产损失占GDP比重上升为6.5%，估计2003年再上升为7.5%。这样，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又重新进入更多资源消耗、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的“黑色”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同时伴随着资本深化和排斥劳动就业，使广大民众难以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资料来源：胡鞍钢等撰《“十五”计划实施情况评估报告》）有鉴于此，中国领导人特别强调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引进先进工艺，大力节约挖潜，优化与改善经济结构。而将这种现实的需要反映到最基础的价值论上面，就是前面所说的“科学发展观价值论”，就是孙冶方的“红线”论。强调价值是“最小耗费获得最大效果”的统一体。按这种价值论，GDP增长率再高，如果它耗费去太多的代价，那么这种增长也是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的；相反，尽管GDP增长率较低，但它能够以更小的代价而获得，权衡得失，这种增长也是有价值的。从哲学上论，价值是表征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的一个理念；价值大，表明人类生存发展的状况好，一个物品有价值，表明它对增进人类生存发展具有意义。而要增进人类生存发展，必然具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具有维持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比如供人生活的各种物质财富；另外一个是能够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获取这些物质条件，否则，物质条件就算存在着，我们也无法获取它们，或者获取它们所需耗费的代价太大，从而失去维持与增进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所以，“价值”这个观念由“人类生存发展”的本义，自然延伸到“最小耗费获得最大效果”的“红线”上。这个“红线”，结合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我们恰当地称之为“科学发展观价值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