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按：中国经济迫切需要有投资拉动向需求拉动转型。但是怎么转？转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寻找消费市场？城市消费已经接近饱和！
《环球》杂志记者/裴少铭
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自己走过的历程并非尽善尽美。我们反思、总结，准备继续转型。于是，我们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巨大问号：未来的中国经济，其根本的发动力应该是什么？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采访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和清华大学及荷兰兰登大学现代中国经济Philips客座教授龚刚先生。 《环球》杂志：您怎样认识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动力？茅于轼：市场经济的引擎是老百姓追求财富的愿望，计划经济的引擎是政府想要建设国家的愿望。相对而言，前一种对经济的作用更加直接。 目前，交换领域创造的财富已经很市场化了，但是投资这块还是以政府行为为主。我们国家越来越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是很好的趋势。但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投资都可以让民营经济去承担，如高速公路、市政建设、重点工程，等等。 龚刚：中国的增长模式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所推动的。然而，过去20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由投资所拉动。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而提供便宜的土地，中央政府又通过国有商业银行体系给经济注入了大量廉价的金融资源。所有这些使得投资得以高涨。 这种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意味着耗能源、耗资源的粗放型经济。它的前提即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未被使用的人力资源。由于这种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要求技术的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从而不容易形成中产阶级，产品附加值更多地流向了企业的老板，因此收入分配也会趋于恶化。 《环球》杂志：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期。有人认为，解决好三农问题，开辟农村市场才是今后我国经济的深层动力。对此，您如何评价？茅于轼：认为中国农村是一个大市场的看法存在误区。为什么呢？中国农村人口确实很多，但问题是他们有没有钱，是否具有消费能力。 农业很重要，但它的产出是低效的。即使是发达国家，其农业人口和农业产值占人口总数和GDP总值的比重也只有2%~3%左右。 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要减少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农民”不是发展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要把希望寄托在“非农化的农民”身上——“让农民进城”或“让农民创造新兴城镇”。实现这一过程，西方国家从圈地运动开始走了几百年。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可能用至少50年，我国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比西方就要人道得多。 龚刚：三农问题是未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通常与人的素质（或人力资本）有关。
由于目前这一代农民在人力资本方面有先天不足，而对他们重新进行系统教育已为时过晚。因此，我们事实上已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他们和城镇高收入居民的差异。 为此，政府要把着眼点放在农村青少年的教育上，要保证农村孩子与城市的孩子获得同样受教育的机会。 《环球》杂志：今后中国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其根本动力在哪里？ 茅于轼：说到底还是一个人才技术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中央财政要投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否则大钱永远会被外资赚取。目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教改，这个很好，但是在教材选取上还应该有更加开放的胸怀。 龚刚：如果我们继续维持目前的这种增长方式，未来我们还会有一段时期（也许6~8年）的高增长，因为我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没有用完。 然而，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有一天会用完。到时候经济的增长动力只能来源于技术的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这样一种增长模式也必然意味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未来劳动密集型产品将逐渐退出，产品结构中技术含量的提高将成为必然。 但是，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提高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人力资本和技术都属于特殊的生产要素，市场机制在这一领域中通常是失灵的。因此，政府必须从现在起就加大对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投资。 《环球》：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问题对中国未来经济的转型非常重要？茅于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让农村有足够的资本。这样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不用全部跑到大城市里去了，他们在本地就可以做工程、搞项目。不但应该让农村的储蓄留在农村，为建设农村服务，还应该让农村吸引更多的资本。有了资本，农村马上就活了。 龚刚：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主要取决于公民的整体素质（或人力资本水平）。技术的进步归根结底是人力资本的进步，技术的使用、创造和掌握都需要依靠人力资本。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更能适应新的环境，更容易接受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更懂得如何针对新的环境对自己进行调整。 今天，具有高度人口素质的国家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更容易实现经济发展（增长）模式的转变。如果以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为代表的中产阶级能占人口的大多数，则收入分配会更平衡，社会会更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