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应该说，针对我国传统体制下的结果均等优先、平均主义大锅饭这一分配制度的弊端，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是有历史合理性的。但必须注意的是，这里的公平主要是针对平均主义的公平观而言，因而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主要目的在于打破“大锅饭”的弊端，为贯彻落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发展道路，提供思想和舆论基础。
所以，当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被打破后，这样的策略必须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形势，及时进行修订。最主要的是从注重打破结果的平均主义，到注重“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合法性、公正性上来。
也就是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相应的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也理应及时付予公平以新的内涵，并提出新的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方针，然后像确立“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一分配原则一样大张旗鼓地宣传，进而以思想观念的变革推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然而，由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宣传日久，惯性相当强大。尽管政策上说要“兼顾公平”，但实际操作起来，却经常是“不顾公平”，结果导致为了效率，不择手段、“抢来本钱做买卖”的情形屡见不鲜，极大地削弱了改革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即使到了今日，仍然只是提出“更加注重公平”。
更有甚者，在改革过程中，以维护社会公平为己任的政府，也借口效率的名义，侵害公民的财产权、人身权。比如臭名昭著的“嘉禾事件”就是典型例证。该市堂而皇之地打出大标语：“谁不顾嘉禾的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工作通不开面子，谁就要换位子”；“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最后惊动国务院，在上级部门的干预下，才得以妥善解决。而类似的情形，在全国屡见不鲜，只不过嘉禾事件影响尤坏且被媒体广为曝光而已。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效率就犹如财富一样，是一个中性词。道理很简单，无论效率是高是低，财富是多是寡，都牵涉到一个合法性、正当性，从而公众是否认同的问题。倘若不合法，不公正，不被民众认同，那么，效率越高，其背后越可能藏着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东西。
《南方周末》就曾刊载过一篇题为《民工不是奴隶》的文章，讲到：山西省榆次市陈侃乡东白村丰茂砖厂，“民工大多是被骗进来的，他们没有通信自由，没有交谈自由，连上厕所都有打手监管；在这里，民工们在皮鞭、木棒下被迫超强度劳动，每天工作时间15小时左右，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残酷毒打。”然而，“正是靠这种‘集中营式’的管理方法，丰茂砖厂生产效益直线上升，一个月生产砖坯800万块，几乎比其他同样规模的砖厂高出一倍。”这样的效率，难道也是我们希冀的效率？难道也能贯彻“效率优先”的原则？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写道：“这东西（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中则引用别人的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而在我国的效率，就犹如莎翁笔下的“黄金”，马克思笔下的“资本”，最终的结果，就类似如罗兰夫人的那句名言：“效率，效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