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与某些人所认为的一样，刘正山先生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明晰的，因为它的资产就是"全民所有，政府代管"，也可以说是明晰地说成是"国家所有"或"政府所有"。但是我们知道，自己不偷自己的东西，如果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政府，那么，就不可能在政府内部出现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各种腐败现象了，因为政府不会偷政府自己的东西。但是众所周知，现今出现在政府内部的"监守自盗"的腐败问题相当严重，这说明，政府所代表的这些资产，还没有完全属于政府的，还没有化为能够把持着政府运作的各种官员的。政府是一个组合体，它由各个政府部门构成，而这些部门又由各种具有实际权力的官员构成，这些官员作为自然个人，具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作为官员，他又代表着政府部门、代表着社会民众的利益。这样，他所代表的社会民众的利益与他自己个人的利益之间，到底处于何种关系？就成为关键的问题。在政府官员腐败问题仍然严重的今天，我们已经很不放心地意识到：这些人的内心利益在倾向于他自己个人，他们在利用他们所代表的权力，而将公共资产化公为私。而由几个自然人组合而成的股份公司则与国有企业的性质有所不同，公司的资产是属于这几个自然人的，从理论上说，这几个自然人不可能偷本来属于自己的资产。如果这些资产被人窃取，那是因为有人在代理这些资产但这些资产又不属于他的，此时这几个资产所有的自然人就会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提出诉求，维护自身合理合法利益。而国有企业的情况则不同，它找不到资产的具体所有人，按道理来说，资产是属于"全民所有"，而不属于政府官员所有，官员只是代理这些资产，但正因为"全民所有"没有具体化，没有具体的个人可以起来维护这些资产，所以才出现化公为私的腐败问题的严重化。如果确定一笔资产是A人的，它交给某政府部门经营，那么如果出现政府官员侵吞这笔资产，则A人必定会提出诉求，要求归还资产及其收益。但现在对于国有企业的情况，没有具体的个人可以出来维护资产的存在与利益，企业职工没有权，因为资产不是他们的，企业领导没有权（他们反而是侵吞企业资产的可能对象），社会民众更没有权；政府官员有权经营这些资产，但资产却不属于他的，他们反而成为侵吞资产的最大可能性对象。可见，国有企业的资产没有什么明晰之处，否则资产就不会被腐败侵蚀到今天的程度了。因此刘正山"现代企业的主流--股份有限公司，有哪个可将产权或资产量化到个人？"是不正确的，股分公司的资产是可以量化到个人的，否则就不能要求所有者个人承担"有限责任"了。一个股分公司有5个股东，他们共同出资100万元，每个人均等出资20万元，这样，这个公司的产权就非常明晰地归结为这5个人，这5个人对公司的资产及其经营负相应"有限"的责任。上市公司的道理也是同样，虽然股东无数，并且流动性强，但从股东有权提出股票投资与收益诉求来看，上市公司的资产同样可以量化到个人的。但国有企业则有所不同，国有企业的资产是政府的（严格来说由政府代理），当资产遭到亏损时，政府有权提出诉求，但当是政府内部的人造成亏损，或者干脆被他们贪污时，他们就不会作声了，因此才在国有企业中出现越演越烈的腐败问题。腐败问题的出现，说明企业的资产还未到位，即还未到其所有人手里，一旦已经到达所有人手里，这种腐败问题就会立即终止。而腐败的化公为私也是一种资产回归个人的现象，只是这种回归是一种扭曲的回归，而不是正常合理的回归。另外一个问题是政府是否应该直接干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现有几乎所有人都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理论，主张政府不应该干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必须要给国企领导层以充分独立的经营权。但实际上这个道理是错误的。因为既然企业是政府的，那么政府当然有权进行直接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也包括对经理人的选择，但经营决策的权力应该在于政府，或者由政府具体而明确的授权。这与私人企业所有人直接经营企业是一样的道理，那怕是股分制企业，经营权也由最大股东决定。因此，说什么政府不能直接干预国有企业的经营，是不对的，这样就不体现出企业的所有者的权利，就会将所有者架空起来，就会形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下的企业经营层侵吞企业资产的腐败问题。但是，问题在于，一旦政府直接经营国有企业，那么，在官僚主义重重关卡下，反应迟钝缺乏灵活机制的企业就无法经营好。这不是说明政府无权经营企业，而是说明政府根本不应该拥有这些企业。既然政府不能经营好企业，那么就应该转让给其他人经营，这又与私人企业的产权转让具有相同道理的，既然A人难以经营一个企业，那么他就应该将企业转让给B人。最后，关于"私有化"问题。私有化往往成为某些人的大冒子，一旦搞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就被冠以"私有化"的罪名。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比如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所有，是私有化吗？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说，可能是，但从价值交换来说，就不是，因为只要是等价交换，那么企业的生产资料虽然出卖了，但企业所具有的价值仍然存在着，它变成了原来所有者（比如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手中的货币资产或者银行存款资产。从这个道理来说，没有什么私有化可言。关键的问题不是企业出卖，而是是不是"等价交换"。---黄焕金[http://hxhhj.nease.net/dgbsgzl.pdf]】
国企争论：张维迎和郎咸平都错了
作者：清谈误民 提交日期：2004-11-10 23:28:00张维迎和郎咸平都错了
刘正山 当前，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争论中，虽然有主流、非主流，左倾、右倾，海归、土鳖等流派之分，但可归为两大阵营：以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为首的非产权改革派，以张维迎（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室中心研究员）为首的产权改革派。郎咸平等人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是明晰的，是可以搞得很有效率的，甚至比私营企业更高效，不应该搞产权改革。他们认为，产权改革导致一些人侵吞国有资产，成了这些人在国有资产流失盛筵中狂欢的运动。张维迎等人则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是不明晰的，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产权改革；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我认为，郎派观点可以"三七开"，即对三成，错七成；张派观点可以"一九开"，即对一成，错九成。
1、国有企业的产权是否明晰？ 张维迎等人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甚至用经济学中的"公地悲剧"加以论证，认为国企产权问题必将导致低效率或无效率。众所周知，"公地悲剧"说的是，在"公地"条件下，牧人可随意放牧而不会增加自己的成本，于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大家都增加放牧数量，结果牧草因过度使用而被破坏，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我认为，"公地悲剧"不足为据。这里所谓的"公地"，本来就不应该被称为"公地"，它实质上是"无主地"。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地"是有主的，即一个团体所有。就国有企业而言，归全民所有，从法律上拿得出产权证，是有主的。国企产权，就如同香港的土地（非私有）和美国的公有土地（约占1/3）一样，都可以有明确的产权说法。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郎咸平等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张维迎等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还得批判一种谬论，即张维迎阵营的一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之所以不明晰，是因为其产权无法量化到个人。这种观点属于对产权理论外行的幼稚论断。试想，现代企业的主流--股份有限公司，有哪个可将产权或资产量化到个人？可是，张维迎他们认为股份公司的产权是明晰的，这岂非自相矛盾？ 2、国企、私企：谁的效率高？ 郎咸平认为，只要有良好的职业理人队伍，国企效率比私企高；张维迎认为，国企是搞不好的，只有私企或股份制企业才能提高效率。 我认为，两方的观点都错了。因为企业效率与企业形态无关。 在海外，很多国家拥有数量不菲的国有企业，而且效率都很高。如新加坡，国家控制的股权占23%，瑞士占14%。英国国企产值占11%，法国的占13%，意大利的占24.7%。再举一个具体的例证：法国的雷诺汽车公司，是一个典型的国有企业，效率很高，它甚至将日本著名的私有公司--日产，给收购了。
但是，在中国，国有企业为什么搞不好？我认为，原因有三：（1）外部因素，即缺乏其他形态企业的竞争，缺乏外在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如中国的邮政、铁路，都是国企一统天下，没有其他类型的企业与之竞争，于是缺乏动力，服务态度差，营运成本高。又如，众多上市公司（国企），尽管有一些被揭露出经营问题，但难以退出市场，有关部门人为地设置一些退出壁垒，如所谓的ST制度，让其苟延残喘，不需进取。（2）内部因素，即企业的治理结构存在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是半机关化的事业单位，国企老板一般都挂着行政级别，如科级、处级、司局级、部级、国家级不一而足。企业老板可以调到政府做官，也可调到其他部门。这样的企业，无法设置良好的监督与激励机制，也就很难搞好了。（3）企业办社公问题（此问题，似乎很难单纯地归为内部或外部因素），这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国有企业基本上是"大而全"，"小而全"。我曾考察过一些国有企业，它们什么机构都有，如学校、医院、公安、消防等等，一个企业简直就是一座城市，社会负担太多。这些负担如果加诸私有私企身上，能搞好吗？不可能。
我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按经济意义上的企业设置和经营，没有各种负担，不存在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国有企业会很有效率。同理，如果私有企业被加诸这么多的附加因素，单纯地产权"明晰"，治理结构合理，私有企业也是搞不好的。民生银行就是一个典型，产权问题解决了，但效率也不高。拿该行董事长经叔平先生的话讲--不知不觉坏帐就上来了。现在，很多私有企业也是因为外在干涉而经营举步维坚，比如说，不请客送礼，营业执照就办不下来；不为那些官老爷效劳，就别想经营顺利……，这其中的寻租问题，难以言说。又如，北方的私企没有南方的私企发展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南方私企的外部负担相对较少或很少，政府部门如工商等为企业发展创造的环境相对优越，市场竞争相对公平合理。 3、国有企业要不要改革？ 郎咸平等人反对国有企业改革，是错误的。尽管我不认同张维迎等人的产权改革观，但我认为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必须退出一部分，让私有企业等企业形态加入其中，展开竞争。 我之所以坚持国有企业改革，退出一部分，是因为，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垄断市场，必然导致市场发育滞后，缺乏效率，不引入其他形态的企业展开竞争，这个市场必然是死水一潭，就无法充分竞争。竞争产生的基础是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这个观点是经济学的入门道理，这是不再展开讨论。 当然，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私有企业垄断了市场，我们可以反其道行之，即引入国有企业，展开竞争，提高效率。 4、国有企业如何改革？ 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两个原则： （1）效率原则。这一点，相信郎咸平、张维迎等先生都会同意。但正如我在前文所论证的那样，郎、张两方各执一端，都把问题向极端推--郎主张国有化，张主张私有化。其实，两种做法结果都会导致垄断和低效率。所以，以提高效率为目的或原则的国企改革，必须塑造多元化市场竞争主体，即必须打破国企垄断地位，破除各行各业的进入门坎（壁垒），让各种类型的企业参与竞争。 （2）公平原则。我这里所说的公平，是游戏规则的公平，而非终点的公平。我说的规则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说的那种冲突关系，而是促进关系，即规则公平是效率的基础，没有规则公平就没有效率。郎咸平说，国企改革成了少数民营资本狂欢的盛筵，我想，这是因为，在一些国有企业退出过程中，缺乏公平、公正，于是，一些人通过暗箱操作，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