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东京教授认为扩大内需要侧重于消费，主张把原先侧重于投资的做法改变过来。他认为："投资与消费，都能拉动内需……[但]消费无疑比投资更具优势"。这也是今天许多政府官员与学者的观点。因为他们看到今天的民众具有巨大的储蓄率，如果想办法将此笔储蓄的一部分转化到消费市场上，那么扩大需求就不成问题了。且不说这笔储蓄的构成是何等的畸形（只有有钱人才具有可观的储蓄），就算储蓄的构成没有问题，但从理论上说，脱离投资而单纯刺激这种储蓄转为消费，也是不对的。因为，任何人都肯定抱着这样的实际心理---这也是客观经济规律在人的心理上的反映---即支出受到收入的制约，有何种收入，就会有何种支出，而无论单个人还是整个社会，如果不讲投资只讲支出消费，那么，就等于不讲收入只讲支出消费，这是不可能的，最多只是暂时的一时现象。因为，每个人的收入，一个社会的收入，都是从投资中来的，没有投资，没有过去、现在投资资金的运转，谁会有收入可言？可能有人说西方人喜欢先消费后付款与还债，确实有这种现象，但这是建立在相应的预期收入的基础上，如果预期将来收入不好，那么，谁也不敢如此消费，包括大胆的西方人。那怕是有钱人，个人存款已经有一个亿，但如果他预期以后没有较好的收入来源，那他也不敢多花钱消费，更何况一般人，平时的收入那么低，要他们脱离收入去消费，更不可能。因此，今天中国社会的储蓄率畸高，不是中国人富到不想消费的程度，而是反映出收入与支出预期的不确定之故，是社会的不良经济问题的反映。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象王东京教授所主张的观点那样，侧重于消费而排斥投资，而是必须要把投资搞好，把投资项目搞得更有效率与效果、更有特色、更富有创新性，而不能总是投资办一些只能生产一般产品的企业。实际上，如果没有这种"投资效果"，那么不仅个人（包括投资者与相应的劳动者），甚至就算社会与国家，也都没有收入可言。而政府没有足够的收入，就不可能为社会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比如国家免征农业税，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件好事情，但国家要有这个能力，而能力来自于工业投资所获得的效果上，如果不讲投资效果，只讲消费，国家根本就没有收入来办这种事情。众所周知，当今中国的经济创新水平仍相当低，拥有先进产品的自主技术核心的公司企业极少，大家都抢着生产互相之间代替性很高的产品。这样的公司企业所花费的投资当然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投资，是容易形成生产过剩的投资。这正是当今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通过生产过剩、通过人们收入不足的现象而表现出来，它不是单纯扩大消费需求可以解决的。根本的出路是使这些投资富有效果，而不能单纯依靠扩大消费去消除这种过剩。富有效果的投资包含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工艺创新甚至整个社会的制度创新等等一系列创新，从而能够以合理成本生产出富有特色的产品，这样的产品由于具有优势而不会过剩，能够生产这样的产品的公司企业，它的投资者与劳动者，必定能够获得稳定而可观的收入，从而有条件进行更多消费。这就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根源。实际上，王东京教授并非不知道收入对消费的决定作用，如他所说："要刺激消费，必须先提高国人的收入"就是一个反映。不过他似乎没有认识到：投资又是收入的决定因素，无论是过去的投资还是今天正在进行的投资，都是收入的决定因素。问题在于：投资必须要有效果，否则投资不仅没有带来收入，反而带来"负收入"，从而反使消费需求收缩。――黄焕金http://hxhhj.nease.net/dgbsgzl.rar】
凯恩斯错了？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01-23 14:20:39
凯恩斯错了？
缺纸币与缺物资不同，物资缺了不可加薪，加了就会通胀；而缺纸币好办，中国有的是纸，只要印钞厂加加班，问题就不难解决。 文/王东京 写这篇文章，起因是政府要再度扩大内需。其实，这个话题已有大量讨论，上网收搜，相关的文献触目皆是。不过时过境迁，现在回头再读这些文章，不免让人有药不对症之感。 回想七年前，政府扩需的重点，是刺激投资。有事实为凭，1998年财政发行1000亿特别国债，另有1000亿配套贷款，都尽数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跟下来几年，政府虽也强调消费的作用，并启动了消费信贷；但扩需的重点，却仍在投资方面。当时有人说，政府扩需的办法，是借鉴了凯恩斯主义，仿效了罗斯福新政。 是的，学术上任何一种创新，皆属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中国要加以借鉴，本也无可厚非；何况，凯恩斯乃经济学一代宗师，他的学说对政府产生影响，更是不足为怪的事情。问题在于，凯恩斯主张刺激投资的理由，于今看来似有疑点。1936年，他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指出失业的成因是需求不足，而如何拉动需求，凯氏认为重点在投资而非消费。何以如此？其立论根据，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投资乘数"理论。 投资有乘数效应，此言不假。比如某发电厂投资100万，其中80%去买煤，20%发工资，若煤矿把煤卖给电厂，便得80万的收入；假定煤矿再用这80万的80%买机械，20%发工资，那么机械厂可得64万的收入；机械厂用64万的80%买钢铁，20%发工资，则钢铁厂可得51.2万的收入。以此类推，当初电厂100万的投资，最后会给社会创造出500万的总收入。对投资乘数，大学经济学课本皆有介绍，而且分析逻辑井然，无懈可击。 而我的疑问是，投资能创造收入、放大需求，消费不也照样能够吗？假若消费者拿100万去买私家车，那么汽车厂可得100万收入。汽车厂有了这100万，可再用80万买钢铁，20万发工资，则钢铁厂可得80万收入。接着推下去，100万的消费带动的总需求，不同样也是500万？可见，用投资乘数证明投资是扩需重点，多少有些瞒天过海的味道，虽然理论上未必站不住。
事实上，投资与消费，都能拉动内需，至于何者更有效，须慎重权衡才可定论。至少，有两点值得考虑：第一，短期看能否减少过剩；第二，长期看会否增加新的过剩。若以这两点判断，消费无疑比投资更具优势。投资虽可减少当期过剩，但日后将形成更大的供给，对原本过剩的经济会雪上加霜。对此，凯恩斯曾提过一个办法，即政府把劳力组织起来去挖沟，然后再让另一批人把沟填起来。这样一挖一填，既耗费了社会存货，而又没有增加产品，故不会导致新的过剩。 不错，挖沟填沟可以扩需，但这种劳民伤财的事，政府怎可以去做呢？倘若政府不能做，那么就得改换思路，把刺激消费作为重点。问题在于，就当前中国的情形论，刺激消费也非易事。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消费者收入普遍偏低。有人说，中国消费不足，是由于国人观念保守，不如欧美人潇洒。其实，这哪里仅是观念问题，纵然你开明，也想学人家阔佬富婆，一掷千金万金，可要是囊中羞涩，你学得了吗？ 很明显，要刺激消费，必须先提高国人的收入。对这事，学界翻来覆去讨论了好几年，而多数人的意见，是加薪没有钱。本来，上届政府就曾打算替大家加工资，结果也因缺钱而搁浅。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说缺资金，那时缺的是物资；今天我们生产过剩，可政府仍说缺资金，那么现在所缺的，显然不是物资而是纸币。缺纸币与缺物资不同，物资缺了不可加薪，加了就会通胀；而缺纸币好办，中国有的是纸，只要印钞厂加加班，问题就不难解决。当然，印钞也不能过量。 的确，中国加薪的困难不在钱。真正的困难，是如何把钱加到低收入者头上去。政府公务员加薪容易，棘手的是工人农民怎么办？工人的薪酬是雇主给的，国家虽可出台最低工资法，但这样做会弄巧成拙，令更多的人失业。比如某餐厅老板原来雇人洗碗，每月花600元，若现在法定最低工资升至1000元，那么他很可能去买洗碗机而减少雇人。再有就是农民，农民要卖农产品才能有收入而农产品价格却由市场定，政府管不了价格，想让农民增收也是力不从心。 当然，办法还是有的。最近几年，政府先后推出的粮食生产直补、免征农业税等，对农民增收作用显著，可谓居功至伟。过去，我们总以为提高收入就得加工资，其实，条条道路通罗马，不加工资，也是可以帮低收入者增收的。比如，政府加大对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保的投入，提高保障水平，进一步拓宽保障面，让社保不仅覆盖城市，而且也覆盖农村，这样，也就等于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 可以想见，中国有13亿人口，要是人们没有后顾之忧，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大家一定会放心大胆地去消费，若果如此，拉动内需定有可观的效果；由于内需不足而引发的诸多问题，也便迎刃而解。(作者系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Email:[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