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相信迷信吗 是迷信好人,还是相信制度?



公理一:人有好坏之分。

抛开人的本性,是善是恶不说,无论何种社会,人都有好坏之分,这恐怕是一个真理。当然由于好与坏是价值判断,因而好人与坏人的标准不存在统一的看法。比如本·拉登和布什眼中的好人与坏人,可能会完全相反。但至少,大致上我们可以推广开来说:所谓好人,是舍己利人的人;所谓坏人,则相反——这当然仍然有问题,拉登抛开好好的亿万富翁不做,要去做恐怖分子,难道这不是“舍己利人”么?但必须注意的是,本·拉登的“舍己利人”,不仅仅是“舍己”,其实施的恐怖行动,还舍掉了相当多的无辜百姓。因此,说他是坏人,还是有足够理由的。类似地,美军入侵伊拉克,这种行为在萨达姆看来,是恶的,自然在萨达姆眼中,布什是坏人。至于布什究竟是好是坏,结论恐怕也要看看美军的入侵行为,给绝大多伊拉克人,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是比以前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公理二:人既不是无所不知的,也不是大公无私的。

尽管在经济学有理性预期学派存在,但通常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存在,无论何人,都不可能无所不知(有限理性)。与此同时,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都不是大公无私的(经济人假设),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公理(否则,在买卖东西时,讨价还价就不会是一种普遍行为)。

 

公理三:权力是一把双刃剑。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掌握在好人手中,可以干更多的好事;掌握在坏人手中,可以干更多的坏事。恐怕这也是一个真理。这方面的例子,不用多说,无论古今,还是中外,都可以信手拈来。

 

结论一:要让好人掌权,不能让坏人掌权。

由上述三个公理,自然而然,可以推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要让好人掌权,不能让坏人掌权。这也是我党反复强调要“选好人用好人”的依据所在。

 

公理四:很难杜绝坏人掌权的情况。

尽管我们一再强调选好人用好人的重要性,并且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实施。但无论在哪一个社会,实际结果只能是减少、但绝对不能完全杜绝坏人掌权的情况出现。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公理。

 

公理五:必须对权力加以监督和制约。

倘若上述公理四真是公理的话,那么“必须对权力加以监督与制约”,这也是公理。道理自然而然:既然不能完全杜绝和排除坏人掌权的情况出现,如果缺乏对权力加以监督与制约的机制,那么一旦坏人掌权,好人就难免遭殃。在美国公众中,这句话相当流行而精彩:“即便我们选出的现任总统是个好人,天晓得以后的总统是什么货色?”所以尽管美国总统的权力非常大,但监督与制约机制,也相当有效。典型的例证是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克林顿不老实,与办公室女秘书莱温斯基有染,被媒体曝光了(新闻自由),于是国会要弹赅他(权力制衡),可克林顿开始不承认,于是好啊,成立独立检察官调查他(司法独立)……后来结果如何,不用多说了。笔者看来,这种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是美国之所以强大的重要原因所在。

 

结论二:与其迷信好人,不与相信制度。

既然不能排除坏人掌权的情况出现,因此必须对权力加以监督与制约的话,那么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所谓制度,就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诺斯语),简单地讲,制度就是约束人的行为规范。道理很简单:倘若是好人,监督与制约制度越是严密,结果只能是越清晰地告诉你:他是一个好人,比如华西村的吴仁宝(至少截至目前为止笔者所获取的资料,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倘若是坏人,监督与制约制度越是严密,就越能防止他滥用权力,侵害他人利益,为自己捞取私利。也就是说,好人不怕监督与制约,坏人需要监督与制约。这方面,邓小平的论述相当精辟:“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

 

 要相信迷信吗 是迷信好人,还是相信制度?

结论三:公平正义的法律,是最好的制度。

《荀子·礼记》中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卡,是礼之所起也。”倘若将这里的“礼”理解为“制度”的话,那么这段话客观说明了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是,制度也有好坏之分,如何确保所制订的制度是好的而不是坏的?在现代社会,法律是制度的核心,因此,公平正义的法律,无疑是最好的制度。经济学祖师爷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亚当8226;斯密.国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52)如此看来,正义的法律,不光是最好的制度,而且是国家强盛之道。这也是我们要建立法治国家的原因所在。

 

    接下来的、也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法律也有善法与恶法之分,如何确保我们的法律是公平正义的法律并能得到严格执行?这既需要“大智慧”,也需要众多专家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共同努力。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要强大,无论谁,挡都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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