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传播资讯,我们酿造商业思想”———我们叫《企业商学院》。
在《经济导报》这样一份以报道财经新闻,传播财经资讯的“新闻纸”的众多版面中,出现这样一个相对另类的板块,绝不意味着我们会把关注和报道某些企业商学院(或叫企业大学等等其他名称)作为我们努力的全部,我们将要做的更多的事情是,像企业商学院一样,与中国的企业家一起思考,与中国的企业一起去体会成长的过程,并且快意于企业家们的成功,快意于中国企业的成长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增长。中国企业需要尽快度过青春期
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并且还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当举世感叹这种惊人的爆发力的时候,我们却隐约感到某种隐忧:也许这种爆发,只是源于一个民族伟大的创造力在忍受长期的压抑之后的一次短时间内的极度释放。需要追问的是,当这种释放的高峰期过去之后,我们还将用什么来维持这种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将用什么来保障这种增长的质量?
“绝大多数中国公司都是本土企业,它们业已成为全球领域的竞争者。如果缺乏专业化的管理技能,这些企业将难以生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执行副院长张维迎如是说。我们对此十分认同。说得直白一些,也许可以这样表述:在中国的企业增长到要与世界级企业竞争的时候,竞争成败的决定因素就将不再是企业的冲劲,而是企业内部的底气。 那么这种底气从何而来呢?简单地说,来自管理,来自一大批受到专业化训练的高级管理者。但是,对中国高级管理人才家底盘点的结果,却令我们不禁汗颜:麦肯锡对中国高级管理人才数量的估计是,25年时间沉淀下来的合格管理精英只有区区5000多人,而到2010年,中国企业对中国式管理精英的需求将高达7.5万人之多。 很显然,中国企业并没有为即将到来的来自全球范围的激烈竞争做好足够的准备。在以往的20多年里,中国企业的成功过多地依赖了政策、机遇,个性化的因素则更多地是企业家个人的胆识和某些零碎的经验和技巧。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不幸的是,众多的企业和企业家往往将种种偶然归结为必然,将一些片面的经验奉若圭臬,而由此导致的企业悲剧则比比皆是。回首以往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曾经红极一时的企业和企业家,能够至今屹立不倒的可谓凤毛麟角。 中国经济为青春期里的无知、冲动甚至狂妄付出了太过高昂的代价。商学院将成为企业成长的辅导师
中国企业不是不曾意识到自己的窘迫,也不是没有向当年的老师(目前已经是对手)讨教过。
1980年代中国企业曾经习惯性地向一衣带水的日本企业学习过管理之道,1990年代也曾向创造过“汉江奇迹”的韩国企业取经,21世纪初也曾迷恋过与我们同文同种的新加坡企业的管理智慧,但是却似乎都无法解答出现在中国企业中的“中国式命题”;与此同时,因为惊羡于欧美跨国公司的强大,我们的许多企业几乎是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全盘照搬,于是出现了一批所谓的有“欧美血统”并为此沾沾自喜的企业。但是当1990年代末直销这种原本在欧美国家经济生活中波澜不兴的管理和营销方式,在中国上演了一幕幕登峰造极的闹剧和惨剧之后,众多中国企业看到了一个“欧美榜样”在中国经济的某些领域极端水土不服的失败案例!于是,一个天问式的命题就重新回到了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面前:能够让中国企业真正健康而体面地成长的智慧,究竟在哪里?这种智慧又将如何获得? 答案就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曾经诞生过孔子、孟子、孙子、庄子这样影响过人类思维方式的圣人,孕育了范蠡、胡雪岩这样令后世敬仰的富商巨贾,更涌现过晋商、徽商这样叱咤风云的世界性商帮,当代还出现了像李嘉诚、包玉刚、曾宪梓这样的商业巨子。我们相信,中国的先哲们留给其后人的智慧,足以滋养中国企业。中国企业还是要靠沐浴着中国文化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来管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制度与文化传统是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永远都无法摆脱的底色。当然,继续向西方企业学习仍将是中国企业必须长期攻读的一门功课。对于作为后来者的中国企业界来说,在追赶并超越来自西方的竞争对手的过程中,将中国式管理智慧与西方的管理智慧相融合显得更加必要。 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决定了中国的管理精英不可能全部从象牙塔中走出来,而以往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成长之路,也已经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对管理精英如此旺盛的需求,“只争朝夕”便成了中国管理精英成长过程的主旋律。于是我们看到,包括正规院校、企业、培训机构、咨询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自然也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媒体,都不再是旁听者和旁观者,而是共同的卷入了21世纪初的关于中国企业管理智慧展开的“头脑风暴”。 很幸运,我们参与了这场“头脑风暴”,尽管我们的声音也还微弱,尽管我们的阵地也还不够开阔;但是我们欣慰,因为我们毕竟不再揣着满腔热忱而自甘寂寞;我们同样自信,因为我们和中国的企业一样,即将渡过青春期,正在快速成长并日臻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