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于国内某媒体“95%的中国啤酒含有的甲醛成分比0.2毫克的指标高出6倍”的报道，以及随后国内媒体对此消息的大量转载，日本厚生劳动省日前向日本各地相关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啤酒进口商向中国啤酒出口企业进行书面确认，确保啤酒不含甲醛；韩国食品医药安全厅11日也下令，要求有关方面紧急收回并检测今年进口的中国啤酒。该部门计划对收回的中国啤酒，以及未来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啤酒进行甲醛含量检测。 据悉，目前共有来自12个中国啤酒厂家的15个品牌的中国啤酒在韩国市场上销售，今年1月至6月，中国出口到韩国的啤酒总量价值超过1千万元人民币；而在日本，共有7家公司从中国进口啤酒，2004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啤酒量为178万桶。 虽然从数量上看，日韩两国针对从中国进口的啤酒采取的行动，还不足以对中国啤酒企业的出口形势乃至生存产生太大的影响，但邻国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采取相对的行动这件事本身，已经足以提醒中国的媒体：在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具备巨大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之后，作为信息通道掌控者，媒体也已经成为世界公民，有必要对自己的受众和潜在受众进行重新框定，形成和遵循与之相匹配的职业操守，在行使话语权的时候，要本着对人对己负责的态度，慎言慎行。
“甲醛门”事件仅具科普价值
就目前我们所能了解的信息来看，在这场“甲醛门”事件中最为扎眼也是最为准确的数据，只不过是媒体所引用的“业内人士的揭秘信”中所说的“95%的国产啤酒都添加了甲醛”。除此之外，既没有一家媒体能举出一个因喝含甲醛超标啤酒而患病的案例，也没有一家媒体敢于或者说能够言之凿凿地说出是哪几家啤酒生产厂商添加甲醛，或者说哪几家企业的啤酒甲醛超过国家标准。 来自北京的消息说，国家质检总局目前正在全力调查取证，因为事体重大，质监总局不能妄下结论，所以关于啤酒甲醛的最权威说法出来，尚待时日。这不免会让消费者着急，也同样使某些在这场危机中表现颇为积极的媒体因短时的无话可说而一时失语。但这似乎没有难住媒体。因为食品安全近来越发引起人们的重视，于是众多媒体就习惯性地将目光转向了对于营造话语权最有利的各路专家，于是人们看到，在国家质监总局尚未出台之前，关于啤酒甲醛林林总总的文字一时间充斥了各种媒体的版面。 有意思的是，专家们的解释似乎会令个别媒体“失望”，而消费者却可能会感觉可以长舒一口气了。 专家们告诉人们，国内外传统的啤酒酿造工艺都是在啤酒加工生产中加入微量甲醛，我国的《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也将甲醛列在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推荐名单中；啤酒中的甲醛来自生产过程中生物发酵和人工添加两个渠道，只要啤酒中甲醛含量没有超标，基本上不影响人体健康。 一组准确的数据也足以让人们放心。2002年初，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了19种国产品牌啤酒样本的甲醛含量。结果表明，国内啤酒的甲醛平均含量为0.31毫克／升，与国外啤酒的甲醛含量0.25毫克／升无显著性差异。假设每人每天饮用2升啤酒，以国内品牌啤酒的甲醛平均含量计算，每人每天经口摄入甲醛为0.62毫克，加上从空气中吸入的1～1.2毫克／日（国家规定的最大容许量），仍然低于美国环境保护局建议的每人每日12毫克／60千克体重这个最大容许摄入量。 甚至，国外高端啤酒商百威(武汉)国际啤酒有限公司也明确表示，即使是国外生产的啤酒也含有甲醛；而内参杂志披露的监测结果也表明，2005年2月8日北京产的朝日啤酒清爽型啤酒同样也含有微量的甲醛，尽管这家企业此前曾一再声称他们的啤酒绝不含甲醛。将于10月1日实施的《发酵酒卫生标准》中，给出的关于啤酒甲醛含量每升最高不得超过2毫克的标准，这不免也会让这场“甲醛门”事件的始作俑者尴尬。 而且有一个事实是必须提及的，早在2003年，国内媒体已经就啤酒甲醛的话题有过一次炒作。话题的源头是深圳某企业以其生产的所谓零甲醛含量，相关媒体借势掀起了一场关于啤酒甲醛含量的讨论，但是有关啤酒甲醛含量的技术性问题已经基本上在那场争论中得到了澄清。两年之后有人旧话重提，而话里话外的意思竟然如出一辙，这让人不由得对两年后的这场“甲醛门”事件的始作俑者的动机产生深深的怀疑。所以，尽管国家质检总局的有关数据还没有最终出来，但人们似乎已经可以有理由相信，最终的结论不会与发生在两年前的那场争论的结果有太大出入。 于是，我们不妨这样评价眼下这场还在进行中的争论：在某些人高举消费者知情权的大旗而发起的带有明显的道德拷问意味的争论中，中国的消费者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关于啤酒甲醛的科普教育，除此之外，这场“甲醛门”事件的始作俑者可能将所获无几，却将为中国快速消费品的品牌传播提供了一个蹩脚的案例。媒体难道只会拍“板儿砖”？ 媒体尤其是危机早期参与了炒作的那些媒体，在这场“甲醛门危机”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很值得玩味的。 我们权且不以小人之心去猜度他们最初是哪种心态和形式介入并发起了这场危机，仅从这些媒体在处理啤酒含甲醛这一信息的技术层面来看，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甲醛含量作为一个技术性很强的产业标准，无论是国际性的产业协会，还是国家相关的标准制订部门，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指标的，相关机构也应该有例行的检验制度和相应的统计数据，而且获得这类数据也不应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说有某位专家或者某企业对此类事件有自己的看法，那么因为专家和企业往往身处利益格局之中，这种有利益指向的一家之言或曰一企之言是否有权威性和说服力，发布出来可能产生的后果，媒体都应该会有所预判的。加之食品安全事关亿万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在公布此类信息时更应该慎之又慎。 作为社会公器，保护公众利益是媒体的天职，媒体曝光不良现象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信息发布之前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支持，而且对曝光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缺乏足够的预判，对整个产业及无辜企业可能造成的伤害缺乏起码的估计，而且事后对于造成的损失毫无愧色，那么这种报道的效果和价值就要重新考量，这种行为本身也可能无法逃避“滥用话语权”之类的道德和法理层面的逼问；退一步说，即使所报道的单个事件本身的确属实，出于对国家或者某地百姓福祉的关照，媒体也有必要在报道中向受众明确表明，所报道的仅是你能力所及的情况下所能报道的个别企业的个别行为，即使所报道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要尽可能地向受众说明这种现象的普遍程度究竟有多高，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以一种“一曝为快”的所谓职业敏感，试图通过制造视觉效果和轰动效应，用一顶道义的光环稍加修饰之后，去简单地满足某种渲泄的欲望，却全然不顾消费者会否产生“某某产业的企业全部都是如此”的误判。 近年来，媒体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一直颇为引人注目。企业因媒体而兴的例子不少，但是人们似乎更多地记住了诸如保健品行业的“三株事件”、鲁酒的“勾兑事件”和乳业的“小家伙奶事件”。在上述事件中，不仅个别媒体的“职业水准”受到了极大的怀疑，而且也给企业甚至产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多年之后，纵观个别媒体在“甲醛门危机”中的表现，我们不得不尴尬地得出如下结论：个别媒体依然犹如一群缺乏理性的“愤青”，一经闻听风吹草动，即刻挥舞着“板儿砖”啸聚街头，而全无这个职业应有的理性、负责、睿智的基本素养。眼下，当日韩两国相关部门根据中国个别媒体的报道对中国采取行动时，我们真不知该为中国媒体一夜之间“成长”为“世界公民”而欣慰，还是该为日韩两国有关部门拿着中国媒体画的“棒槌”当针认而忍俊不禁，抑或是该为中国媒体在国际化市场时代的所表现出来的拙劣而寒颜！ 一个更为沉重的话题是我们不愿提及但也是无法回避的：如果个别媒体在这场危机中还与利益有涉，那我们的讨论也许将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了，而他们所挥舞着的道德“板儿砖”也许将最终抡到自己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