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改革再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是进是退令舆论忧思。
退决无出路且是死路，进疑惑重重而缺乏阶段性有效抓手。
划一条杠杠，本轮对改革的质疑、争论始发于2004年夏天的“郎顾之争”，随之发展为对“国资改”、医改、教改等一系列改革的责难......
不可否认，“国资改”、医改、教改等确有问题，引发社会中下层群体的强烈不满。但某些人，某些舆论却利用群众的不满借机对整个改革发难。而且，这种企图全盘否定改革的思潮
还挟持着一股股跟着起哄的舆论。春节前后，围绕改革争议的舆论战在经历了前数个月的力量整合后再度开打。这一波舆论战，坚持改革、支持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呈现强势。梳理下来，颇有力量且较具代表性的声音包括：皇甫平发自《财经》杂志的评论《改革不可动摇》；《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的文章《政治体制改革决定所有改革成败》。
1992年的皇甫平与2006年的皇甫平是同一个人。“改革不可动摇”－－时隔十数年皇甫平的声音依然掷地有声，立场仍然毫不妥协。作为一个公民，我支持皇甫平主张坚持改革不动摇的鲜明态度。
中国的改革决非问题成堆、成就乏善可陈。捡最关键的说，在经济领域，没有持续性地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就不可能孕育生成如今民营经济如此壮观的经济板块。倘若失缺了如此经济板块的支撑，在苏东集团灰飞烟灭，冷战结束新的国际地缘战略环境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咱们中国的日子远比现在难过得多。至少，失却了民营经济为国家提供的税收和就业岗位，国内的社会矛盾还要尖锐得多。
中国的改革确又矛盾重重，否认它就无从解释为什么贫富差距变得如此悬殊，两极分化持续扩大，社会失公日甚一日，腐败、侵吞、掠夺、剥夺、失衡、弱势、边缘化等成为人们议论或质疑改革的关键词。解疑释惑、辨析原委，需要对中国改革的进程和动因作客观的历史分析。
改革的最初动因在于“十年浩劫”结束后，国家必须满足民众要求改善基本生存条件的最低要求，否则，民气难以顺，民心难以聚，“体制”继续缺乏说服力，并最终导致“体制”难以为继。
既要坚持“中学为体”，又要尽快使民众的生活质量有所改观，改革只能选择从经济层面开刀。这既是当年启动改革的基本政治底线，也是民众特别是社会中下层民众因在改革中率先获利而使改革获取民众支持的社会基础。
然而，“市场化”是条不归路，改革一旦启动，不但致使改革本身不可逆转，而且因过程之中的力量积聚、思想多元、价值观多样、利益诉求不一，直接和间接地、一次次地令改革冲撞和突破原先划定的政治底线，影响到对“中学为体”的坚守，反映为改革动作的迟滞与摇摆。
改革一经推开，通常不以人的意志（包括不以改革最初的发起者的意志）为转移。一个完整（备）而可能成功的改革，绝对不可能只在经济改革范畴内单轮前行，它必须形成一个多轮驱动态势。在其中，相应的政改和社改无从回避。几何图形里，三角型是最稳定的，稳妥推进的改革在走过了最初的“热闹期”之后，必须以经改、政改、社改三足鼎立的布局和态势齐头并进。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始呈现群众“一面吃肉、一面骂娘”的趋势，改革因不配套而生成的矛盾及对原有深层次矛盾只能选择绕道走的窘困，使邓小平等改革的决策者和推进者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政治体制改革决定所有改革成败”－－下此结论的正是邓小平。时间是1986年6月28日举行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主题是听取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汇报。听完汇报，邓小平突然话锋一转，将话题引向了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邓小平如此清醒，仅从改革的技术理性到工具理性层面作解释，改革的配套问题本无从回避。
然而，人都有局限性，政治家也难例外。政治家的局限性更多表现为历史的局限性。限于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约束条件，也限于今天国内国际的客观约束条件，改革的配套问题至今仍然难以获得突破。
一晃又是20年，为改革提供配套的时机一再错失，越往后拖，启动配套的难度越大，复杂性越甚，而留给中国“从容配套”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综上所述，宏观论之，于破解改革中新出现的矛盾，还是化解“历史的积累”，都只能用进一步改革来求解。也就是说，只有硬着头皮深化改革，才能对改革纠偏，才能校正改革中出现的“伪市场化”倾向。
迄今为止所有具体改革所造成的对民众利益、尤其是社会中下层民众利益的“阶段性”伤害，决非改革本身有错，而是不到位的改革（因而必然走“偏”）所致。
当今世界，并非只有中国在改革道路上孤行。观同样在为国家转型经受着阵痛、探索着改革路径依赖的国家的发展态势（原谅我不便把话说白），只要敢于深化改革，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完全可以求解，改革的困惑理当可以摆脱。
皇甫平还是那个皇甫平，可今天的中国与十数年前已大不相同。我不太忧心中国的改革会开倒车。怎么开，如何开得动－－计划经济的生存土壤和社会生态已经消失掉大半！
真正值得忧心的是改革可能继续迟滞和拖延。
观中国改革可能的步履，需要与政治周期通盘考量。这个周期就是党代会和政府的换届周期。十六大2002年下半年召开，政府2003年初春换届，经历了约2年的理论准备和人事准备后，2005年被标定为又一个改革年。回头看，“2005改革年”更多的是逐步改革的继续造势之年，此年推出的若干改革举动进展并不顺利。“郎顾之争”所引发的持续至今的对改革的质疑是影响因素，“更深层次的改革举动”有待推出是实质性影响因素。
今年地方四级班子要换届，确保换届期间的地方稳定系要务之首，在求稳的“利益”驱动下，比较实质的力度和规模皆具的改革举动缺乏推出的“时机条件”。应当说，这个分析是客观的。
明年要召开十七大，后年初春中央政府要换届，在此期间，确保两件大事顺利进行依然是政务之要。这就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保障。如是，此期间的改革的力度可能仍然有限。
如上述分析成立，并非出于指责改革的推进者“保守”，恰恰相反，是改革的推进者稳健施政。对下一波可能出现的较大力度的改革预期，当可能出现于2008至2010年间，这是下一轮政治周期的又一个“黄金时段”，自然也属有可能推进有效改革的最佳时段。
果真如是，为迎接这个“最佳时段”的来临，继续营造深化改革的舆论就显得极为必要。正基于如此认知，我忍不住又“谬论”了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