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奥菲克指出，斯密在创立经济学之初，所涉及的人类行为在商业交换方面的独特性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进化论问题。尽管他没有就此展开，但斯密的这一思想至少领先达尔文近一个世纪。但奥菲克认为，尽管斯密受条件约束适时的中止了这一话题，但他关于“交换是否是一种天生倾向，或是推理和说话能力的必然结果”的猜测，却对人类进化研究的难题提出了最高等级的挑战。[1]换言之，“交换是否是一种人类进化早期的促进因素，或它是人类推理和说话能力的必然结果”——这一“斯密猜测”，可以为我们这些具有“后见之明”的研究者提供一种启发，让我们重新反思交换行为，以及人类史前史大量事实所隐含的经济内涵及其进化意义。
第一个汇合点：把达尔文和斯密联系起来的一个启发在于，他们都承认存在无设计者的设计的可能性：即自发秩序的可能性。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首先，达尔文认为，个体是进化的，种群所占据的生存环境是固定的；而斯密却认为，个体是固定的，而生存环境（经济政治体制）是进化的。[2]另一个区别在于：达尔文认为，个体处于无休止地进行相互的对抗性竞争的状态；而斯密认为，个体处于为交易伙伴而竞争的状态，即他们大都处于在为别人而不是与别人对抗的竞争状态。[3]但不管二者差异有多大，如同奥菲克指出的那样，作为两种知识上的成就，“自然选择”和“看不见的手”，在本质上都是受相同的遗传学概念所包括的：即在个体层面上的竞争和优化以及在种群层面上的平衡。[4]但遗憾的是，达尔文出于建立和发展一种从动物到人的进化连续性的思想，并未有意识地关注那些显在的差异，而是将人与动物同等视为从某种先在的共同形式起源的。另外，达尔文对于人的情感和道德的关注，只是集中于伴随该类精神现象的本能和神经生理过程，而不是集中于认知的意义上。但是达尔文对于人类进化的观点，引来了华莱士的置疑。[5]华莱士发现，人脑的扩大显示出了地质时间可塑性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例证。此外，如果人脑及其派生出来的精神产生于自然选择，那么它们就应该在史前物种成员的平均水平就固定不动了，并且还意味着仍然存在于各个现存的人类社会和人种中。[6]由此，华莱士怀疑，人的精神功能，就像其他物种的特征一样，并不是近期历史事件或现有人类发展阶梯中的事物，而一旦这些功能来自于进化过程，那么人类进化的事实就需要在自然选择之外做出“独立证明”。
第二个汇合点。将达尔文和斯密联系的第二个启发来自他们共同关注的“实用原则”。依据人与动物行为的相似性，达尔文提倡了物种起源与进化的连续性，并明确提出了自然选择的基本规则：实用原则。达尔文的实用原则指出，自然选择既不能产生有害于生物体的机构，也不能在它的进化史的特定阶段中产生出结构比它所需要的完善程度更高。换言之，自然选择的实用原则不容纳过度的设计和预见。与达尔文略有不同，华莱士在坚定捍卫自然选择理论的同时，却愿意部分地将人类进化排除在自然选择之外。威尔逊也指出了自然选择理论的类似困难，“如果这个原则（自然选择）是普遍真理，自然选择是怎样在文明存在之前就为文明准备智力的？这是人类进化中重大的神秘现象……”[7]巧合的是，华莱士的遭遇的难题与斯密猜测所回避的问题重合了。仔细反思这一问题，或许真的如同奥菲克所说的，斯密失去的是进化的清晰概念，而华莱士失去的是人类交换的清晰概念？斯密在其经济思想中竭力强调了“实用性”原则，即交换通过分工促使参与者获取的优势。只不过他对于“交换是一种天生倾向，还是语言推理之自然产物”持一种矛盾回避的态度。但是从达尔文的实用原则来看，斯密猜测的第二种可能——交换作为语言推理的必然结果——是无法接受的。如果排除了这个可能，那么从自然选择或正统的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就意味着交换在很大程度上是进化的独立动因，而且交换更可能是推理和说话能力的起因而非其后果。[8]奥菲克就这一结论在“自激式脑进化”的标题下专门做了说明。如同任何一个有限理性者一样，奥菲克认为，无论推理、说话和理智功能的起因是什么，它们都无法达到市场交换所需要的完美程度。任何一项战略性交易都可能对交易者的智力技能提出挑战。奥菲克这样论述了交换互动中自激式脑进化的过程：“如果一个交易者略占上风，别人必然要效法他。这一过程一旦启动，进化循环就自动地进行，并世代保持增强的趋势，直到达到一种群体意义上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不见得对所有单个交易者都是最佳的。其结果是在同物种中产生一种自我加强的竞争过程，这就像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9]奥菲克认为，“人类通过这种自激式进化或是其他近似过程所获得的是头脑，人的脑与身体的比例和人脑的复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人脑确实产生于对自我加强式的选择压力的反应，那么它并不代表自然选择中有过度设计，也不代表自然选择有预见性”。[10]显然，作为生物学家的奥菲克，只是想在自然选择之外对人类进化做出华莱士意义上的‘独立证明’，而不是去否定自然选择。
第三个汇合点。将达尔文和斯密联系的第三个启发来自于他们对人类行为中所反应出的适应性和多样性的关注。从行为学的角度看，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依赖人类适应性的程度最高，即最依赖选择和做出决策的能力，在某种范围内，甚至依赖于人类品德和性格中那种进行一定交换的倾向，从而对可以得到的选择或匮乏感做出反应。如同奥菲克指出的那样，在斯密的分析中，人类天性中的适应性是斯密研究人类多样性的跳板。在对人类多样性的关注方面，华莱士和斯密共享了许多发现。华莱士认为，人类多样性问题紧密围绕着物种独有性状的概念，即由遗传基因决定的特殊性。如果一种结构或功能由自然选择产生，它就应遵循稳定性的严格法则。但华莱士发现，人类行为中所体现出的精神和智力现实，远远超出自然选择的调控，而这些事实则提供了独立证明的证据。“独立证明”的真实意义不是对自然选择调控的否定和偏离，而是人的智力受制于程度显著的表型可塑性。可塑性在人类精神和职业功能的很宽的范围内存在，而自然选择实际上隐含了而不是否定了这种情况。[11] 奥菲克进而指出，人类离开了自己的各种方法和手段，就不能在孤立的状态下生存，人类社会的成员天生具有的多样性，没有制度来协调他们的行动，就无法维持生存。但他也指出，华莱士把动物的变异作为人类多样性研究的参考点或许是个失误，因为他发现了过度的多样性。而形成和保持这种政治经济制度的能力，就是道德、正义感和统治的艺术。后者在自雅典城邦之后的现代意义的国家体制中，则被设想为一个群体，其内部公民具有不同的素质和能力，但在法律面前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责任和机会。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国家解决人类多样性问题的方法依赖两种经济制度：分工和交换。但奥菲克指出，自古希腊以来的思想家，将分工与人类的多样性联系的观点，或者将分工视为用来补偿人类多样性的不良影响的手段的看法，会导致人类大大低估分工的优越性。与此不同，斯密在论述人类多样性的问题时，没有沿袭古希腊思想家的立场。相反，他认为多样性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斯密的看法显然引发了另外一个进化论命题：多样性是分工的促进因素还是它的副产品？斯密这样澄清了自己的立场，“最具相异性的性状之间的差别，如哲学家和大街上的搬运工之间的差别，来自风俗、习惯和教育的成分比来自天性的成分要多”。[12]显然，斯密已经指出，人类多样性来源的先天变异在经验上远非像后天通过训练和专门化获得的那种变异那样重要。奥菲克在引述了斯密的观点后指出，斯密并没有穷尽分工的全面影响，因为分工的作用从过程角度看，是通过选择世世代代地运作的。现存激励机制是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反应，它可以解释实行专门化的动机，但无法解释得益于专门化训练的能力。斯密的分工理论因而无力解释人类为何只能从事某种专门化的生产。如同奥菲克洞见的那样，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进一步把握分工提供的优越性所具有的进化涵义。
[1] 同上书，第29页。
[2] 同上书，第30页。
[3]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0页。
[4] 同上书，第30页。
[5] 华莱士指出，要证明从动物到人的理智和道德能力的连续性和进步性发展，不同于证明这些能力是凭借自然选择发展起来的；达尔文几乎没有在最后一点上做什么努力，尽管要支持他的理论最根本的是要证明它。（Wallace, 1889）转引自：奥菲克著作，第32页。
[6]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3页。
[7] 同上书，第36页。
[8]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9] 同上书，第37页。
[10] 同上书，第38页。
[11] 同上书，第39－41页。
[12] 参：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M]，[上卷]，郭大力 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