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引 言
通货紧缩，作为一种特定的经济现象，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很早以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出现过，但由于那时各国商品市场经济和货币金融体系还不很成熟、完善，因此，通货紧缩的危害性并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来。当时，在理论上也只是零星地涉及到这种经济现象的某一个具体的方面。即使是像20世纪30年代的那次令人生畏的大萧条，在那时也只是把它作为经济周期中的一种不断衰退及至谷底的阶段来看待，尽管此时在政策理论上已经开始出现了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治理通货紧缩这一难题的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干预理论。二战以后，随着各国经济的普遍复苏，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问题却一时成了各国经济发展和管理中的头号敌人。在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将近30年的时间里，各国当局都在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绞尽脑汁。同时，在这段时期里，有关通货紧缩的研究却少之又少，甚至根本没引起主流经济学的注意。这可以从以往众多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没有通货紧缩这一章节得到充分的说明。直到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出现通货紧缩，并进一步加深为严重的经济萧条，才开始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注意，而1997年夏季的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更是激起了各方对通货紧缩现象的进一步关注。2000年，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美国，在其经济经历了长达10余年的强劲增长后，也开始步入了衰退的轨道，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有效的摆脱，并进而影响到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通货紧缩似有席卷整个世界的势头。我国，作为一个正在进行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不可避免地接受了通货紧缩地洗礼。从1997年到2000年初2年多时间里，我国消费物价指数几乎呈逐月回落态势，通货紧缩已笼罩整个社会，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资消费决策。2000年初，尽管我国经济逐渐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但随之而来的国际经济环境的不良影响，到2002年初，我国经济又开始出现了通货紧缩迹象，消费物价指数又开始呈逐月下降之势。以上便是笔者写这篇文章的国内国际经济背景。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目前许多国家正在经受通货紧缩之苦，而通过有关经济指标和经济现象显示，我国仍有可能再次陷入通货紧缩的危险。因此，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二是尽管在这之前已有不少有关通货紧缩的文章和专著，但更多的往往从某个或某几个方面来加以论述分析，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关联性。因此，本论文在前人的基础上试图从多个角度来认识通货紧缩这种现象，并通过深入地分析其概念、根源、危害、预防及治理的对策等手段来构造一个完整的通货紧缩理论分析框架。另外，本文还将中国的通货紧缩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来加以系统地论述分析，以期对我国今后预防和治理通货紧缩及他人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帮助和借鉴。根据上述逻辑思路和写作意图，本文的总体结构设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提供了一个通货紧缩问题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由前四章构成。其中，第一章，明确了通货紧缩的基本概念及其测度和判断的方法，在全文中起指导以后各章的作用。第二章，有选择地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通货紧缩的根源，并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供求方面，在分析中使用了动态化的AD-AS分析模型。第三章，分析了通货紧缩的危害性。第四章，承接上一章的分析，提出了通货紧缩预防和治理的必要性，并通过一个模型，从财政和货币金融两方面探究了通货紧缩的治理。第二部分是一个应用部分，具体以中国的通货紧缩问题分析为重点，提出了笔者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借鉴了不少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但借鉴更主要是为了创新，目的在于发展自己的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是笔者研究通货紧缩问题的动机所在。另外，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之中，由于笔者可能得到的资料有限，以及自身水平方面等主客观原因的影响，在将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方面还做得不够，有待今后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加以完善。文中有不妥之处还望各位老师和读者指正。
第一章 通货紧缩的定义及测度 通货紧缩的定义
通货紧缩，作为一种与通货膨胀相对的经济现象，按照国外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定义，是指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例如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在其《经济学》第十六版中对通货紧缩的定义就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下跌；斯蒂格利茨在其《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通货紧缩定义也是指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下跌；货币主义代表人物莱德勒在流行的《新帕尔格雷夫财政金融大辞典》中对通货紧缩下的定义是“通货紧缩是一种价格下降和货币升值的过程，它和通货膨胀相对”等①，这些按照物价持续下跌来定义和判断通货紧缩的方法，基本上反映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观点，在国内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从一般意义上讲，要理解通货紧缩的概念，需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把握：第一是一般物价水平，即具有普遍意义的包括大部分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水平。任何单个的或部分的商品和劳务价格下降不必然构成通货紧缩。因为一部分商品和劳务价格的下跌可能被其它部分商品和劳务价格的上涨所抵消，甚至超过，这样就有可能出现部分商品和劳务价格下跌而包含了大部分商品和劳务的一般物价水平上涨并存的情况，而通货紧缩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现象，与通货膨胀一样，它也是一种宏观层次的问题，所以，只有具有一般意义的物价水平下降时，才可能构成通货紧缩。在实际操作中，通常用一国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来度量。第二是一般物价水平持续地下跌。若一国或一地区物价水平在某一短的期限内下降，但随后便告逆转或者是由于某个原因物价偶然出现一次下降，所有这些都不应被看作是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一般认为，当物价总水平连续下降两个季度以上时，才被视作可能出现了通货紧缩迹象。当然，由于各国经济环境的不同，一般物价水平到底持续下跌多久才可判断为通货紧缩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应视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通货紧缩的测度
既然通货紧缩是指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那么用什么指标来度量一般物价水平及物价连续下跌的幅度多大、时间多久，便构成了通货紧缩现象测度的两个基本问题。下面我们分别来对之分析。
一、一般物价水平度量指标的选择
根据统计实践，测度一般物价水平的指标有很多种，如国民生产总值缩减指数、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等（具体见附录1）。从理论上讲，第一种指数最全面，但由于其统计周期最长，只持续到季度，不便于实时监测价格的月度变动，所以，该指标不经常被使用。对于第二种指数，由于不包括服务项目，使得其有效性大为降低，因此，一般各国都将其作为一种辅助的参考性指标。第三种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和第四种消费物价指数（CPI）则是在各国实践中最经常被使用的两种指数，它们各有各的优点，其中PPI指数对经济的反应明显快于CPI指数，具有较好的预测功能，但由于许多国家PPI统计的历史还比较短，缺乏一定的历史可比性和连贯性，所以目前各国一般都使用CPI指数作为测度物价总水平的首选指标，而将PPI指数作为一个预测性的参考指标。 在确定了物价总水平的度量指标后，我们还需选择CPI指数的计算方法，即是使用同比指数还是环比指数的问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同的CPI计算方式在对通货紧缩做出判断时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的偏差。比如，有时按同比指数可判断为通货紧缩的，在环比指数情况下却又不是了，甚至还可能处于通货膨胀阶段，反之也一样。其实，两者各有所长，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同比指数，它具有可比性的优点，但由于缺乏月度间的比较，所以在精确度上略显不够。而环比指数则相反，它有利于研究者更好的把握物价在月度间变动的连续趋势，但月度间数据季节性影响明显，可比性较差。例如，在我国（见附录2），每年春节前后几个月的CPI指数一般较全年普通月份的CPI都要高，即使在发生了通货紧缩的1997—2000年也是如此。所以，在使用该指标之前，先要对其进行季节性因素调整，除此之外，还需将经过季节性调整的月度数据转换为定基序列，以提高月度数据的可比性和精确性，而这一点需要统计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如果只是作一般性分析，同比指数就足够了，但是如果需要作进一步的专业性分析，那么最好使用环比指数，以提高精确性。二、物价水平下跌幅度和持续期限的度量
在选择了物价水平的度量指标及其计算方法后，接下来需要确定的就是到底价格下跌幅度有多大，持续时间有多久才可判断为通货紧缩的问题了。一般地，从价格下降的幅度来看，只要通货膨胀率小于1，并且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就可以确认为出现了通货紧缩，因为商品的价格受产品质量提高和功能改善的影响，一般官方估计要高出一个百分点，这是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对世界上众多国家物价水平的长期研究中得出的结论①。其次，从物价下跌的时间来看，一般认为，价格总水平连续下跌两个季度以上就可以视作出现了通货紧缩迹象，因为经验表明，物价持续下跌对投资、消费和生产活动的冲击达到两个季度以上时，常常会超出经济本身自我缓冲调节的能力。例如，从投资层面上来看，企业的存货连续增加达到两个季度以上时，新的投资冲动便会受到抑制，原来准备新开工的项目也会被推迟；再从消费层面上来看，当物价持续下跌时，消费者可能会推迟即期的购买活动，从而或者持币待购或者增加储蓄，这样一来，当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均告下降，正常的经济秩序中断，真正的通货紧缩也就可能随之而发生。因此，结合上面指数的计算方法，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只是作一般性研究，那么消费物价同比指数连续下跌2个季度以上可认为是出现了通货紧缩，如果是需要作更进一步的专业性研究，那么消费物价环比指数下跌2个季度以上便可认为发生了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与其它经济现象关系的辨析
由于通货紧缩长期不被经济学界所关注，而且这种经济现象对人们实际生活的影响在最近十几年来才开始显现。与通货膨胀相比，通货紧缩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因此，人们在深入认识这种经济现象的同时，往往会产生不少错误的理解，并很有可能与其它经济现象或行为相混淆。为此，本文就以下四个方面作了一个简单的辨析。
一、实体经济的通货紧缩与虚拟经济的通货紧缩的关系
正如前文所述，我们所说的通货紧缩一般是指实体经济的通货紧缩，即包括了大部分商品和劳务的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下跌，而虚拟经济或者说是资产价格（这里的资产价格通常是指股票价格）的通货紧缩则是实体经济通货紧缩在其它经济领域的延伸。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般来说，实体经济的通货紧缩在时间上往往发生在虚拟经济通货紧缩之前，尤其是在由生产能力过剩引起的通货紧缩的初期，因为物价不断下跌，供给方竞争加剧，企业利润空间普遍被挤压，单位资本利润率下降，导致资本大量流入资本市场，股票价格不断创新高，并进一步扩大了与产业利润率的差距，从而吸纳更多的产业资本流入，形成股市泡沫。这样，泡沫一旦破灭，资产价格通货紧缩便开始了。这时，若一国的资本市场比较发达，且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作用，那么股票价格的大幅下跌，势必会通过财富效应及时反馈到实体经济中，导致当期消费和投资的下降，并且又可能冲击一国的金融体系，导致金融风险增大，银行信贷收缩，企业融资困难等诸多问题，从而推动实体经济的进一步通货紧缩。因此，当通货紧缩处于期初较温和阶段时，如果没有被及时有效的治理，那么实体经济就很有可能通过这种途径陷入更加严重的通货紧缩，及至经济的全面衰退。在这里，资产价格的非理性膨胀及随后的通货紧缩实际上起到了某种预警的作用。二、通货紧缩与货币供给量的关系
在国内，理论界对于通货紧缩的概念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应把货币供给量的减少作为通货紧缩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因为用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的单一标准来判断通货紧缩现象显得过于简单了，只有将货币供给量持续下降，经济全面衰退等特征与一般物价水平持续下跌一起用来判断通货紧缩现象时，才能更好地把握它的内在实质，显然，在判断通货紧缩时，这里使用了三重标准。但事实上货币供给量下降和经济全面衰退这两种标准并不必然是通货紧缩的特征，货币供应量增加和经济增长同样可以与通货紧缩并存。例如，我国在1998-1999年间，物价总水平连续20几个月负增长，但经济仍呈较快速度增长，只是与前期的高速增长相比有所放缓，在货币供应量方面，期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出现了大幅的增加。究其原因，可以根据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Y（其中M为货币数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一般物价水平，Y为实际国民生产总值）,通过对其求微分并整理得到：⊿P/P=⊿M/M+⊿V/V-⊿Y/Y，在该式中，货币流通速度V是下降的，其原因：第一是我国的货币化进程①；第二是短期的通货紧缩使货币边际收益率上升，持币动机增强，所以，⊿V/V小于零，在保持经济正增长（⊿Y/Y＞0）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出（⊿V/V-⊿Y/Y）的符号为负。因此，从上式中可以简单地得出：要使物价持续下跌，⊿M/M不一定为负，只要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速度低于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幅度与经济增长率之和即可，这与经济现实相符。另一方面，若我们再将资本市场对货币的需求也考虑进去的话，那么，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可以改为：MV=PY+S（其中S即为资本市场对货币的需求）。这里，我们假定V和Y不变，那么我们从该式中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当资本市场货币需求增加速度大于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幅度时（如资本市场相对收益率提高时），物价总水平显然可能呈单边下跌之势，这一结论又与我国1997年到2000年的那一次通货紧缩中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当时物价持续创新低，但股指却在不断创新高，所以，货币供给量是否减少并不是判断通货紧缩是否发生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而更应该考虑其相对量的变化。三、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的关系
说起通货紧缩，人们往往会把它与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危机和90年代日本的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认为通货紧缩就是经济衰退，而且是严重的全面衰退，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也不占少数。但笔者认为经济衰退一定伴随着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却不一定伴随着经济的全面衰退，更普遍的似乎应该是一种增长性衰退（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并不负增长），这一点同样可以从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中得出。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V不变，那么⊿P/P=⊿M/M-⊿Y/Y，显然，这里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就是：经济增长率（⊿Y/Y）大于零，而货币供给量增长率⊿M/M也大于零，但其增长幅度却低于前者，使得产出的进一步增长受到货币供给相对减少的限制，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物价持续下跌。而有些学者所谓的经济全面衰退则是一种极端的特殊情况，它只有在一国货币当局出于某种原因大幅收缩货币使货币供给量的增长率远低于经济增长率，甚至为负时，才有可能出现这种经济增长大幅下降甚至为负，物价也下跌的情况。当然，这两种通货紧缩的确也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当经济处于温和的通货紧缩或者处于通货紧缩初期时，它对实质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若政策采取得当，通货紧缩的趋势还是可以扭转的，但一旦这种趋势得到延续，且形成强预期，而且在政策上又没有合适的治理措施，那么经济就极有可能陷入全面的衰退，那时物价已发生大幅下降，所以一般物价水平出现下降时往往是指经济增长率仍为正的情况。而一部分学者认为的所谓通货紧缩一定伴随着衰退（⊿Y/Y＜0）的情形，则是在货币供给量出现了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如美国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所采取的大幅度降低货币供给量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就是这种特殊情况的极好例证，显然，这部分学者忽略了上面那种更普遍，更经常出现，更具有代表意义的通货紧缩类型。四、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关系
从本质上讲，这是三个不同的概念。通货紧缩是指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通货膨胀的概念则刚好相反，它是指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两者都是一种经济状态、经济现象。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则全然不同与前两者，它是指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给量等的治理经济现象的政策措施，并且是一种用来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联系。若用一枚硬币来形容的话，那么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是这枚硬币的两面，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则是连接两者的币材，当经济正出现通货膨胀的苗头或者已出现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时，一国货币当局往往会主动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对付通货膨胀，但由于后者问题的复杂性及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因素甚多，所以往往会出现决策者不能及时地对经济环境做出正确的判断，导致经济走向硬币的另一面——通货紧缩。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前期我国为了对付严重的通货膨胀，实施了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于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但随后，我国经济开始出现了通货紧缩迹象，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其形势更加严峻，但此时我国决策层却没有及时地调整原有的紧缩性政策，导致物价和产出惯性下挫，微观主体紧缩预期形成，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决策层缺少处理通货紧缩这种新现象的经验有着直接关系。第二章 通货紧缩的成因分析通货紧缩，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现象，和通货膨胀一样，它的形成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综观世界各国的通货紧缩历史，它既可能与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关，也可能是由技术进步，生产能力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以及一国金融体系缺乏效率等因素所导致的。不同的成因，增加了通货紧缩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也为人们深入理解和认识这种经济现象增添了难度。第一节 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通货紧缩
根据上文费雪交易方程式的变通形式：⊿P/P=⊿M/M+⊿V/V-⊿Y/Y，假定经济的初始条件为正常，即一国经济在期初处于合理的正增长状态（⊿Y/Y＞0），货币流通速度V随长期的货币化进程缓慢下降，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定它保持不变，这样上式可改为： ⊿P/P=⊿M/M-⊿Y/Y。从该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只要等式右边的第一项小于第二项时，也就是说，只要货币供给量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率时，物价就会出现下跌。而这时，若一国货币当局出于某种原因，例如为了对付前期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而持续采取这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①，那么势必会使物价持续下跌，形成通货紧缩。如果这种紧缩性货币政策力度更大一些，即当货币供给量负增长（⊿M/M＜0)时，那么由该式可知，物价总水平将会出现大幅下降，形成严重的通货紧缩，这样的后果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而且令人记忆犹新，例如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出现的那次通货紧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美联储当时大幅度地降低了货币供给量来对付股市投机泡沫，结果却使得生产价格和消费支出均出现了大幅下降，企业纷纷破产，失业率急剧上升，居民实际和预期的收入减少，导致投资和消费不振，整个社会的总需求水平出现大幅下滑，形成恶性通货紧缩，并最终演变成了经济的全面衰退。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也就是说它的传导机制是什么呢？根据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笔者认为：当一国货币当局收缩货币时，货币的边际收益率将会上升，这时市场原有的资产选择平衡被打破，在利益机制的诱导下，人们就会不断地调整资产结构，纷纷把其它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转换成相对收益率更高的货币资产，于是整个经济就出现了货币向商品的出逃①，直到整个市场出现新的资产选择平衡为止。这样，资产结构的调整不仅直接导致了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当期需求减少，物价下跌，而且它最终还会通过投资和消费的减弱间接作用于物价总水平的下降，形成通货紧缩。 因此，紧缩性货币政策就像一把双刃剑，它的正面能有效的治理通货膨胀，但是它的反面却有可能成为通货紧缩的助推器。第二节 有效需求不足的冲击是通货紧缩产生的重要原因
如果通货紧缩主要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那么我们可以用总供求AD-AS模型来分析这个过程。在这里，我们首先假定名义货币工资具有向下的刚性，也就是当价格水平下降时，名义货币工资水平不变或者缓慢下降，这一点与工资易于向上调整不易于向下调整的现实情况基本符合。其次，假定价格是自由的，不存在任何垄断的或人为干预的因素。最后则假设通货紧缩是由总需求的冲击所引起的。那么如图2-1所示：
P AS P E AS1 P1 E1 AS2 P2 E2 P3 E3 P4 E4 AD AD2 AD1
0 Y3 Y1Y2Y Y
图2-1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E即为经济的初始均衡点，在这一点上，市场的均衡价格为P，潜在产出为Y，在没有额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经济将维持均衡状态。但一旦受到总需求下降的冲击，原始的均衡将被打破，总需求曲线从AD左移至AD1，与AS线相交于E1，在这一点上，均衡价格为P1，均衡产出为Y1，显然，两者均出现了下降。但是经济的自发调整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时，对于供给方来说，价格的下降不但会使其销售同等数量的商品和劳务的收入减少，而且还会因为实际利率的提高增加利息成本支出以及工资粘性的存在相对地提高了实际工资水平，从而使企业的利润率下降，这样，企业为了实现既定的预算利润目标和生存目的，必须以增加产出、扩大销量来弥补，从而导致总供给曲线从AS移动到AS1,经济均衡点又下降到了E2点，在这一点上，均衡价格为P2，与P1相比又下降了，而均衡产出却增加到了Y2，同Y1相比，似乎与潜在产出的缺口在缩小，但事实上增加的产出（Y2-Y1）除了一小部分被价格下降而引起的消费需求所吸收外，大部分则是被存货投资所吸收，显然，这部分产出并没有在价格P2上形成有效需求，从而对下一时期的生产和销售构成压力。这时，尽管供给方有可能实现预期的帐面利润，但实际利润却下降了，从而削弱了企业的投资动机。对于消费者来说，由于P持续下跌，持币待购欲望会更加强烈，再加上企业收益率下降，预期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当期消费支出会不断减少，从而造成总需求进一步下降，需求曲线从AD1左移至AD2，相应的均衡点也从E2点移动到E3点，均衡价格再次下降到P3，产出则下降到Y3，与潜在产出的缺口进一步扩大，但是，这时经济的自发调整仍没结束，出于同样的原因，供给方又可能会增加供给到AS2，从而使价格进一步下降，此时，若没有额外的措施来制止这种趋势的发展，那么物价和产出将沿着图中箭头所指的轨迹（即沿着E→E1→E2→E3→E4→．．．）方向运行下去，形成通货紧缩，并且愈演愈烈，直到最终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加以释放。第三节 供给方冲击是通货紧缩产生的内在原因
所谓的供给冲击，就是指来自于供给因素的持续或偶然的大幅波动所导致的物价相应波动的过程，包括有利的供给冲击和不利的供给冲击两种。前者主要是指那些对产出和社会福利影响不大，甚至有利的供给冲击，比如因技术进步而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是这种冲击的一个例子；而后者则相反，它不仅会使物价大幅脱离其原始均衡点，而且还会对社会产出和福利均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根据其对物价影响的不同方式，这种供给冲击又可分为以下两种：第一种是短缺型供给冲击，它可能导致物价偶然或持续地上涨，形成通货膨胀，这样的例子如上个世纪７０年代的那两次石油冲击便是。第二种是过剩型供给冲击，它则可能导致物价偶然或持续地下降，形成通货紧缩，如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日本的生产过剩就是如此。由于本文侧重考虑供给冲击对通货紧缩形成的影响，所以这里主要介绍因技术进步引起的有利供给冲击与因生产能力过剩引起的不利供给冲击两种。
一、技术进步型的供给冲击
通货紧缩的产生有时可能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有关。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劳动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导致同类商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呈下降趋势，根据商品的成本加成定价法，其销售价格便会随之而下降。如果这时技术进步具有普遍性，那么将可能出现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形成通货紧缩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往往是温和的，而且还有利于产出的增加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如图2-2所示P AS P E AS′ Pˊ E‘ AD
0 Y Yˊ Y
图2-2这里，我们暂且假定总需求曲线ＡＤ保持不变，那么当技术进步发生时，总供给曲线将由ＡＳ线右移至ＡＳ′线，形成新的均衡点Ｅ＇，与均衡点Ｅ相比，在Ｅ＇点的物价下降到了Ｐ＇，而产出却增加到了Ｙ＇，这时，人们不仅可以用相同的收入购买到更多的同类产品，而且收入本身也增加了，显然整个社会的福利得到了提高。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其原因在于：由技术进步所导致的价格下跌并没有因此而使企业利润下降，因为成本也同向的下降了，而且有可能下降得更快，所以，物价下降并没有削弱人们的购买力，从而导致产出增加，这是总需求曲线不变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放松这个假设，并将其动态化，那么可以得出一个很有用的结论：即技术进步不必然产生通货紧缩压力，它对价格的影响取决于技术本身的成熟度。如图2-3，当技术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时，由于技术本身每时每刻都在改进，所以一般来说，这一时期产品成本下降得较快，表现在图中ＡＳ线下移至ＡＳ１，而商品价格尽管按照成本加成法也可能下降，但却极有可能被当时该种商品供不应求的市场条件所弥补，甚至可能远远超过。这样，一方面成本随技术改进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价格又因供不应求而上涨，导致当时的企业利润率普遍较高，并最终通过投资和消费作用于总需求曲线，引起总需求曲线大幅上移至AD1，导致产出增加，价格反而上升。此后经济将不断重复上述过
AS P AS1 P4 E4 AS2 P2 E E2 P E3 E1 AD2 AD AD1 0 Y Y2 Y4 Y 图2-3程，但区别的是，这时消费者对商品需求因为前期的消费行为开始减缓，导致物价上升缓慢，或者开始慢慢下降。而与此同时，技术也开始逐步进入标准化阶段，再改进的余地越来越小，于是企业的利润率开始下降了，但由于前期高利润率时的大量投资，这时的规模经济开始显现，企业仍能在低成本下进行大量生产，并通过差异化市场策略和价格竞争等措施来扩大销量进而来弥补利润率的下降，从而实现，甚至仍然超过预期的目标利润额，所以，如图2-4所示，AS线大幅移至AS1，但此时，需求方面却只是小幅地增长，AD线只是小幅上移到AD1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消费者的购买力在此前已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释放，随着时间的推移，需求增长的余地也将越来越小。这样，AS1和AD1相交于E1，与原来的均衡
P AS AS1 AS2 P E P1 E1 E2 P2 AD2 AD AD1
0 Y Y1 Y2 Y
图2-4点E相比，在E1点，价格下降了，尽管这时候的产出还在增长，但随着总供求两方面进一步改进的动力逐步地衰竭，在某一时点上，价格的下降幅度最终会超过成本下降的幅度，这时，企业的利润空间将开始缩小，因而导致企业的投资冲动减弱，需求进一步萎缩，于是就开始出现了产出增长率下滑的迹象，技术发展进入了相对过剩的阶段。二、过剩型供给冲击
这种类型的供给冲击实际上是上面过程的一种延续。但其作用机制已完全不同了。由于原有技术这时已相对过剩，该标准化的都已标准化了，产品的成本最小化和产出的规模经济也基本上得到了实现，再改善的余地很小。而这时，产品的价格却承袭了上一阶段的趋势继续下降，企业为了保持在竞争中的优势和实现期初的预期目标，必然采取加大市场营销的力度来扩大销售量，如图2-5所示，AS线右移至AS1，但随之而来的价格和成本的双重打击却使得企业的预期目标一次又一次的落空，实际利润往往低于其预期值。这样一来，由于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企业收益的不确定性也加剧了，这时，社会上失业开始增多，人们预期未来的收入不确定性增大，因而当期消费开始变得谨慎，而投资则由于利润率的持续下降而日趋稀少，整个社会的需求开始加速下滑。如图2-5P AS
P E AS1 AS2 P1 E1 P2 E2 AD AD2 AD1O Y2Y1Y Y
图2-5总需求曲线AD移至AD1，物价继续下跌，产出缺口也开始增大，这时若没有一个及时的技术创新或合理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那么，经济将持续通货紧缩，直至最终以经济危机的形式释放出过剩的生产能力。
因此，从供给层面上来看，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物价下跌，通货紧缩的形成是通过图2-3、图2-4、图2-5依次作用的。通货紧缩的形成，深化及最终危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的主要技术从产生、发展、成熟到过剩的过程。同时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我们实际上也看到了问题的部分答案，即要消除过剩型的供给冲击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我们可以从不断地加快技术创新，适时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中着手，把这种由技术进步引起的通货紧缩限制在第二阶段（即图2-4所指的阶段），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低通货膨胀率、高产出率的良好环境，从而不断地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第四节 僵硬的汇率制度可能从外部输入通货紧缩
与通货膨胀一样，在特定的汇率制度之下，通货紧缩也可能被进口。这主要发生在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之间，价格冲击会很快从一个国家传递到另一个国家，而且经济越开放的国家，传递速度会越快。比如，当一个国家实行的是盯住某一种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时，为了分析方便，我们这里假定该国货币是盯住美元的，那么，如果由于某些原因，相对于其它国家美元升值时，为了维持双方货币的原有比价，货币盯住国货币也会被动地升值。这样一来，货币的升值，一方面使该国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商品价格上升，其出口商品竞争力减弱，出口下降，从而增加了国内供给方的压力，促使国内物价相对水平有所下降。另一方面，又使该国货币购买力相应提高了，对于同类的外国商品，尤其是像石油、农产品和矿产品等的初级产品，进口价格相对地下降了，从而牵引国内物价水平的下降。出于同样的原因，由于货币升值，美国国内的物价水平也会因此而下降，并最终通过固定汇率制度又传递到货币盯住国，导致后者物价成比例地下降，并可能因此而形成通货紧缩。
此外，一些国家对外实行贬值的政策，也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通货紧缩压力。比如1997年8月，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该地区国家货币纷纷贬值30%以上，其出口价格大幅下降，并给国际市场价格地进一步下降增加了压力，从而产生了向其他国家蔓延的通货紧缩压力。这样一来，一些货币价值保持相对稳定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通货紧缩。第三章 通货紧缩的危害性分析 通货紧缩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提起通货紧缩，可能许多人会自然地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那次大萧条和90年代日本的经济不景气，这是因为它们都与经济衰退并存。的确，如果通货紧缩持续得不到有效的控制，那么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但是通货紧缩毕竟不是经济衰退，它也有可能与经济繁荣并存。如我们在上一章技术进步型供给冲击图2-4中所看到的那样，在通货紧缩初期，尽管物价在不断地下降，但经济却仍在不断增长，所以，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之间不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它们之间不仅有严格的区别，而且从通货紧缩到经济衰退存在着一个较大的飞跃（钱小安，2000）。一般说来，当通货紧缩处于初期较温和的阶段，尤其它是由技术进步所引起时，它不仅不会对经济产生不良的影响，反而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提高。但是如果物价持续下跌的趋势得不到有效的遏制而超过了某一限度，并导致经济增长减缓，那么，通货紧缩的危害性将会通过其本身所固有的自我强化机制而释放出来。这时，若再想阻止价格地进一步下跌将会变得非常困难。
如同通货膨胀一样，通货紧缩也是自我强化的。在通货紧缩时期，由于物价下跌不止，消费者往往会采取观望的态度以等待价格的进一步下跌，从而促使资本进一步过剩，企业存货进一步增加，继而导致物价进一步下跌。此时，消费者会认为他们前期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在没有额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他们将进一步持币观望。另外，在这期间，由于货币购买力的不断上升，相对于其它形式的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来说，持有货币资产显得更加有利，于是，人们会不断地调整资产结构，更多地储蓄，更少地支出，尤其是减少对耐用消费品的支出，从而减少了当期需求，使经济的供给方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导致通货紧缩进一步加深，而通货紧缩的加剧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刺激消费者的持币动机和储蓄，减少人们的消费，物价运动因而形成自我加强的螺旋式下降过程。这一过程若不能及时被阻止，那么最终的结果将是经济衰退，这是通货紧缩自我强化机制在消费需求方面的一种作用机制。那么，对于投资需求来说，它又是如何作用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是通过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陷阱来实现的，其基本的思想是费雪的利率方程式：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预期的通货膨胀率①。根据上式，我们可以知道，实际利率与通货膨胀率是成反比的，但是在通货紧缩条件下，通货膨胀率是负的，所以，随着通货膨胀率不断负增长，实际利率将不断上升，尽管这时货币当局可以用降低名义利率的方法来相应地降低实际利率，但是，一般说来，在通货紧缩时期，尤其是严重的时候，一国货币当局往往采取的是低利率政策，当时利率已很低，下调的空间非常小，最低不过实行零利率政策，但价格却可以持续地下跌，所以实际利率可以不断地上升，在名义利率很低的情况下，若物价下跌不止，那么实际利率也将上升不止，这样一来，由于企业部门是一国最大的资金需求部门，实际利率的不断上升，将不可避免地使企业的实际利息成本大幅增加，在价格保持继续下跌的情况下，私人部门的利润边际受到来自收入和成本两方面的挤压，企业当期和预期的收益下滑，再投资动机因而减弱，从而减少了投资需求，使价格进一步回落，通货紧缩加剧。这时，若任其发展，就很有可能会使企业陷入无法偿债而纷纷破产的境地，并继而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信贷收缩，从而使投资需求成倍地减少，经济陷入衰退。第二节 通货紧缩促使经济资源再配置
正如通货膨胀一样，通货紧缩也会加剧分配不公。一般来说，不同收入阶层所受到的影响会有所差异，其支出占收入比例（即一般消费倾向）也不尽相同。经验表明，收入水平高的社会阶层的消费倾向低于收入水平低的社会阶层的消费倾向，因为收入水平低的社会阶层生活需求满足程度低，一旦收入有所增加，所增加的收入可能大部分被用于消费支出，而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其日常消费支出完全可以得到满足，支出的增减多与奢侈品的消费有关。这样，由于通货紧缩的持续发展，货币的边际收益提高，持有更多收入的高收入阶层显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导致收入从低收入阶层向高收入阶层的转移，产生分配不公。又由于被分配到更多收入或资产的高收入阶层不愿消费，而愿意消费的低收入阶层分配到的收入或资产又相对减少，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消费倾向的降低，因此，通货紧缩会进一步加剧，并反过来使高低收入阶层的分配更加不均，形成恶性循环。
除了上述影响外，通货紧缩也会影响到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正常关系。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债务人获得货币使用权而支付利息，债权人则让渡货币使用权而收获利息，两者在经济关系上是对等的，但一旦发生了通货紧缩，这种关系就被破坏了。这时候，对于债务人来说，一方面他们需要偿付更多的实际利息，另一方面，他们的再融资成本也会因为实际利率的不断上升而上升，从而使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相反，债权人却轻松得多，他们不仅可以收回原有数量的名义本金额和利息，而且实际上他们也同时获得了通货紧缩收益①，显然，在通货紧缩时期，债权人往往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个零和博弈，当期财富总量并没有因此而变化，只不过是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进行了再分配，但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它却是个负和博弈，因为在通货紧缩时期，尤其是在经济衰退发生时，作为债务方，如企业和消费信贷的使用者等，他们实际上也代表了现实的需求方，是当时经济中最积极和最有活力的因素。如果通货紧缩得不到有效治理而愈演愈烈，那么势必会使债务方的原有债务成本越积越大，再融资发生困难，最终陷入无法偿债的境地而纷纷破产，经济中仅有的一点积极因素也被扼杀了，这时候，债权人恐怕不可能再轻松了。因为事实上，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已因为一方的消失而被迫终止了，此时，债权人将不得不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后果。 最后，通货紧缩还会影响到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使前者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这主要是通过税收和债务来进行的。当通货紧缩发生时，尤其在较为严重的时候，一国政府部门往往会采取扩张性政策来扭转物价不断下跌的趋势。这时，增支减收是最经常被使用的措施。其目的主要是通过成本和收益两条途径来引导和激发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但对于政府来说却全不如此，尤其是在私人部门形成通货紧缩预期以后，更需要大量的支出来扭转这种趋势，但支出是需要有收入来保障的。政府部门的收入，一般来说，包括两部分：一是税收，二是国债收入。前者是它的纯收入，后者同时也构成了它对私人部门的债务，需要还本付息。在通货紧缩发生的时候，税收收入一般是减少的，其原因：一是由于减税政策而降低了税率；二是由于物价下跌而降低了税基。其中第二种情况实际上是一种通货紧缩税，与通货膨胀时政府向私人部门征税相反，这里则相当于私人部门向政府部门征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政府向私人部门退税。显然，这种税收来自于经济中自发性的一面，对政府部门不利。另外，至于政府部门的国债收入，从理论上讲，如果政府有足够的偿债能力，那么，它可以更多的发债，但是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发债过多可能会使实际负债更大幅度地攀升，从而可能出现偿债危机。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日本政府，为了对付严重的经济衰退，曾一度采取过激烈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结果虽然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政府赤字却急剧增加，几乎达到了资不抵债的程度，最终不得不增加税收来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但却使经济再次陷入了衰退。因此，在通货紧缩时期，一般来讲，政府赤字是不断增加的，从而使其在经济调节中陷于更加被动的境地，而私人部门，因为他本身就是政府经济调节的直接对象，所以他的境况应该是越来越好。第三节 通货紧缩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通货紧缩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一定的影响。不同的产业结构所做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从产业的发展周期来看，一般处于研究发展阶段的产业，其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小，价格的下降不会带来需求的较大增长，从而使新产业受到来自通货紧缩的严重打击，其产品也可能因此而失败。而一旦产业进入发展成长期，这时，产品开始为市场所认可，需求的价格弹性开始增大，价格的下降就有可能产生较大的市场需求，所以，处于成长阶段的产业部门可以通过产销量的不断增大来弥补价格下跌所受到的损失，因而受通货紧缩的不利影响较小。之后，产业的发展进入成熟期，这时，该产业的发展已趋于饱和，企业为了增加销量，往往更多的求助于差异化的品牌战略，而不是单纯的价格竞争，所以，成熟期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又开始变小，这时，价格的下降并不能给该时期的产业带来大量的需求，反而会挤压本来就很小的利润空间，从而加快了成熟期产业的衰退化过程①。
如果我们把产业结构按要素密集度，简单地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话，那么，通货紧缩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还会通过要素成本来进行。当通货紧缩发生时，一般来说，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较为困难，因为这时，实际利率会随着价格地不断下跌而上升，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本身就具有投入大、产出周期长等的鲜明特征，因此，不管是原有未偿债务，还是计划的负债，都会使该产业的实际负担加重，债务破产风险增大，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受到抑制，从而削弱了企业产品和价格的竞争力。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情况却相反，由于通货紧缩时期失业率往往较高，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其单位资本吸纳劳动力多的特点刚好能吸收大量相对廉价的失业者，从而降低了成本。另外，由于这时期消费者普遍表现出来的持币待购欲望主要集中在价格需求弹性大且资本、技术含量高的耐用消费品上，而对于一些需求弹性小的消费品来说，其所受影响较小，甚至可能会因为耐用消费品消费的相对减少而增加对这部分消费品的消费而扩大了需求。因此，在通货紧缩时期，往往会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繁荣，而资本密集型产业萧条的迹象，从而不利于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的转变。第四节 通货紧缩可能会使金融体系缺乏效率，功能弱化
通货紧缩，作为一种货币现象，对一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可能会构成严重的挑战。它可能会通过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收缩整个社会的信用，也可能会通过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增强微观主体的紧缩预期，另外，还可能破坏金融体系内部的稳定性和联系性，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效，它的破坏性和影响力较之通货膨胀，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通货紧缩对银行体系的影响
通货紧缩与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以产业部门的借贷行为开始的。在通货紧缩时期，如前文所述，由于存在债务—通货紧缩陷阱，货币变得更加昂贵，债务因货币成本的上升而成比例地增加，结果使得债务方的负担不断加重，企业收益下降，经营出现困难，到期偿债的不确定性增加，银行因而开始谨慎贷款，这时，对大多数急需资金周转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说，借贷因需要付出更高的风险报酬而变得更加困难，这样，一旦缺乏资金，企业继续发展和偿债的可能性将变得更小，直至最后纷纷破产，形成银行现实的不良资产，出于风险考虑，银行将会进一步收缩信贷。另一方面，由于货币的边际收益率不断提高，使得储蓄变得更为有利，因而，银行的储蓄会不断增加，但由于此时资产的运用渠道窄，而且风险很大，收益率低下，所以银行体系的存差不断扩大，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的收益率下降，经营举步维艰。而一旦银行体系出现经营问题，信用评级下降，那么挤兑现象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这时，若没有政府的及时干预，那么整个社会的信用就会成倍的收缩，从而有可能导致整个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二、通货紧缩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通货紧缩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往往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它可能会导致资产价格大起大落，巨幅波动，从而使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和风险定价功能失效。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论述的，通货紧缩，一般来说，首先是从实体经济中开始的，那时，由于价格不断下跌，实体经济收益率开始下降，风险开始上升，出于资本本性的要求，产业资本会不断地流出实体经济，进入资本市场，导致资产价格不断攀升，并进一步拉大与实体经济的收益差，从而吸引更多地产业资本流入该市场，形成泡沫。这时，资本市场将不再是个理性的投融资场所，其本身所固有的资源配置和风险定价的基本功能也被严重扭曲，整个市场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一旦某个时候泡沫破灭，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就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它不仅会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而且也会对金融体系构成直接的冲击，导致社会信用收缩，企业直接融资难度加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主体的通货紧缩预期。
第四章 通货紧缩的治理政策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通货紧缩存在着自我强化的机制，其危害性与通货膨胀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一旦通货紧缩形成，就要及时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加以治理。但是，像许多其他基本的经济问题一样，通货紧缩也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它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形成原因，而且影响程度不一，这就为一国政府当局的治理增加了难度。此外，从某种角度来说，通货紧缩作为一种货币现象，它可能远比通货膨胀更难对付，其原因可能是在通货紧缩时期，许多在正常情况下有效的政策措施在这时归于低效，甚至无效。因此，对于一国政府当局来说，为了能更好地治理通货紧缩这种经济现象，势必要面临严峻的考验。第一节 通货紧缩下的政策效应分析
考虑下面一个模型：
D=C（Y）+I（Y，r-g）+G 0<C′<1 I1>0 I2<0 g为通货膨胀率 （4-1）Y=min(D,S) （4-2） M/P=L(Y,r) L1>0 L2<0 （4-3）P=H(Y) H′>0 （4-4）其中X′表示一阶导数，X1，X2分别表示X对第1个变量和第2个变量的一阶导数，公式(4-1)是一个恒等式，它表明国内总需求是由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三个部分构成，其中C(Y)表示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边际消费倾向在0和1之间，I(Y，r-g)表示投资取决于收入和实际利率，它与前者正相关(I1>0)，而与后者负相关（I2<0）。公式(4-2)表明总产出服从短边原则,即当总需求D大于总供给S时，Y=S，反之则Y=D。公式(4-3)给出了货币市场的出清条件，等式的左边是实际货币供给，它由货币当局外生控制，等式右边则是实际货币需求，它与收入正相关(L1>0)，与利率负相关(L2<0)。而公式(4-4)是总供给的一般形式，它反映了通货膨胀率与总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显然这里的价格是一个内生变量，它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 这样，公式（4-1）、（4-2）、（4-3）和（4-4）的组合就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为了从这个模型中推导出与本文相关的结论，我们在这里再假定经济的初始条件是发生了通货紧缩，经济中需求方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那么D将小于S，这样，公式（4-2）可以变为Y=D，并代入公式（4-1）得： Y=C（Y）+I（Y，r-g）+G （4-5）接着对公式（4-3）、（4-4）、（4-5）分别求全微分，得下列式子： =L1dY+L2 Dr （4-6）dP=H dY （4-7）dY=C dY+I1 dY +I2 dR+ dG （4-8）通过对上述3式的简单整理并求解，我们可以得到下面4个基本的式子：dY/dG= （4-9）dY/dM= （4-10）dP/dG= （4-11）dP/dM= （4-12）通过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4-9）式至（4-12）式中，其中第（4-9）式和第（4-11）式反映了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而第（4-10）式和第（4-12）式则反映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在这里，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引出通货紧缩条件下财政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问题。在这之前，我们先来依次分析dY/dG、dY/dM、dP/dG和dP/dM的正负问题. 这里，我们事先很容易确定上述4个等式右边分子部分的符号，所以，要判断整个式子的正负，首先要决定分母的符号，即判断（1-Cˊ-I1）L2+I2L1+（M/P2）HˊI2 的正负。根据前面的假设，我们容易得出I2L1+（M/P2）HˊI2<0，而对于（1-Cˊ-I1）L2项，一般说来，也是假设它为负数，因为在正常的非通货膨胀情况下，消费和投资部分往往不会超过收入部分，更何况在通货紧缩条件下，消费和投资本身是趋于减少的，所以（1-Cˊ-I1）L2 <0 。这样，我们得到（1-Cˊ-I1）L2+I2L1+（M/P2）HˊI2 <0。因此，通过各式分子分母的对比，我们可以得出下列4个不等式：即dY/dG>0、dY/dM>0、dP/dG>0和dP/dM>0，这表明，增加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增加产出、提高价格是有作用的，但是两者的政策效应不同，其大小主要取决于L2和I2的大小和通货紧缩的严重程度。在通货紧缩的初期，由于物价下跌比较缓慢，货币购买力提高的幅度不是很大，这时，在利率方面，尽管实际利率可以随着价格的下跌而上升，但是名义利率仍处于相对高位，下降的空间比较大，这样，两方面的作用结果，使得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L2缓慢上升，而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则是缓慢地下降，因此，如果这时L2>I2/P，那么财政政策将更有效，如果L2<I2/P，那么货币政策更有效。但是，随着通货紧缩地进一步发展，物价下跌的幅度会不断加深，这时名义利率可能因为前期实施了扩张性货币政策而处于低位，再下调的空间已不大，这样就导致实际利率大幅提高，引起L2加速上升，而I2则加速下降。这时，财政政策的效应将随着L2上升而不断提高，货币政策效应则随着I2的下降而不断减弱，如果期初货币政策更有效，那么这时，它的效应可能已远远地被财政政策效应所超过。最后，如果通货紧缩长期得不到有效地治理而使经济陷入全面衰退，出现流动性陷阱，那么这时，L2将趋于无穷大，而I2则因为极高的实际利率而趋于0。这时，财政政策的效应将更大，而货币政策则变得无效了。因此，从总体上来讲，在通货紧缩期间，一般财政政策的效果较好，而货币政策的效果则不理想，甚至归于无效，所以，治理通货紧缩时，在政策选择上，应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主，以适当扩张的货币政策为辅。第二节 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治理
一般地说，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政策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货币政策，另一种则是财政政策。在通货紧缩条件下，尤其是在通货紧缩本身正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时，政府往往会更经常地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因为此时它比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更有效。我们知道，一国的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政府需求三部分，其中，前两部分构成了一国私人部门的有效需求，它们在总需求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而政府需求尽管在一国的总需求中往往所占的比例很小，但是它有较强的经济调节功能。当私人部门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物价持续下跌，引起通货紧缩时，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扩大本部门需求的形式来弥补，甚至超过私人部门需求的下降，使总需求保持不变或者增加，从而减缓或扭转物价持续下跌的趋势。但这并不代表了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本意，他的最终目的应该是通过有选择的扩大支出来诱导私人部门增加投资和消费，从而扩大总需求，促进物价合理化，而不是简单的用政府需求增量来填补私人部门有效需求的缺口，这就是所谓的财政汲水政策。在这里，政府需求扩大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为私人部门有效需求的增加提供一个最初的牵引力。而事实上，不管通货紧缩是直接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还是由供给冲击、汇率制度等其他因素引起，最终都会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对于治理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通货紧缩问题有着直接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能力过剩型通货紧缩对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
但是，由于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种多样。它既可能是由收入水平下降，成本上升引起的，也可能由货币供给减少，分配不公所导致的，还可能因为供给结构不合理，预期等因素而产生的。所以，在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决策时，应该事先弄清楚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具体原因，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一、扩大公共支出
在通货紧缩时期，它作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项主要政策措施，能够比较有效地治理来自于收入水平下降所引起的需求不足。当一国私人部门因预期收入水平下降而导致投资和消费需求减少时，若政府部门能适时地扩大财政支出来弥补私人部门需求的下降，那么在总供给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物价和产出也会保持不变，而如果此时政策的力度更大一些，那么总需求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出现上升，从而使总需求曲线上移，导致物价和收入水平均出现上升。物价的上升不但会使企业部门的利润空间向上拓展，刺激他们的投资动机，而且也会使消费者减弱持币待购的欲望，增加当期消费，而收入水平的提高则直接有利于当期需求，从而引起整个私人部门需求的增加。私人部门需求的增加又会反过来促使物价进一步上涨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样，整个私人部门又会进行新一轮的投资和消费，如此循环下去，形成新的需求将数倍于期初政府部门的额外需求增量，这就是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它的效应大小主要取决于微观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当微观主体的消费倾向增大时，乘数相应变大，反之则相反。这样，由最初政府部门的一个需求增量，通过乘数效应，总需求被成倍的放大。在这一过程中，因为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不断被激发，引起边际消费倾向也不断变大，导致乘数越来越大，从而使总需求以更快地速度增加，物价持续下跌的趋势得以遏制，并可能因此而被扭转。但是，这一机制要发挥作用，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政府支出不会对私人部门的投资构成挤出效应，或者该效应很小，否则，扩大公共支出的政策效应将大打折扣。另外一个条件是政府支出确实能有效地诱导私人部门增加投资和消费，否则，该政策将无效。而事实上，从实际情况来看，在通货紧缩时期，一般社会资源存在大量闲置，因此，这时，政府通过税收和负债的形式来为扩大支出筹资，不会对私人部门有大的挤出效应，反而可能使收入的使用更有效率。至于第二个条件，相对于第一个条件则显得更难满足，但是笔者认为，在通货紧缩条件下，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迟迟得不到启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受制于投资和消费的预期收益率持续处于太低的水平，从而导致预期钝化。因此，要更有效地刺激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考虑：第一，从财政支出的规模来看，在通货紧缩治理的初期，政策的扩张力度一定要大，以使物价持续下跌的趋势尽快得到扭转，从而改变私人部门的不良预期，提高其收益率，促使其更多的投资和消费；第二，从支出结构上着手，财政支出一定要注重结构性，通过加大对诸如房地产、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等联动效应大的产业的投资力度来带动其它部门的投资和消费。其中，第一种措施期初的政府支出和经济波动较大，但持续时间较短，而第二种措施则相反，它的期初支出较第一种措施要小，且各期分布较均匀，一般不会引起经济的大幅波动，但持续时间较长，因此，如果一国政府部门收入有保障，那么可以考虑采取第一种措施，而如果该政府期初赤字较大，那么可以考虑采取第二种措施。当然，出于减少经济波动的考虑，政府也可以同时采取两种措施，以尽可能在短的时间内真正起到财政汲水的目的。二、减税
税收是财政政策的又一项主要政策措施。如果政府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相应地增加税收，那么，财政支出的扩张效应就会被增加税收的收缩效应所抵消。因此，在扩张政府支出的同时需要考虑减税，以避免出现政府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从而真正发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减税可以直接影响私人部门的经济行为。它主要是通过降低私人部门的成本支出，向下拓展企业的利润边际，提高收益，增强其投资动机来诱使企业增加投资的。而新增的投资又会通过乘数创造出数倍的新增收入，并进一步带动新的投资和消费支出，如此循环下去，形成更大倍数的收入增量，这样，随着私人部门投资和消费支出的不断扩张，物价也会随之而上涨，因此，从政策的最终目的来看，减税和财政支出政策两者是一致的，都是通过相应的机制来拓宽私人部门的利润空间，从而诱导其更多的投资和消费。所不同的仅仅是两者的作用方向不同，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扩张收入来向上拓展企业的利润空间，而减税则侧重降低成本来向下拓展利润空间。这样，如果我们将两种政策协调配合起来，那么势必会降低政府刺激需求的难度，从而进一步提高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扩张效果。但是，与财政支出一样，减税政策的效应大小也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比如，一般说来，减税会减少政府的当期税收收入，尽管税收最终会因为税基的扩大而增加，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时滞，因而导致进一步减税的余地会大大降低，而且也可能会影响到同期财政支出的扩张效果，所以，用单独的减税政策来刺激经济这种情况很少见，尤其是在通货紧缩比较严重，税基扩大缓慢，甚至进一步缩小的时候，减税的效果更将大大降低。因此，要使减税政策更有效率，就必须加强与财政支出、国债等其他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的协调配合，从而为其自身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三、增发国债
国债政策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增加收入方面，还是在扩大支出方面，利用国债这一政策金融工具，都具有其他政策代替不了的作用。前文也曾指出，由于增税具有收缩效应，因此，在通货紧缩时期，为实施扩张政策筹集财政收入而增税，其本身就与扩张政策的目的相悖。而减税，尽管最终可以扩大税基，从而增加收入，但它的效应发挥有一个过程，在其效应尚未显现出来之前，政府会因为减税而减少当期收入，从而使扩张性财政政策成了无源之水。这样一来，发行国债就自然地成了筹集扩张性财政政策资源的一种有效方法。通过扩大国债发行，既可以弥补减税带来的收入减少，又可以直接为政府支出融资，待经济启动后，再用增加的收入来偿还期初增发国债的本息。不仅如此，而且在通货紧缩时期，由于私人部门投资渠道变窄，风险增大，国债在当时往往成为货币的优良替代品而颇受广大投资者的欢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了当时扩张性财政政策债务融资的需求问题。另外，国债不仅是财政的一种有力的政策工具，而且也是连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媒介和桥梁。这主要表现在货币的财政供给渠道方面。如前所述，在通货紧缩条件下，由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私人部门的货币供应渠道受阻，若没有货币的其它供应渠道，那么势必会使货币供给相对减少，从而促使经济进一步紧缩，物价进一步下跌。而这时，货币供给的财政渠道却较为流畅，它刚好弥补了这一缺口。该渠道是以财政部发行的国债为媒介，将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有机的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加强两者的协调配合，使财政部发行国债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呈现多样性，从而不仅可以降低财政债务融资的难度，而且也可以为货币当局的公开市场业务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提高政策本身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借助于财政支出的结构性特点，通过改变国债的发行结构，体现货币政策的结构性，从而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货币的区域、产业等结构性差异，相对缓解货币供给量不合理对经济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而且其本身也可以通过财政支出间接参与经济结构地调整 ，使整个经济的供需结构趋于合理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私人部门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四、转移支付政策
所谓转移支付，是指一国经济主体间资金的无偿转移，它是一种非购买性的转移，与财政支出、税收和国债共同构成了财政政策的四个主要方面。其中，转移支付和政府的一般性支出（包括购买支出和直接投资支出）又共同构成了政府的总支出，但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政府一般性支出是一种交易性质的支出，即政府在发生货币支付的同时，也收获了用于公用事业、国防等方面的商品和劳务，它直接形成需求，体现了其量的一面；而转移支付则不同，从表面上看，它是财富从政府向私人部门的转移，但从本质上看，则是财富从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转移，即利用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高的特点，通过对两者之间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再配置，达到提升整个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的目的（理论的分析见附录3），但它不直接形成需求，而是体现了其质的一面。因此，在某一时期，要提高一国的有效需求，可以从两方面着手：第一，在需求量的方面，主要采取的是扩张政府的一般性支出；第二，在需求质的方面，主要采取的是增加政府向私人部门的转移支付。如果私人部门的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收入分配的不公直接造成的，那么在使用第一种政策不能有效地扩大需求的情况下，一国政府部门更应及时考虑第二种政策，甚至转向以第二种政策为主。这样，通过两种支出政策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可以不断扩大私人部门的总需求量，另一方面又可以不断改善需求质量，从而更为有效地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继而扭转物价持续下跌的趋势。此外，转移支付政策也具有稳定私人部门预期的作用，尤其是在通货紧缩严重，经济开始衰退的时候，企业利润边际不断缩小，预期收益下降，不确定性增加，这时，对于企业来说，或者出于生存考虑而纷纷裁员来降低成本开支，或者资不抵债而纷纷宣告破产，导致社会失业增加，微观主体当期和预期的收入减少，因而缩减即期开支，引起整个社会需求的不足。此时，若政府适时的推出积极的转移支付政策，它不仅可以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微观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保障，减弱预期不确定性因素对有效需求形成的不利影响，而且也可以为其它政策的顺利推出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而有利于经济平稳的发展。第三节 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治理
根据前面的模型分析，我们知道，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政策一般是低效率的。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货币当局在控制利率方面的局限性。我们在前文也曾提到过，在通货紧缩时期，一国货币当局往往采取的是降低利率的政策，但是他能控制的仅仅是名义利率，而私人部门的投资者更为关心的却是直接反映资金筹措和使用成本的实际利率，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即为通货膨胀率。这样，当一国货币当局面临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时，它至多只能将利率下调到零，因为从理论上讲，储蓄作为当前消费的推迟，其代价不可能为负，这样，零就成了利率水平的政策底线，而实际利率却可能因为价格的不断下跌而处于很高的水平。所以，这时，尽管名义利率已很低，但是实际利率仍在不断上升，导致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大为降低，从而使货币供给的进一步增加无法真正起到刺激投资和消费的作用。
其次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阻滞，使得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力无法通过金融中介有效地传递到微观决策层，从而导致其效应大打折扣，其原因可能与债务—通货紧缩陷阱有关。由于物价的持续下跌，许多企业面临来自成本和收入的双重打击，经营效益出现下滑，甚至出现破产，导致企业偿债的不确定性增大，并继而引起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这时，出于风险的考虑，作为资金供给方的银行对这些企业的贷款开始表现出谨慎的趋势，从而形成惜贷，而银行惜贷一旦形成，并得到加强，势必会破坏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通畅性，造成阻滞。这时，货币供给的任何增加，都有可能被银行体系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窖藏于中央银行，导致乘数效应下降，流入实质经济中的货币减少，通货紧缩进一步加剧。一、实行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政策通常是低效的，甚至无效的。所以，为了对付通货紧缩，扭转物价持续下跌的趋势，一国货币当局完全没有必要实行过度膨胀的货币政策。因为这种政策不仅起不到有效地增加产出、提高物价的作用，而且还有可能因为当期货币供给过多而为后续经济的发展埋下通货膨胀的种子。但是，另一方面，尽管货币政策低效，为了控制不断扩大的金融风险，货币当局也不应该实施收缩货币的政策，因为在通货紧缩条件下，紧缩性货币政策只会进一步加剧通货紧缩，并可能成为经济衰退的助推器，这样，货币当局控制金融风险的目的不仅不能实现，反而促使银行不良资产更快地增加，金融风险更快地放大，所以，控制风险，应另辟它径，而不是以经济衰退为代价，强制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因此，实施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是一国货币当局在通货紧缩时期的合理选择，这里所谓的适度扩张是指货币供给量增长速度适当地大于经济增长速度与货币流通变动速度之和，这可以从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中得到。这样，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既可以满足经济增长对货币的需求，又可以防范货币过多滞留私人部门导致后期通货膨胀的风险，从而为价格下降趋势的扭转，以至上升创造有利的货币环境。二、在总量保持适度扩张的同时，适时转向货币的微观结构政策
既然在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总量政策的作用有限，那么一国货币当局可以适度地考虑转向微观结构政策，以此来寻求更有效的货币政策。我们知道，货币政策要发挥作用，除了一国货币当局的正确决策外，还取决于像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否畅通这样的客观条件。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畅与否主要取决于银行部门的决策行为。当通货紧缩加剧时，由于存在通货紧缩—债务陷阱，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大幅增加，金融风险增大，出于收益和风险对称的考虑，银行发放贷款会越来越慎重，形成惜贷，从而阻碍了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这时，货币当局可以适时地采取某些经济政策，比如放松或取消对银行体系的某些限制，降低再贴现、再贷款的标准，取消银行部门开展消费信贷的某些限制，扩大业务的进入领域等措施来降低银行成本，提高利润预期，鼓励其业务创新，扩大信贷范围，从而增加信贷规模。另一方面，在区域上，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差异，一般来说，在通货紧缩时期，经济发达地区的货币往往会大量过剩，而经济落后地区则可能相对稀缺，从而不利于落后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货币政策在区域上应表现出差异性，相对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货币供应，而相对减少对发达地区的货币供应。三、加强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拓宽货币供应的财政渠道
一般来讲，关于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供应渠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财政支出为媒介的间接渠道，另一种是以银行信贷为主的直接渠道。如图4-1所示，在正常情况下，中央银行的如图4-1所示，在正常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主要是通过右边的直接渠道来进行
货币供给的间接渠道 货币供给的直接渠道
基础货币 国债 国债 贷款 资金 储蓄 财政支出 税收 图4-1的，但是在通货紧缩时期，由于商业银行的惜贷，导致该渠道发生了梗阻。而此时，左边货币供给的财政渠道却是畅通的，一方面是因为财政在当时是实行扩张性的政策，支出大，收入少，导致赤字不断增加，需要大量发债来融资；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惜贷，导致了巨额的存差，从而引起银行利润率的下降，而在通货紧缩时期，由于国债具有风险低，比较收益高的特点，因此，投资国债成了其仅有的几种较好的资金运用渠道，并且，随着利率的不断下跌，国债的投资者会向国债的生产者增加订单，扩大该项支出。这样，中央银行就可以合理的收益率，通过与商业银行的国债现券和回购交易等形式，使基础货币以国债为媒介，通过商业银行，财政支出的途径顺利流入实体经济，从而达到扩张货币的目的，这就是货币供给的财政渠道，在通货紧缩时期，它不仅能为基础货币的扩张提供有效的渠道，而且也会因为财政支出的结构性而使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结构特点，比如货币政策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结构特点等，从而使货币政策真正起到调整经济结构的作用，而这一作用在货币供给的直接渠道中并不明显。因此，在通货紧缩时期，一国货币当局应不断加强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以使货币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第四节 加强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创新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无疑是一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核心部分，对其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当金融体系不健全，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时候，或者当金融体系赖以发生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时，它的负面影响就会释放出来，尤其在通货紧缩的时候，这种负作用不仅会使已有的通货紧缩加剧发展，促使经济陷入困境，而且也会严重地破坏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微观主体悲观预期加固，从而使整个经济陷于瘫痪状态，这时，恐怕再扩张的经济政策也会被极度收缩的经济所吸收而更显无效。因此，不断健全金融体制，加强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创新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一、加强银行体系的改革与创新
在通货紧缩时期，由于存在债务—通货紧缩陷阱，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出于收益和风险的考虑，银行会趋于惜贷、慎贷。这样，不但会使货币政策正常的传导机制受阻，整个经济信贷成倍的收缩，从而使经济陷于进一步恶化的境地，而且银行体系本身也会因为大量的不良资产而表现出消极的一面，并在实际经营操作中处处被动，使银行体系的金融中介功能大大受限制，并有可能使整个经济出现脱媒的现象，从而大大降低了社会效率。因此，健全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银行体系的改革和创新，降低银行不良资产，促使其稳健经营。其基本的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通过财政直接注资或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来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增强银行吸收和消化损失的能力。第二，可以通过债转股、债权拍卖等形式来剥离银行原有的不良资产，使银行资产不断优化，以提高其竞争力。第三，货币当局积极配合，适时地向银行体系注入足够的流动性，促使金融机构增加有效贷款来提高新增资产质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银行体系使用自有资本金比率来约束贷款发放这一被动性限制。最后，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来引导储蓄者的预期行为，维持公众对银行体系的基本信心，从而有效降低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增强其更多贷款的动力。二、放弃僵硬的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通货紧缩可能是由僵硬的固定汇率制度所导致的。当一国或一地区实行的是盯住某一种货币的汇率制度时，一旦货币盯住国的货币升值，便会引起本国货币对其它国家货币的相应升值，产生输入型的通货紧缩。不仅如此，这种汇率制度还会严重地干扰一国货币当局的政策实施，使其在实际操作中处于被动适应的境地，导致国内货币政策低效，对外经济竞争力下降，从而不利于本国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的陷阱。既然如此，就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改革，放弃这种僵硬的汇率制度，实行可灵活调整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在这种汇率制度下，不仅本国货币政策可以变被动为主动，货币当局可根据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及时调整汇率水平，来恢复和提高本国经济的对外竞争力，而且其本身就破坏了输入型通货紧缩产生的环境条件，从而防止了该种通货紧缩的再次发生。此外，在特定的条件下，这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具有某种同政府支出相类似的作用。例如，一国货币当局为了对付国内业已形成的通货紧缩而采取的货币对外贬值政策就是与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在效应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处。两者都是利用一个需求增量来诱导国内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行为。所不同的仅仅是后者主要是凭借一个政府支出的增量来直接构成国内需求，而前者则主要是通过本币的贬值来提升本国商品和劳务的对外竞争力，从而化外部需求为国内需求，它借助的是一种国外需求，这可以看作是汲水政策的另一种变形，它和政府支出所发挥的作用一样，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国内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带动国内商业活动的恢复，提高就业率，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物价回归合理水平。当然，和政府支出发挥作用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一样，货币贬值也需要一定的条件。第一是经济中发生了通货紧缩，即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贬值才有可能更好的发挥其诱导国内私人部门需求，促进物价回升和经济摆脱通货紧缩陷阱的正面效应。否则，在通货膨胀条件下，货币贬值则可能表现出其负面的效应，即不断加剧一国的供求矛盾，刺激当期物价大幅上升，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第二是本国货币应向正处于经济过度膨胀的国家货币贬值。这样，一方面，本币贬值可以刺激国内需求，缓解通货紧缩压力，另一方面又可以减弱经济膨胀国的过度需求，从而缓解其通货膨胀的压力，显然，这是个正和博弈，作用的结果对双方都有利。但是如果对方也处于通货紧缩时期，那么，这时采取本币贬值不仅不能从对方获得需求，反而只会导致双方货币的进一步贬值，显然，结果只能是负和博弈，双方的处境将更加困难。因此，在通货紧缩条件下，一国货币当局为了对付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而采取货币对外贬值政策时，应该事先考虑实施这一政策的国际经济背景。若此时其他国家，尤其是本国的重要贸易国的经济存在过度膨胀时，那么采取对其货币贬值的政策是有利的，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国家，通货紧缩的发生是全球性的，那么就不应该实施这种政策，而应另觅它径。
第五章 中国通货紧缩问题分析
第一节 我国通货紧缩的背景
自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运行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现象。这主要表现在：
一、物价指数持续下降。如表5-1所示，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1998年3月进入负增长区间，开始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下跌。期间，价格下跌持续时间长达25个月，而实际上，我国的物价指数（或通货膨胀率）自从1994年以来，就已呈不断下滑的态势，但按本文前面的测度方法，当一国的通货膨胀率低于1%时可以被看作是出现了通货紧缩迹象，那么事实上，我国的通货紧缩始于1997年下半年。 2000年5月，居民消费价格结束了下降趋势，进入上涨区间，这轮上涨共持续了16个月。但价格上涨程度明显比以往通货膨胀时期要弱得多，月涨幅均在2%以下。2001年11月，居民消费价格再次滑入下降通道，至2002年12月底已经持续了14个月。通过对前后两次价格下降过程及程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轮物价指数的下跌具有一定程度的延续性，换句话说，两轮价格下降实际上是一次持续了4年多的价格下降过程。期间，虽然也出现了16个月的价格上涨期，但价表5-1 我国近年来物价与经济增长指标 年 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24.1 117.1 108.3 102.8 99.2 98.6 100.4 100.7 99.2 商品零售物价指数 121.7 114.8 106.1 100.8 97.4 97.0 98.5 99.2 98.7 通货膨胀率 21.7 14.8 6.1 0.8 -2.6 -3 -1.5 -0.8 -1.3 经济增长率 12.6 9.0 9.8 8.5 7.8 7.1 8.0 7.7 8.0 * 其中价格指数以上年为100，通货膨胀率按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计算。经济增长率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GDP增长率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各期及国家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处理。格上涨过程更多地体现了政府能够控制的公共服务产品及其他被管制的服务产品价格的主动上调。另外，从不含服务价格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变动看，自1997年10月开始下降后，除在2001年4月和5月因食品价格反弹及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滞后影响而微弱回升（上升0.1%）外，到2002年底为止，始终处于下跌中，下跌的月份已达60个月。这些趋势表明，我国的宏观经济仍没有有效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二、经济中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供大于求的格局在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中得以确立。从供给方面看，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基本上结束了供给短缺时代，进入了买方市场。长期的重复建设、过度投资造成了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同期，我国许多重要产品的生产能力都徘徊在50%上下，有的甚至低于40%。此外，由于企业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一些企业缺乏有效的产业退出机制，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难以伴随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及时压缩，结构调整的进展不能灵活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再从需求方面看，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始终未形成内在的、稳定的增长趋势。近几年总需求的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政府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带动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增长，而民间投资，由于受市场准入限制、融资渠道狭窄、法制环境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增长依然乏力。1998-2001年，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年均仅增长10.1%，远远低于1990-1997年年均增长20.8%的水平。人们持币观望气氛浓厚，即期消费和投资增长缓慢，市场需求不旺。需求的不足使得供给过剩变得更加严重，进一步加剧了价格的下跌。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梗阻强化了实体经济中本已存在的供求矛盾，使价格下跌压力进一步加大。1998年以来，我国一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就中央银行的初衷来说，希望发挥信贷资金对经济的支持作用，事实上，信贷资金也确实对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近几年，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随着经营模式由信贷规模管理向资产负债管理的转变，商业银行在大量不良资产和行政管理的压力下，规避金融风险的动机日趋加强，贷款的动力减弱，直接导致货币传导机制不畅，使得真正进入生产过程的资金增长速度并没有预期的高。 另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关注未来收入的不确定因素甚于当期多次利率下调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导致当期银行储蓄存款逐年超常增长，银行存贷差不断扩大。例如，在1998－2001年四年间，我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比1997年底增长了74%，远远高于此期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价格上涨率之和，但存贷差却逐年扩大，占存款的比重日趋上升。1994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结构还是贷差338亿元，1995年转为存差，到了2001年，存差占存款余额的比重却高达21.8%，促使货币流通速度逐年下降。而与此同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小企业，其资金需求却仍得不到满足。这种资金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严重脱节，延缓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换代，加剧了实体经济中本已存在的供求矛盾。总之，从物价、供求和货币三方面的现状表明，我国经济运行确实已经进入了通货紧缩的轨道。面对这种全新的宏观经济形势，中国经济界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和分析了通货紧缩这种对我国来说还是陌生的经济现象。同时，宏观经济决策部门也于1998年开始调整了原先用来治理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采取了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试图以此来扭转物价持续走低的态势，但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样成功。物价在作了一年多的小幅反弹后又开始下降，内需仍萎靡不振，经济景气迟迟不能有效回升。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第二节 我国通货紧缩的成因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通货紧缩作为一种复杂的宏观经济现象，其成因是多种多样的。它既可能是由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直接引起的，也可能是由市场供求矛盾所导致的，又有可能是由不合理的汇率制度所促成的。成因的多样性，增加了通货紧缩问题的复杂性。一般地说，一国的通货紧缩往往不仅仅由单一因素所导致，更经常的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比如我国的通货紧缩问题，笔者就认为，它是由期初不合理的经济政策，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方因素三种成因所引起的，但主要由后两者决定，前者只是起到了加重程度的作用。下面本文将分别对之加以分析。
一、偏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是我国通货紧缩产生的助推器经济政策选择与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改革开放到1997年之间的十几年中，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如表5-2所示：在这十几年时间里，表5-2 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经济运行状况 经济政策取向 1984年的经济过热 1985年实施“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 1986年的经济回落 1987年实施“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 1992年的经济再次过热 1993年又实施“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 1998年的经济再度回落 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我国的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经济政策选择首先是为了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可以这么说，改革后的十几年是反通货膨胀的十几年。但也正因为通货膨胀问题时时困扰我国经济发展，使得我国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在第一次面对真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问题时缺乏实际操作经验。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软着陆”后，当时，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反通货膨胀成果，宏观经济决策部门继续实施了偏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是到了1997年，尤其是在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下半年，我国的通货紧缩迹象已开始出现的时候，再实施这种偏紧的经济政策便不足取了。因为当时，一方面，国际金融形势动荡不安，周边许多国家金融危机频发，货币争相贬值，导致我国出口部门的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国内物价水平持续下跌，供求矛盾十分突出，市场需求持续疲软。这时，偏紧的经济政策只会进一步打击本已脆弱的市场需求，使供求矛盾更加突出，物价下跌不止。此后，尽管从1998年开始，政府陆续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大力进行国债投资，连续八次降低利率等。但与此同时，国有经济战略重组，政府机构改革,住房、医疗和教育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也在此时纷纷推出，一时社会失业压力剧增，再加上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又不健全，人们预期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导致即期投资和消费的大幅减少，通货紧缩预期因而形成，并随着国内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增强。而预期一旦得到确立并进一步强化，那么它势必会破坏某些扩张性经济政策起作用的前提条件，使后者的扩张效应大打折扣。例如，我国前几年实施的扩张性经济政策，虽然政府大力增加了支出，试图用其本身的需求来诱导不振的市场需求，而现实的经济增长也确实有所回升，如表5-1所示，经济增长率自1999年达到近十几年来的低点后逐步回升，但那更多的是依靠同期政府的赤字政策和难以预期的出口增长所带动的，而代表国内有效需求的消费需求和民间投资需求并没有明显被拉动。这或多或少与我国宏观经济决策部门第一次面对通货紧缩时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有关，而正因为这一点，再加上通货紧缩这种经济现象的复杂性，使得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内在时滞，尤其是认识时滞和决策时滞被明显地拉长，从而丧失了把通货紧缩遏制于萌芽状态的有利时机。 二、有效需求不足是我国通货紧缩产生的重要原因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自从1996年宏观经济实现“软着陆”以来就已初露端倪了。当时，从消费层面看，如表5-3所示，我国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在1995年达到高点后便呈现出一路下滑的势头，前者更是在1996-1998年之间呈现出逐年大幅下降态势。消费倾向的减弱反映了人们支出意愿的下降，在GDP继续平稳增长的情况下，这主要表现在居民储蓄存款的大量增加。从有关统计资料中我们看到，我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逐年创新高，到2002年底包括本外币储蓄存款在内，总额累计已愈10万亿元之巨，相当于我国同期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并且仍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表5-3 1995-98年间消费倾向与投资乘数的变动状况 年 份 1995 1996 1997 1998 边际消费倾向 0.85 0.73 0.58 0.35 平均消费倾向 0.83 0.81 0.79 0.77 投资乘数 6.67 3.70 22.38 1.5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提要》（2000）另外，从投资层面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1998年之前，其增长速度缓慢，这多少与我国当时实行的经济政策有关。尽管1998年之后，由于政府实施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五年内累计增发了6600亿元国债，用以扩大支持各类基本建设，使得近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逐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如表5-4所示，但由于同期消费者消费倾向过低，民间投资又没有真正启动，从而使得边际储蓄倾向也大幅上升，导致投资乘数快速下降，因而，全社会实际投资需求并没有成倍放大。这样一来，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增长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有效需求因而不足。而有效需求的持续不足，就会使市场供给显得相对过剩，物价因而下跌。物价的下跌，既会直接影响生产企业的利润，增加供给方的竞争，促使物价进一步表5-4 近年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年 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平 均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13.9 5.1 10.3 13.0 16.1 11.6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各期及国家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处理。下跌，导致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直至最终亏损。又会促使消费者推迟即期消费，从而加大当期市场供求矛盾，同样可促使物价进一步下跌，以至反复，最终形成物价的持续下跌，通货紧缩由此产生。
三、供给过剩是我国通货紧缩产生的直接原因
通货紧缩，或者说是物价的持续下跌，其根本的原因无非是宏观经济中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全面大于需求。但造成供给相对过剩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效需求不足，另一种就是供给过多。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前，我国曾是一个商品普遍短缺的国家，当时，计划经济还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大部分商品生产能力和供给却全面过剩了，以致从1997年底起各种物价开始持续下降。 那么，我国的过剩供给是如何形成的呢？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投资历史就可窥一斑。1979年以来我国的投资增长一直较快，如表格5-5，六五时期（1981-85）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19.5%；七五期间（1986-90）为年均16.5%，但是在八五期间（1991-95），投资增长率突然猛增到年均36.5%，比七五期间整整高出了20个百分点。我们知道，投资在没有建成前是需求，而在项目完成后便成为了生产能力，因此，当八五期间的投资项目逐渐完成以后，我国的生产能力一下子扩大了好几倍。如果我们以固定资产净值来衡量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假设1990年为100，那么到1995年底时已经增加到了273，足足提高了173%。表5-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状况 时 期 1981--1985 1986—1990 1991--1995 1996--2000 固定资产年投资增长率（%） 19.5 16.5 36.5 10.6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如果我们再将新增的固定资产中所包含的技术进步考虑进去的话，那么国有企业生产能力实际提高的水平还要高。而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八五期间，其投资增长速度则更快，所以，我国整体的生产能力在八五期间至少提高了两倍。而同期累计的消费增长却只增加了48.2%，显然，相对于消费来说，我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已大大过剩了。不仅如此，由于前期的大量投资带有明显的盲目、攀比和地方主义的性质，地区间并没有突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重复建设现象非常严重，因而我国的生产能力过剩还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剩。这种过剩不但会造成社会资源和效率的严重浪费，而且可以直接导致大部分商品价格的下跌。这样，许多企业为了谋求生存和寻找到更好的销售出路，以便尽快释放过剩的生产能力，就会争相通过激烈的价格竞争形式来处理原有的存货，从而促使商品价格不断下降，通货紧缩形成。当然，供给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作为我国近年来市场供求矛盾的两种表现，它们不是孤立的，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我国前期过剩的生产能力导致了即期有利的投资机会减少，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需求下降，直接影响了我国有效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有效需求的不足，尤其是其中的居民消费需求的不足，也会使原已过剩的生产能力更加过剩。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求矛盾，促使物价持续下跌。第三节 我国通货紧缩的对策分析
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自1998年以来开始进入了通货紧缩的轨道，这一点已确定无误了。但是，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和90年代的日本等众多发生过通货紧缩的国家相比，在通货紧缩时期，我国的经济并没有陷入全面的衰退，而是仍保持了持续、快速地增长。既然经济仍能较快增长，人民收入水平因此又会提高，而物价的下降又可以提高人们的货币购买力，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千方百计地使用各种经济政策来加以治理呢？显然，这与通货紧缩的自我强化机制有关。我们在前面的理论部分分析中也曾论及过该问题。当通货紧缩发生时，在期初，由于其程度较轻，还不足以对经济增长构成大的危害，物价的下跌的确会提高人们的货币购买力，但是，一旦这个问题不被引起注意，并及时加以治理，那么通货紧缩的强化机制就会自觉地启动。尤其是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的国家来说，持续的物价下跌和生产能力的过剩势必会抑制我国的投资需求，导致企业普遍开工不足，生产能力大量闲置甚至破产，继而导致失业者大量增加，人们现实的和预期未来的收入状况变坏，即期消费减少，这样一来，投资和消费需求均会因为通货紧缩的深入而萎靡不振，而需求的不足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加剧物价的下跌和生产能力的进一步过剩，如此反复，最终会严重危害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恶性循环。而在我国，经济增长一旦大幅回落，那么失业问题将更趋严重，社会稳定也将受到冲击。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城市每年新增劳动力达800万，农村也有800万之多，这就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以此创造足够的新增就业机会来加以解决。
一般来说，政府可以采用的政策手段主要有两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前面分析中我们知道，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作用相当有限，但却非常必要，而财政政策的作用则非常明显。因此，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时，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同时配合适当的货币政策，我国也不例外。 一、治理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措施针对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及前期已经采取的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笔者大部分是持坚持的态度，但仍有许多方面值得进一步的探索。（一）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基础货币供应 由于在通货紧缩条件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而货币当局又不愿使货币政策本身成为通货紧缩的根源，因此，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明智的。我国自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首次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来，经过几年的政策实践，成效显著，于当年成功的制止了物价的进一步快速下跌。但尽管如此，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的现状仍没有很好的被解决。这使得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投放无法被成倍的放大，所以，货币当局除了继续疏导货币供给的商业银行渠道外，还应积极加强与财政的配合，通过扩大与商业银行的国债交易，拓宽货币供应的财政渠道，以保证国债资金配套贷款的及时投入，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增加流入实体经济中的货币量。（二）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改革和完善准备金制度 我国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率自1998-1999年连续两次调整以来仍维持在6%的水平，这与国际上许多国家相比显得偏高，也与我国通货紧缩的经济状况不相适应。同时，在超额准备金方面，由于近几年来，国家加大了银行体制的改革力度，使得我国银行业风险意识比以往大大增强，这导致了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非常得高，过高的超额准备金率反映了商业银行贷款意愿的不强，使得货币又回流中央银行，导致流入实体经济中的货币相对减少，从而起到了收缩信用的作用，因此，现阶段，通过再次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刺激商业银行增加贷款不失为一种增加货币供给的可供选择的方法之一。另外，需同时考虑降低并最终取消对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使其利率至少低于银行间同业拆借等货币市场利率，从而增加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成本和风险，促使其主动增加对实体经济的贷款。（三）正确处理风险和收益的关系，积极有效地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近年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开始增强，但是与之匹配的收益约束却仍较弱，从而往往使得商业银行把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在防范和控制风险上，而对于能带来新的利润来源的创新性业务则开拓得不够，因此，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若不首先硬化预算约束，使其与风险约束相对称，那么，很难想象，我国的货币传导机制能得到有效疏通。所以，商业银行本身应逐步突破原有不合理体制的约束，加强业务创新，逐步扩大货币信贷范围，给予那些市场前景好，有竞争力而又急需资金的民营企业以更有效的支持。同时也应进一步调整信贷结构，扩大对企业技术改造部分的资金支持力度；大力开发、拓展诸如汽车，住房，耐用消费品和教育等多种消费信贷渠道，增强人们对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购买力。（四）推进我国现行汇率制度的改革，真正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名义上实施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盯住美元这一单一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管理有余而浮动不足是我国目前汇率制度的显著特点。我们在前面也曾分析过，在固定汇率制度下，通货紧缩不仅会从国外进口，而且还会干扰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使得货币当局无法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随心所欲的投放基础货币，从而加剧整个社会货币供给量的波动①，不利于国内通货紧缩的治理。因此，一方面为了阻止从国外进口通货紧缩，另一方面又为了提高本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需要改进现有的汇率制度，扩大对主要国家货币汇率的上下浮动范围，并改变过去只盯住美元的单一汇率机制，根据相关选择条件，实行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二、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治理通货紧缩的另一项主要措施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由于通货紧缩不管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最终都表现为有效需求的相对不足。因此，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财政赤字，由政府直接投资，创造需求来引导民间投资的财政政策便应用而生。我国自从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五年以来已经累计增发了6600亿长期建设国债，这对于遏制投资需求的进一步下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通过该项政策，也使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始终保持持续、快速、稳定地增长，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尽管如此，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效应仍存在不少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作为国内总需求的消费需求和民间投资需求始终没有真正的启动。这样一来，实际上，积极财政政策引导民间投资需求的初衷并没有实现。不仅如此，一旦通货紧缩不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治理，那么，对于我国来说，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缓解越来越严重的就业压力，积极财政政策势必会成为一项中长期的政策。其后果是财政赤字越积越大，潜在的危机风险不容忽视。因此，现阶段需要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一定的调整，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使宏观经济早日走出通货紧缩困境。（一）继续大力推进国债投资，同时调整国债支出结构近年来，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靠大量的国债总量投资进行的。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增加现实支出来创造需求，进而弥补国内消费需求和民间投资需求的下降，并引导后者景气回升。但现实情况并没有如我们当初想象的那样发展。国债投资似乎只发挥的弥补作用，而引导作用则甚微。国债投资不但没有真正促使民间投资增加，而且本身对投资的拉动效应也越来越小。因此，为了提高国债资金的投资效率，调整其使用结构势在必行。今后国债资金的使用，一方面，应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加大对企业技改投资的比例，支持其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其竞争力，从而为我国经济内生增长机制的形成和新一轮经济的启动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将国债资金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提高社保支出水平，保障社会和支付，增强消费者信心，刺激居民的消费支出。政府的扩张性支出需要收入来保障。在当前，我国主要是通过发债来融资，因此需要考虑风险问题。的确，这几年为了支持财政扩大支出的需要，我国在短期内发行了大量的国债，多种指标显示我国今后继续大量举债的空间已不大，但是，笔者认为，政府国债投资的风险主要在于当期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不在于债务负担。只要国债投资的使用效率高，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通货紧缩的治理，那么政府国债投资的风险也是可以规避的。此外，我国的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中央财政支出这一级，政府每年可使用的国债资金有限，而与此同时，各地许多大型基础设施，技改投资等项目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样一来，中央财政将长期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因此，我们可以考虑推出地方政府债来分流中央财政的资金缺口，并给予地方政府自求财政平衡的权力，尤其是那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政府可以首先试点，因为当地不仅资金供给相对充裕，又有雄厚的财政收入作保障，违约概率小，而且还对本地投资项目实际情况比较了解，投资效率相对较高。所以可以率先让这部分地区通过发债来参与当地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大型项目的建设。同时，还应积极推进我国的投融资体制改革，逐步减弱这些高垄断性的行业和领域的进入壁垒，给予民营企业同国有企业一样的国民待遇，允许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参与，从而推动其大量潜在投资需求的释放。（二）采取减税政策，降低成本，刺激投资和消费
减税也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果政府在大规模增加国债支出的同时，财政、税收收入却在大幅度地增加，那么财政支出的扩张效应就会被抵消。例如，我国这几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一方面，政府大力举债，扩张支出，而另一方面，同期的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却同样实现了大幅度增加，如表5-6所示，两者年均增长率连续多年超过经济表5-6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对比 年 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平均 经济增长率（%） 8.5 7.8 7.1 8.0 7.7 8.0 7.85 税收增长率（%） 19.2 12.5 11.3 9.5 21.7 12.5 14.5 财政收入增长率（%） 16.8 14.2 15.9 17.0 22.2 14.0 16.7 * 其中财政收入不包括债务收入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3.2）整理和计算。增长率，即使在扣除打击走私和加强征管的因素后，我国的税收增长速度也是非常高的。从1997—2002年的六年间，税收和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与经济年均增长率之差分别达到6.65和8.85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过多地依赖于财政支出政策，而在税收政策上，实际上采取的是相对紧缩的政策。这样，过高的税收增长，在通货紧缩还没有被彻底治理，有效需求还没有被完全激发以前，对于我国经济的增长是不利的，它虽然能增加当期的财政收入，部分缓解财政支出的压力，但是它也会增加微观经济的成本，阻碍其更多的消费和投资，从而不仅会使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不利于我国宏观经济尽快摆脱通货紧缩的困境，而且也会使我国未来的财政收入成为无源之水。因此，需要考虑减税，尤其是在我国前几年财政支出政策效果不显著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同时推出减税政策，那么正如笔者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它会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 当前，为了进一步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降低经济主体的行为成本。我们可以考虑采取多种形式的税收政策。比如说，第一，可以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行为主体的收入，通过推出对汽车消费给予个人所得税抵扣，降低房产交易税等结构性税收政策，来鼓励人们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等。第二，可以通过继续扩大出口退税的产品品种来增加国内企业的出口。第三，继续加强我国的税制改革，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给予国内企业同等的经济待遇，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降低企业成本和费用支出，促进企业投资。第四，减免农业税，加大力度清理农村各种乱收费、乱摊派，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村消费支出等。（三）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促进微观经济內生增长机制的形成 目前，我国经济中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市场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我国存在着大量商品和服务的相对过剩，而且这种供过于求是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供过于求，企业生产的供给层次明显低于社会的需求层次，导致低层次的生产能力远大于社会的需求总量，从而发生社会供求层次错位，一部分社会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许多高品质、高性能、高附加值的商品及服务却又供不应求，导致这类商品及服务的价格偏高，超过普通居民的消费支付能力，使得具有庞大潜力的社会潜在需求不能及时转化为现实的需求，而这部分需求恰恰又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整个社会消费总量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从而不但阻碍了这些产业的发展，也抑制了即期消费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因此，必须加大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从宏观层面上来说，政府可以通过科学的决策，加大国债资金的投入比例来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利用一些结构性政策措施，诸如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手段来鼓励和支持这些产业部门的技术改造和创新，从而逐步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合理化。从微观层面上看，我国的企业部门，必须真正树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理念，加强风险意识和预算约束，从当前居民的实际购买能力出发，以市场的即期需求和潜在需求为导向，及时调整企业供给结构，努力提高产品的生产质量、功能和品位，同时又要加强产品技术开发和改造的投入，不断降低消费品的生产成本，从而不仅达到提高产品档次，增加销量和收入的目的，而且又可以促进企业自生增长机制的形成，提高其整体的市场竞争力。（四）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 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改革开放20几年以来，虽然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民收入逐步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首先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两者之比，从1978年改革之初的1.71:1扩大到1998年的2.52:1，2001年的2.90:1，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其次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各种计划经济时期的抑制因素仍在不同程度地影响和阻碍农村经济的活跃和发展。第三，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冲击，许多低品质、高成本的农产品和小规模经营，产供销脱节的农业企业，在我国加入WTO后的新形势下，面临着更加激烈和严峻的市场竞争。最后是，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软硬件环境都较差，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这大大影响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在我国，三亿四千万户家庭中，有近2/3的家庭住在农村，他们是我国消费的主体，所以，若农村经济不能被有效启动，农民收入不能得到提高，那么势必会导致农村消费需求不足，市场萎缩，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需求的增长。 因此，积极推进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应成为我国当前一项刻不容缓的经济工作来加以重视。第一，要积极加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进程，尽快取消各种限制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措施，杜绝众多强加于农民身上的各种乱收费、乱摊派和乱罚款现象，加快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鼓励各种经济主体积极参与市场交易。第二，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予农民农用土地的承包权，给予农民更长期限的稳定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按照市场的办法出让农村土地，保护农民自由转租土地权利，允许农民更大比例的分享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第三，加大国家财政支持力度，改变以往只重视城市和国有企业的投资倾向，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继续培育农村市场，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机制的形成。从而为我国农村内生增长机制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1、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第十六版），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A·加利·西林，通货紧缩，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3、钱小安，通货紧缩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张永军，通货紧缩的理论与现实，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5、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6、保罗·克鲁格曼，理性预期的年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7、刘溶沧，赵志耘，财政政策研究，北京：经济出版社，20008、N·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9、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0、费雪，利息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2、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3、帕尔伯格，通货膨胀的历史与分析，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14、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保罗·萨缪尔森，中间道路经济学，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16、樊纲，面对转型之难，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17、鲁志强，面对政策之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18、张军扩，面对增长之波，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19、刘锡良，中央银行学，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20、张馨，公共财政论纲，北京：经济出版社，199921、杨之刚，公共财政学：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2、王松奇，金融学，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2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01年5月）：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24、王晓林、统计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25、易纲，张磊，国际金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6、李扬，王松奇，中国金融理论前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7、曼昆，经济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刘国光，王洛林，李京文，200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蓝皮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9、朱之鑫，2002年中国经济形势，中国统计信息网，2002.12.3030、项怀诚，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北京：中国财政金融出版社，200131、袁志刚，高级宏观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2、洪银兴，经济波动的一般原因分析，当代经济研究，1999（7）33、杨之刚，国债政策重配资源，财经界，2000（3）34、刘宪法，“日本陷阱”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现象，经济研究，1999（8）35、周天勇，总需求萎缩的深层梗阻及其扩张途径，经济研究，1999（1）36、周殿昆，治理通货紧缩，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经济学动态，1999（2）37、 夏斌，廖强，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经济研究，2001（8）38、马国强，王春雷，通货紧缩时期的宏观调控政策选择，财经问题研究，2000（10）39、张衔，中国通货状况分析，金融研究，1999（10）40、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课题组，寻求更有效的财政政策，经济研究，2000（2）41、赵晓雷，通货紧缩、流动性陷阱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整合研究，金融研究，1999（10）42、Fisher.I，The Rate of Interest，New York：Macmillan，1907.
附 录1
通货紧缩的程度一般用物价下跌的幅度来表示，而物价下跌的幅度则通过物价指数来反映。物价指数是报告期物价水平对基期物价水平的比率，它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一、消费者物价指数（生活费用指数），是综合反映各种消费品和生活服务价格变动程度的重要经济指数，通常简称为CPI。该指数可用于分析市场物价的基本动态，调整货币工资以得到实际工资水平等方面，它直接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有关。因此，它是各国政府制定物价政策和工资政策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测度一国通货紧缩（通货膨胀）程度的最重要指标。具体编制的程序，以我国为例，是采用固定加权算术平均法来编制的。首先，将各种居民消费划分为八大类，包括食品、衣着、医疗保健及交通运输、通讯工具等八个项目。接着再在每个子项目中划分为若干中类和小类。其次，从以上各类中选定325中有代表性的商品（含服务》项目编入指数，利用有关对比时期的价格数据分别计算个体价格指数。再次，据有关时期内各种商品的销售额构成确定代表品的权数。最后，按从低到高的顺序，采用固定加权算术平均公式依次编制各小类、中类的消费价格指数及消费价格总指数。其基本的公式为： (∑ip·w)/∑w=(∑ip·w)/100其中：ip为个体指数（包括中类、小类指数） w为固定权重 二、零售物价指数，是反映各种商品零售价格变动趋势的重要指数。同消费者价格指数相比，该指数在计算中缺少了生活服务（劳务费）这一项，因此，所计算出来的价格指数在反映社会总体物价水平变动程度方面比CPI指数稍逊一筹，但在我国的各类物价指数中，该指数仍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原因是，我国以前的国民生产总值构成中服务项目的比重较小，因此，该指数也可以近似的替代CPI。之后，尽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服务项目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但由于我国的CPI指数的统计历史较短，缺乏一定的连续性，而零售物价指数的统计历史较长，连贯性较强，所以，该指数仍作为我国反映物价走势的重要指数。其具体的编制程序和计算方法与CPI指数相同，只是少了服务项目。 三、生产者价格指数，是一国经济统计中另一个重要的价格指数。它是用来反映批发市场价格的变动情况。一般来说，批发价格的变动速度往往快于零售价格，所以，该指数具有优良的预测功能，也是其它指数的先导指数。因此，在一国的价格指数统计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对该指数的统计非常重视。但在我国（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其统计历史相对较短或刚刚起步。它的计算方法是直接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公式为：Ip= 其中：p1为报告期价格 p0为基期价格 q0为基期销售量四、国民生产总值缩减指数。它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GDP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的比率，用来反映社会经济整体的价格变动程度。涉及范围最广，包括所有的生产资料，消费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变动。从理论上说，它更能反映一国物价变动的整体状况，但由于其统计涉及面太广，编制较繁琐，且所费时间较长，缺乏实效性，从而不利于迅速反映物价的变动趋势，因此，各国统计部门很少编制该指数，我国也是如此。附 录2
1997-2000年两种计算方法下的CPI指数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月份 同比指数 环比指数 同比指数 环比指数 同比指数 环比指数 同比指数 环比指数 1 105.9 101.1 100.3 100.7 98.8 100.2 98.8 100.9 2 105.6 102.0 99.9 101.5 98.7 101.3 100.7 101.9 3 104.0 98.9 100.7 99.5 98.2 99.2 98.8 98.4 4 103.2 99.8 99.3 99.2 97.8 99.0 99.7 99.1 5 102.8 99.1 99.0 98.6 97.8 98.7 99.9 99.0 6 102.8 98.3 98.7 98.2 97.9 98.2 100.5 98.5 7 102.7 98.8 98.6 98.7 98.6 99.1 100.5 99.2 8 101.9 100.6 98.6 100.8 98.7 101.0 100.3 101.0 9 101.8 101.7 98.5 101.6 99.2 102.0 100.0 101.6 10 101.5 99.4 98.9 99.7 99.4 100.0 100.0 99.9 11 101.1 99.7 98.8 99.7 99.1 99.4 101.3 100.7 12 100.4 100.1 99.0 100.2 99.0 100.0 101.5 100.1 年增长率 2.8% -0.8% -0.14% 0.4% *以上数据以1996年为基期，物价水平为100资料来源：刘国光、王洛林、李京文：《200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蓝皮书）附 录3有关转移支付政策对社会消费需求的作用，可以通过以下一个简单的数学推导来得到。在这里，假设一经济体由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两类居民群体构成，他们上一期的可支配收入分别用Yh-1和YL-1表示，下一期的消费支出分别用Ch和CL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分别用βh和βL表示，因此，两类居民群体的消费支出函数可表示为：Ch=ah+βh Yh-1CL=aL+βL YL-1其中ah和aL是两类居民在可支配收入为零时的必要消费量，在一定时期是固定的，所以，ah 、aL为常数。这样，整个社会的消费函数可表示为：C= ah+βh Yh-1+ aL+βL YL-1根据假设，在上式中，Yh-1> YL-1，由于居民一般都存在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心理，即随着收入的增长，新增的每一单位收入在增加居民的效用方面是不断减少的，所以，βh<βL。这时，若政府实施实施转移支付政策，即对高收入者相对的多征税用于补贴低收入者，那么，两类居民群体及社会消费函数变为：Chˊ=ah+βh（ Yh-1-T） T为税收CLˊ=aL+βL （YL-1+Tˊ） Tˊ为补贴Cˊ= ah+βh Yh-1+ aL+βL YL-1+βL Tˊ-βh T这样一来，如果T=Tˊ，即政府从高收入者群体中多征的税收全额补贴给低收入者群体，那么，社会消费函数Cˊ= C+（βL-βh）T，因为βh<βL，所以Cˊ> C，社会消费需求因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