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四、公有制的弊端
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因此人力资本是最优秀的资本，是一切资本的源泉，优秀的人力资本可以对一切资本（包括人力资本本身）进行最优化组合，从而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新生产力来。这是其他任何资本都无法匹敌的。目前中国社会是从封建主义社会脱胎换骨来的，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打着封建主义社会的烙印。目前“官本位”意识已渗透到国有企业的方方面面，阻碍了人力资本的发挥。几千年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准则，现在变成了“有官便有一切”，贡献大小和利益的获得多少仍然是将一顶乌纱帽，作为企业员工的奋斗目标就是当官，这是就企业 “官本位”。大凡管理层选拔、科研、工资利益分配甚至技术资格的认定，几乎都是由行政官员主导。在“官本位”的支配下，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对科学与技术的敬畏和虔诚，剩下的只是对“行政权威”的仰视、顺从和无奈。“官本位”思想严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某些官员手中特权较多、社会地位较高收益大的现实。在“官本位”意识的侵蚀、渗透之下，趋利是人类的动物性本能之一，大多数人都免不了按本能行事，这本也无可厚非，然而权力越位，对经济活动横加干预，把企业视为官产，个人权利下的私有财产，一个人说了算的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社会的监督体制不太完善，左手监督右手，自己监督自己最终助长了腐败的大力发展。（如赵新先、郑俊怀、顾雏军、唐万新的落马就说明权利缺乏制约的危害性之大）众所周知，技术进步和管理科学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经济学公认科学与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官本位”思想的存在使企业某些科技人员不能集中精力搞科研，而把心思放在谋求升官上，影响了技术进步；“官本位”思想的存在使一些搞生产的人不认真搞生产，想法设法求得升迁，进而影响了生产管理水平的提高；“官本位”思想的存在使一些企业、公司厂长、经理不是集中思想搞经营管理，不是把精力放在如何求得企业的发展和提高盈利水平和竞争力上，而是把目标锁定在级别、职务上，人际关系网的编织上，经营能力很难提高。“官本位”思想已经误导了一些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个人目标的选定，进而影响到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必然导致腐败的发生和对人才的扼杀，导致企业效率的下降，“官本位”的真正要害在于让一切社会资源的取舍服从于权力，根本违背市场规律， “以官为本”的“官本位”意识是与文明社会生产力的激励作用相背离的陈腐意识。国企的官本位主义不仅使腐败现象不断助长，而且严重制约了人力资本效率的发挥。只唯上，不唯市场，官本位使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责权利统一成为一个泡影，严重制约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也从而使企业的效率低下。个人私欲则是社会的最大的隐患，一旦缺乏制约，化为行动，使用权利来满足自己私欲的方向发展，不仅使企业内形成朋党，贪污腐化盛行，而且也严重制约了人力资本的发挥。以权利为主导的公有制企业管理，权大责任小，以权利来决定分配严重影响了国有企业健康发展，近年来很多国有企业施行的薪酬改革方案，完全由领导拍板定夺，职代会成了摆设，普通职工毫无发言权。这样的方案往往导致高层经理与普通员工的收入相差悬殊，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职工的权利被实在地剥夺了，打击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而做官只需讨好上级及人治行为，干好干坏一个样也更容易滋生腐败，阻碍了企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在这里说明一点，大锅饭并不是公有制的必然结果，导致这个结果的重要原因是缺乏管理上的绩效考核管理机制，企业内部缺乏公平的竞争，缺乏对管理者责权利有效的约束，是管理不到位的一个必然结果，私营大企业可以对员工进行绩效考核，利用贡献大小来决定分配，同样公有制企业也可以这样做，因此大锅饭不是公有制企业的必然选择。只有清除“官本位” 管理真正以人为本才能让人力资本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来，国有企业还是能发挥出人力资本的最大效益来的。 五、共同致富，国有企业是否无路可走
中国华西村，轰动全国。天天都有人去华西村，参观华西，学习华西，调研华西。最近，什么叫社会主义？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什么叫共产主义？全人类幸福就是共产主义。这一新的提法，又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引起轰动。华西人确实是幸福的。家家住别墅，小的400多平方米，大的600多平方米；家家开小汽车，少的一辆，多的三辆； 家家有存款，少的100万元，多的上1000万元。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吴仁宝就没有新华西；但更主要的是，以吴仁宝为首的村领导班子，是一个心系百姓、不图私利、深受群众拥护的好班子。他们无论吃穿用住，都始终注意走在群众后面。而这一点，使人力资本得到有效的发挥，华西村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社会主义民主。华西村的干部按着社会主义分工的原则，摆正了自己是人民公仆的位置，遇事要请示主人--人民群众。选人用人方面自己五个孩子任职也是群众公认。而不是以“父母官”自居，把“群众代表”和“职代会”视做门面和花瓶滥用权力。华西村的成功在于，吴仁宝有一套科学地领导方式，把人民权利给人民，自己做好一个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角色。 小平同志在1980年就提出，必须把高度集中的权力下放给基层、企业、社会单位、劳动者，做到政企分开、党政分开，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吴仁宝就是这样的听了党的话）。“有福民享，有难官当”是吴仁宝老书记的一句至理名言，也是华西村历届领导班子的行为准则。华西村带头人始终把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作为自己最大的幸福和毕生的追求，倾心尽力为群众办好事、谋利益，有效地调动了华西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华西村始终把“人才工程”作为一号工程来抓，创造了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和环境。正是有了一个高素质的人才集群，并且结合不同经济体制的优势，才撑起了华西集团三百亿级规模的巨型大厦。在分配方面华西村不像很多国有企业施行的薪酬改革方案，完全由领导拍板定夺，自己订方案给自己拿高薪，吴仁宝拿不是全村最高薪酬，住得不是全村最好的房子，分配以调动人力资本的积极性为原则。华西村有三种分配原则：第一种分配就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第二种分配就是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华西村民享受的各种福利项目；第三种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平时少分现金多记账，把平时的存款都记录在集体账上，年末进行股份分红，把老百姓的小钱变大钱，把钱集中起来，可以办大事。华西村的干部以一线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来解决“行政垄断”问题，华西积极发展合资、合作、股份和私营经济，走出了一条以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混合型经济发展新路子；依靠创新，华西率先与国内知名企业进行品牌合作，创造了有形资产到无形资产的发展奇迹；依靠创新，华西积极推行企业合作制、厂长负责制、经理监管制、工代议事制，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华西村将让“三农”变“三化”（农业工业化、农民知识化、农村城市化），坚持以人为本、富民优先，善于凝聚人心，集聚民智，促进民富，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村”。 华西村是全国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让人力资本发挥出最大效益是华西村成功的关键，华西村成功也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一个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案例，虽然这只是一个个别案例，但也从某一个角度证明集体致富也是可以走通的。也用事实证明让人力资本发挥最大的效率来是集体致富的关键所在。 六、五行管理打造国企改革第三条道路 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变迁，企业改革实质上是权责利在各种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重新划分与再分配过程，也就是通过既定权力与利益格局以及相关责任担负的调整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企业变革是管理上的制度变迁，更是一种权责利之间关系的改进。小的个私企业的老板（兼经理人）原则上只对自己负责。这个是企业内部人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大企业产权所有者的股份分散带来的负面作用也开始显现，由于股东的约束力逐步降低，企业开始出现内部人（经理人）控制的问题。而且这种问题在上市公司（又称公众公司）中的表现尤为严重。这个实际和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是一个道理，也存在一个企业管理者利用权利对小股东进行掠夺的问题，其实这个与国有企业所有者被有限稀释后，企业产权在理论上股东所有，实际上只是部分人以承担所有人的功能是同一病根。股份制的好处就和管理层持有股份，企业存在一荣皆荣，一损皆损，唇亡齿寒的情况，而国有企业亏了是国家的，这就造成股份制企业的效率比国有企业高，之所以高的原因是股份制企业责权利统一比国有企业高，因此从本质讲所有者没有真正到位实际就是责权利的不统一，民营企业效率高的关键在于责权利的统一程度高。目前我国公有制最大的问题是责权利在管理上的分离，而私有制的好处恰恰是管理者责权利的统一，因此解决管理上责权利统一问题是激发生产的效率的关键所在。因此可以得出国有企业改革的另一条思路，即强化国有企业所有者委托代理权，参与企业管理和生产人员的责权利落到实处，推行绩效管理和竞争上岗，把个人的私有财产与企业的产权进行价值抵押用于承担企业经营不当的责任。 国企改革有三条路利用产权和管理的不统一进行分权和制衡，让产权归产权，管理归管理，利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一套责权利统一的组织管理体系，并且充分调动和发挥人力资本的内在价值来，让企业内员工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建立一套以人为本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三条路的核心理论主要有两个方面：岗位破产制和五行管理。五行管理的核心是分权和制衡，五行管理中的五行是参与企业管理和监督的五个利益主体。其中国资委为一方，企业管理者为一方，企业职工为一方，社会舆论监督为一方，国家的法律和信用监督为一方，这五方组成一个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制衡体系，国资委主要考核国有企业的保值增值，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主要管理对企业经营的考核，国资委主要行使对企业的监督权，这方面主要通过对管理者的物质奖励和个人财产的损失赔偿来进行。企业职工则通过民主的考核来决定管理者的职务升降和罢免及经济制裁来制约管理者，企业职工主要行使企业内部的监督和重大事件的表决权。管理者主管企业的行政，管理者通过制度来管理企业职工，是企业日常管理的操作者和执行者，国家的法律和信用监督体系则全面监督企业的经营行为，监督管理者的个人商业信用，而社会舆论是代表人民对国有企业产权拥有者的利益，行使所有权人的监督权，社会舆论全面对国资委的监督，企业管理的水平和国家法律执行等等是否公平和公正进行多方位监督。五行管理把企业管理的权利进行分权并且建立起有效的制衡体系，在监督方面不让少部分人去监督少部分人，防止监督人和被监督人一起腐败；也不让企业内部存在权利方面的弱势群体，利用分权建立起内部和外部的权利制衡体系。 岗位破产制是实施五行管理的内在基础，岗位破产制把企业经营的绩效与国有资产管理者及企业内部管理者和员工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就是把企业经营的绩效和企业管理者和生产者的身份和位置及个人财产进行全面的捆绑。岗位破产制内容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明就是实现个人财产和职务与国有资产的虚拟置换。把个人岗位价值，个人对企业的累计贡献价值，工作年限，技术职称等量化为人力资本，让这部分人力资本同企业货币资本等同起来共同参与企业的内部分配，同时考虑到人力资本要获取企业的收益权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把个人的私有财产与人力资本在企业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产权进行价值对等抵押，如果经营企业出现亏损在缩减人力资本的价值同时也扣减其个人私有财产，这就是让人力资本也承受经营风险。个人资产承受人力资本的风险是岗位破产制的核心。岗位破产制同样体现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特点，企业经营人员以人力资本与公司拥有法人财产权发生置换，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落实到每一企业员工，把国有资本人格化，利用个人信用管理实施企业所有者到位，公司损失个人要进行赔偿甚至破产，并且引发人力资本下降导致职务变迁的，岗位破产制建立起责权利统一的管理考核体系。岗位破产制意义就在于把岗位作为自己的资本，自己做岗位的老板，参与企业经营所有人，对自己岗位负责，岗位与个人薪酬和所担负的责任和收益是统一的，经营岗位获得薪酬，自己岗位破产，私人财产也要受到损失，从而实现企业内部所有人责权利的统一。岗位破产制比股份制的责权利关系密切得多，也避免了股份制企业部分所有者不到位，引发的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问题，企业内人员都是人力资本都是企业的股东也激发企业员工的生产积极性。 很重要的一点五行管理和岗位破产制不能单独实施，二者是互为依托共生共荣的。没有岗位破产制的五行管理也是责权利的分离，起不到很好分权和制衡作用，中国企业管理的主流权利模式是封建君主制，国有企业国家是君主，私营企业控股投资人是君主，股份制企业控股的大股东是君主，在这种模式下，权利过分集中，往往使民主监督成为了一个摆设，虽然传统产权改革使所有者责任人加强，但不是企业内部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这个情况下，即使传统产权改革成功，企业也很容易坠入家族式管理的模式中，职业稳定性差、缺乏良性的企业文化、待遇低是中小企业或者说是大多数民营企业吸引人才的三大软肋,而这正是私营企业最大的弊端。岗位破产制中的人力资本的量化有期权激励的作用，有助于企业留着人才。一个企业就和一个足球队一样，只有一个好教练无法构成好球队，要有好团队才是好企业，五行管理对企业改造的意义和目的就是怎样打造一个好的整体。同时让产权归产权，管理归管理，让管理岗位展开充分竞争，这样管理不光是分权的问题，也是分责任的问题，五行管理就体现权利单独使用，责任互相监督，利益大家共享的模式。 首先五行管理实现了企政分开，国资委主要行使企业监管角色，但国资委能否获得投入资本的收益最大化不是问题，企业能做到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和职工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可以做到国家收益最大化，国家收益按比例提取就可以实现投入资本的收益最大化。对管理的分权和制衡方面充分考虑了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所带来的历史惯性，解决官本位盛行所带来只讲权利不讲责任，权利和责任分离所带来的弊端，通过权利和收益的挂钩让企业内部人员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并且通过分权给管理者更大的自由度，让管理岗位自由竞争，虽然自由度和竞争出效率，但绝对自由就会出现侵害他人权益的情况。在五行管理中给企业内部员工企业管理者的选择权和罢免权，以充分保障内部员工的利益，也通过企业内部监督，企业外部监督（国资委，社会舆论和国家信用体系和法律监督）建立起一个多重的监督体系，同时通过分权给管理者充分发挥才能的管理权限，通过利益均衡原则使企业这棵大树焕发出勃勃生机。在企业重大决策方面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拥有同等的权利，也就是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都拥有50％的投票权。人力资本的投票权由企业内部所有人来投票，而货币资本的投票权由国资委和社会舆论监督一方来共同完成，国有企业是人民的企业，人民自然享有企业的投票权，但由于不可能让人民对企业进行公决，所以提供媒体的调查和信息反馈来行使这个权利，这个权利保障企业对社会应该负有的责任，使企业的活动必须纳入各种法规和政策的框架，企业经营活动要讲诚信、不生产假冒伪劣，不坑害消费者，不做欺骗性的宣传，不污染环境，必须善待员工，照章纳税，以减少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开采以及竭泽而渔和环境污染的事件出现。人力资本对企业经营的监督是内部监督，而货币资本对企业的监督主要是从外部进行监督，外部监督是防止企业以邻为壑，恶性破坏资源和环境等损人利己经营行为的出现。 任何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掌握任何人手中，可以干好事也可以干更多的坏事。所以与其迷信好人，不与相信制度，因此必须对权力加以监督和制约 。产权虽然从法律方面是一个财产权，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经济发展有着很深远的影响，也有着经济上的特权，这种权利同样也需要制约，如果把这种权利不加制约，同样也会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大影响，这方面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多说。更主要的是生产资料产权的继承不但把贫富分化带入一个死循环，不仅加速穷者更穷，富者更富，而且如果掌握产权的所有人不善经营也不利于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企业是什么？企业就是人类共同创造财富的运动场，足球场，这个运动场从本质上就应该是一个公共使用公众资产，企业发展不仅需要一个好教练，也更需要好运动员，需要一个好的团队。尽管团队与爱惜如何管理这个运动场有很大的矛盾，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五行管理和岗位破产制一系列的制度可以解决的。五行管理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的意义在于，通过一系列的改造，让企业的人力资本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企业内部拧成一股绳，形成一个合力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是中国民族商业史代表人物乔致庸的名言，而早在百年前，乔致庸已经提出人力资本改革，不仅他家佣人可以参股，而且店里伙计可以同掌柜（经理人）的一样有身股，（即人力资本可以参与企业分红。）不但大大激发了店员们的工作热情，而且也为留着了人才。在另一方面修改店规用制度管理强化了企业的内部监督，比如说，乔家自己的人可以当东家，却不能当“业务经理”，也就是说，可以请外姓的优秀人才来管理，却不能完全由家族来掌管理，开了产权归产权，管理归管理的先河。乔致庸在经商处事方面十分强调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挣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又诫“骄、贪、懒”三个字。封建社会的商人尚有此智慧，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人力资本参与分红去激发国有企业内部人员的生产积极性呢？ 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聪明能干而且刻苦耐劳人民，尽管自然资源中国不是最差的国家，但近代我们经济发展落后了，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人力资本没有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只要建立起一套能够发挥人民才干的经济制度环境，国有企业肯定是可以搞好，而且可以减少贫富的严重分化引起社会动荡带来经济发展停滞的不利因素的影响。中华民族要重新崛起，发挥人力资本效用是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共同致富是小平同志最终的愿望，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三条路是在吸收中西文化中的精华的基础上，提出力求实现企业员工的共同致富，激发国有企业活力的改革新思路。只有走共同富裕发展之路才是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