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浅谈我国生产力布局优化问题
陈嘉珉
建国以来，我国生产力布局问题一直没有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结合上得到全面很好的解决。现在中央在宏观方面应立足于没有全面解决而又已经部分解决的实际情况，承认发展是不可能均衡的，从而给予地方最大限度的活动余地，使地方的自主发展有一个宽松的环境。而地方在微观上则必须因地制宜，各取所长，在自己的相对优势方面谋求突破性发展。
一、我国生产力布局的现实依据
建国前，我国经济偏于一隅，主要的加工工业、交通设施和贸易市场都集中在以上海、广州为中心的沿海地带。这种状况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在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为了通商贸易、举办工业，从而占领、掠夺中国的市场和资源，因此强迫中国开放了许多沿海口岸。客观发展的历史过程造成的结果是，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工业并启动了民族资本的发展。这些新生事物都集中在沿海，于是形成了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发展地带。在沿海崛起的中外资本朝内地辐射，由内向西渗透。这样，直至解放前夕，我国生产力布局已经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的客观局面。
从建国后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三十年间，在中央的统一规划下，我国生产力布局状况焕然一新。出于对国防、政治等问题的考虑，“三五”和“四五”期间选择了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强调地区之间平衡发展。并且鉴于沿海发达、内地落后的状况以及从国防需要出发，在资金、设备、人才的地区分配上，采取了轻沿海重内地的政策。这样几十年下来，基本上形成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自成系统的经济区域。六大区域中，生产力的布局都有自己的重心：东北是以沈阳为中心的辽东南地区，华北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唐地区，西北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华东以上海为中心的沪宁杭地区，中南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西南为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地区。分布在沿海的东北、华北、华东三个经济重心仍为最发达的区域，而分布在西北、中南、西南的三个经济重心则稍次。历史上形成的东、中、西三级经济带依然残存着。七十年代后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一改过去均衡配置和投资西移的做法，建设重点又开始东移。“六五”期间又进一步倾向沿海。“七五”计划则更明确了拟实行梯度开发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制订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东部沿海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中部地区为沿海提供能源和原材料，西部地区则为下世纪初的大规模开发做准备。这样一来，又出现了到今为此自觉回归的解放前夕东中西依次递减的生产力分布状况。
二、立足实际、放开搞活
应是我国今后生产力布局的首要原则
（一）建国后我国生产力布局不符合立足实际的原则
建国后我国生产力的基本布局，一是按各大协作区均衡分布，二是按东中西梯度倾钭分布。这两种布局类型可以说都违背了立足实际的原则。当然它们的经济、社会效益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但如果当时的布局战略是从实际出发，效果无疑会更好。
按各大协作区均衡分布，忽视了历史上形成的解放初期生产力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旧格局，把重点放在内地尤其是“三线”建设上，追求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区域普遍发展的平衡目标。由于放松了沿海的发展，没有充分地发挥和利用基础较好、效益较高的老基地的作用，从而影响了建设资金的积累，使内地建设失去后援；而且内地工业是在一种缺乏基础的落后经济环境中兴建，因此投资大，收效微，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效益。同时按大区布局生产力，使各大区自成体系，自给自足，违背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发展规律，不利于各地区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实行全国范围内的专业化协作，因而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按大区布局生产力的这些不利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拖了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影响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在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实行的梯度开发战略，同样又忽视了建国后三十年间按大区布局所形成的既成事实，而回归到解放初期按中西依次递减而自然形成的布局状况。可是从前沿海的绝对优势已经不存在，于是又另起炉灶，重新布点。这不仅增加了沿海地区的投资负担，而且使内地不少地方尤其是“三线”建设形成的高技术生产力得不到充分利用，造成极大浪费。
建国四十多年来，前三十年按大区均衡布局生产力，后十多年按中西倾钭布局生产力，两次布局都无视现实条件下已有的生产力分布状况，都没有看到已有生产力布局的优势并加以利用，而都是在“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循环更迭中重复建设。现在的情况是，沿海地区在开放中吸引外资已很快发展起来，而中部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地区，西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成渝地区，这三个地区在按大区布局期间所形成的大量生产力依然存在，并且还有新的发展。因此新的生产力布局战略绝不可忽视这一现实状况，而必须立足实际，充分利用已有的一切优势。这是一条重要的原则。
（二）优化生产力布局的另一重要原则是放开搞活
目前我国经济尚处于初期增长阶段，不具备实行均衡发展战略的条件，发展的趁势仍将是非均衡的，应该允许基础较好、条件较优越的地区率先发展起来，但亦不宜人为地划分东中西等级式的倾斜布局。生产力布局的优化应该是一个客观自然的过程，应该由各地区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按经济规律办事，自发地形成。如果国家硬性地以一种优化方案代替另一种优化方案，那不过是以一种框框代替另一种框框，就像以梯度布局代替大区布局，方案是优化的，实行起来就不优化了，因此达不到优化的目标。这正是我们大一统中央集权经济体制的致命弱点，总是大计划，总是大落空。因此国家应尽量放开，放开了地方上就能搞活，各地区在开放搞活中自由选择、自由组合，这样才能形成在全国来看是合理的生产力布局。立足实际，放开搞活意味着不能再重复以前的大区均衡布局和梯度倾斜布局，但也不可消除由这两种布局所造成的沿海和内地部分区域的经济优势，而应该立足这样一个实际来放开搞活。放开后在搞活的过程中各地区之间不可避免会有一些矛盾，但比起国家优惠沿海，西部还要为沿海提供资源产品和初级产品，而又得不到符合价值规律的补偿这种不平等政策和交易所带来的矛盾要少得多。放开后，地方自己所选择的布局是其利益所系，因此必然会充分调动起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地方必然要因地制宜，各取所长，发展自己的优势，形成合理的专业化分工。
人们常说“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只要收紧了，地方就必然没有活力，这是肯定的；但“乱”则要具体分析。乱不是放开搞活的必然产物。短时间的乱、小范围的乱常常难以避免，而这正是国家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地方管经济效益，而国家则要管宏观的社会效益，但管的办法不是“收”而“死”，而是应该在放开之中使地方“依法致富”。在放开搞活过程中，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地区之间的利益摩擦，导致互相攀比、互相封锁、地方保护和“诸侯经济”等，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这样的生产力分布关系实际上带来了地方和国家经济效益的提高，那么它本身是无可指责的。因此这种情况不是必然要影响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协调发展，所谓协调实际上应是一种互相制约、控制从而刺激竞争的关系。那种在国家计划之下没有地方利益和竞争、消极被动、也无所谓经济效益的服从式“协作发展”实际上是不可取的。
总之，国家事实上不可能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把全国各经济区域组成一架结构合理、高效运转的大机器。几十来我们都抱着这种理想，而几十年的事实证明我们怀着的只是一种空想。全国各区域（主要以省为单位）的发展必然是非均衡的，有条件的先上，无条件的后上。但条件、优势都掌握在地方的手里。只有放开了，地方才会有兴趣、有积极性、有动力去认真发现和利用自己的优势，然后互相约束，互相竞争，优化的生产力布局和有效的社会化大生产都只能从这样一种关系和过程中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