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就其本质而言，分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分独立的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分担和分享它们共同努力所产生的代价和收益。它们需要一个再分配系统，且要有明确的选择单位代表其所有组成部分提供并最佳的调控这个再分配系统。当然，讨论分工进化涵义的前提是，只有当分工结构和参与实体被适当地置于接受自然选择的状态中，分工才可以进化。换言之，只有当分工发生在严格的位于选择单位之下的组织级别中，人们才可以期望分工的进化得以顺利进行。社会分工的优越性在多数情况下取决于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功能和形式的专门化和区分化的能力；二是在无冲突的协调行动中，调动各部分的大量偶然因素或导致要素重新组合的动力条件。社会分工很大程度上具有暂时性，但分工的原则是普遍的和永恒有效的：即分工必须为生产和消费提供的优越性，是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收益。
作为分工的必要手段，专门化和有效区分可以大大提高分工的优越性。但需要明确的是专门化所依赖的独特性是由生物本性决定的，且往往因物种的不同而不同。奥菲克指出，生物独特性在自然选择意义上受制于一个共同的原则：“一种具有任务取向的、高度的表型可塑性，表型可塑性可以表现在形态或行为上，也可以在二者中同时表现”。[1]奥菲克从生物学的角度指出，表型可塑性之所以提高，乃是因为多样性被选择的结果，而多样性能被选择则是由于它更利于扩大分工的好处（通过补充和协作）。因此，自然选择的过程在分工方面的作用不仅为人类的交换倾向，也为人类智力中各种极为不同的功能，提供了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奥菲克还排除了一个可能的置疑，即为什么人类精神的可塑性没有延伸到人的躯体。他认为人体很少能在表型可塑性上具有超凡的表现，这是因为人类特有的功能可塑性是优于表型可塑性的。而人类功能可塑性最直接地集中表现在一个器官上，就是“人手”。他用脑科学的成果支撑了这一结论。他指出，人手作为功能可塑性的最好解释，是依据以下事实：人手占据了大部分人脑的运动皮层，而试图控制人手动作的大脑，如果没有可塑性，就谈不上人手具有广泛的功能可塑性。[2]
奥菲克还通过社会性生物等物种说明了非人类生物界内部对分工和交换的依赖，例如蚂蚁、裸滨鼠等。该类物种的内部分工从特征上看，处于群体内部的成员们被分为各种社会等级，每一个体都有各自的功能，体形的大小和结构也显著不同。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每个等级内部，个体在其生命过程中都可以因年龄和环境不同而履行不同任务，且在形态和行为上多表现出具有任务取向的可塑性。但是，奥菲克发现，在脊椎动物中，尽管同样具有分工倾向，但是其任务取向的形态可塑性并不像社会性昆虫那么明显。该类动物所具有的任务取向的可塑性，主要表现在性别二态性方面和社会行为模式的局限方面。此外，这种物种内部反应性变异则在灵长目和犬科动物的社会制度中尤为明显。[3]
但与上述形态结构有关的功能可塑性不同，在早期人类对某些动物的驯化中，也存在着系统的具有任务取向的可塑性。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一章就对驯化引起的变异做了研究。他指出，“就较古的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来看，把它们的同一变种或亚种的各个体进行比较，最引起我们注意的要点之一，便是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一般比自然状况下的任何物种或变种的个体间的差异为大。”[4]奥菲克对人类最古老的驯化动物——作为驯化动物中最典型的代表——狗，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他的结论大致如下：（1）驯化没有产生新的行为模式，只有少数几例丢失了野外行为模式的情况；（2）由于更易于聚积于一个小空间内而不产生反抗和不良影响，因此，群居动物一般更容易被驯化；（3）该类动物可以作为驯化动物的良好选择，且其更易于被驯化的事实说明，该类动物具有较高的表型可塑性；（4）动物驯化的可塑程度以及动物在任务取向方面的主动性表现，都取决于该任务在驯化动物的生活方式中是否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起源；（5）在驯化动物身上观察到的具有任务取向的多功能性，大都不应当归入人工选择出来的机智，而应归于野外生活的同种动物经自然选择所产生的早期结构；（6）自然选择产生出适合于多样性和专门化的适应是很少有主观意义的，除非它能将受其影响的生物体装备起来，使它们有足够的能力进行交换。但从驯化的动物的普遍情况看，这种能力是由“情感传播”维持的。[5]但正如奥菲克指出的，某一物种一旦在野外对分工产生了依赖性，就会显示出具有任务取向的、高度的多样性和交换倾向性，这一事实不能被当作驯化动物独有的特性，其实在其他非驯化的社会性物种中，这种情况似乎也是反复出现的。
野外生存的自然选择压力和驯化形成的多样性及任务取向的可塑性适应之外，还有一种适应是群体层面的大规模的编队运作能力，它可以大大加强分工的优越性。但在绝大多数植物和动物中，这种能力实际上不存在。原因在于，大规模运作的能力作为一种经验事实，在种群遗传学的原理中必然要受到有性繁殖的约束。有性繁殖对分工和再分配都会产生阻碍作用。奥菲克指出，“有一种避免和缓解冲突的内置机制是由‘付出－回报转换的累计’驱动的，如果任意一个正在付出努力的多人结构即将被选择固定在一个人口群体中，这个内置机制就是这个多人结构的最重要的适应前提，分工也不例外。”[6]相反，在群体层次上，如果离开这种基于交换的再分配机制，那么分工就不会具有任何进化意义。尽管有性繁殖会阻碍大规模社会结构的进化，但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某些物种中，大规模的分工在有性繁殖的情况下仍能够高效率的运作。奥菲克通过昆虫社会中的单倍二倍性（haplodiploidy），对此做了说明。他指出，单倍二倍性[7]不仅不会减缓种群中发生的互利（或互害）的突变的新结合的发生速度，而且也不会阻碍种群的进化速率。这种情况被广泛的认为是性别提供的主要适应优势，同时它也放松了对生物社会结构的限制，从而为物种进化提供了很大帮助。
在完成了以上人与动物社会分工的对比分析之后，奥菲克指出，人类社会秩序型构机制——“看不见的手”，所依赖的商业交换行为，是与单倍二倍性截然相反的进化革新。交换可以促使人类社会的分工，在人口群体内部和它们之间大规模的高效率运作。这种情况下的分工不再是按照家族谱系和亲缘关系进行，而是严格按照个人特点进行运作，但却具有人们所需要的集体性结果，尽管这种结果并非出于私人本意。换言之，立基于商业交换的“看不见的手”的运作原则是一种互利的自私性。因为，互利可以减弱物种内部冲突，而这种冲突对于物种进化和个体进化都是具有阻碍作用的。自私性恰好可以帮助建立符合适应的运作机制。“经济学家看待自私就像水手看待风一样，既非罪恶也非美德，而是自然界中的一种中性的力量，它被认为既是推进力量，有时也是毁灭性的力量。在市场恰当的操纵和驾驭下，自私这种原动力对私人行动是一种激励机制，使他人和自己都受益。”[8]斯密将这种调节个人自私性的社会后果的、隐而不彰的市场力量称之为“看不见的手”。斯密描述的是“存在一种自我调节的超结构：看不见的市场力量，它盘旋在所有双边的市场交易之上，由于完全没有外部的智慧对它的运作进行指导，所以当人们偶尔观察它时，看不出什么线索，只能使他们对财富的来源感到惊异。”[9]现代经济学对斯密“看不见的手”机制运作的有效性及其故障，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中曾被做过严格的证明。但不论这种数学证明的形式化定理的似真性有多大，它们都是对斯密思想的简化：即它们总是被用来指称，市场竞争在本质上是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交易者的；赢得市场竞争的唯一经过证明的方法就是这种自私的行为实践。
奥菲克指出，市场力量产生出看不见的手，它的总体结构所具有的进化论含义，远远避开了进化论学者和经济学家的注意。这种力量是通过再分配的最后阶段中的奖惩机制调节自身的，这一机制将分工置于选择压力之下，从而使得在实用原则的意义上，分工通常是在免受选择压力的某一级组织层面上得到促进。奥菲克在人和动物的行为对比分析中已经揭示了，“在非人类社会里，在高于生物体层面或高于生物体有直接亲缘关系的群体层面，以任何重要的方式发生的分工失败，大都由于缺乏各种协调机制，而在自然选择的其他地方，在共同承担更大事业的成员的选择层面上，集体的收益却能够被正确的内部化。”[10]看不见的手恰恰是这种机制，这一点已经在人类社会商业交换行为所拓展的市场空间中，明确的得以显现。“在市场的层面上，也就是在人口群体和国家层面以及更高的层面上，它（看不见的手）得以顺利运作，正是因为它在个体动因层面上创造了极大的好处。”[11]
就人类社会与生物世界的对比而言，分工和商业交换的市场力量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是极其独特的。人类社会与社会性生物（如昆虫社会）不同，它不包含最近似于或有可能进化成专门化的繁殖组织。因为，在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多细胞分工的核心原则是通过单倍二倍性的种群繁殖来抑制个体的自私倾向。而人类社会的分工则正好相反，它实际上是在“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力量的协调下，依赖自私并在进化论的意义上促进自私的。
[1]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2] 同上书，第48－51页。
[3] 同上书，第54页。
[4] 参：达尔文，《物种起源》（中译本）[M]，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1页。
[5] 同上书，第54－59页。
[6] 同上书，第61－62页。
[7] 在单倍二倍性情况下，雌性后代是通过有性繁殖方式被孕育的，而雄性则只来自未受精的卵。尽管雄性来自无性繁殖，但是它们的母亲和女儿却永远是有性繁殖的产物。
[8]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9] 同上书，第63页。
[10] 同上书，第67页。
[11]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