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奥菲克指出，在把经济学原理或进化论原理应用于早期人类的问题时，明确的辨识并解释两个总体的趋势是必要而且有益的：即脑的扩大和生存环境的扩大。就前一趋势而言，目前为止，人脑尺寸的不断增大仍然是脑科学与解剖学最为引人注目的进化奇迹和难题。脑的扩大所蕴含的奥秘远远超过脑科学和解剖学的发展，尽管目前脑科学和解剖学的一些发现，对于认识人脑组织的功能结构有了极大的突破，但对于脑进化的动力解释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就后一趋势而言，如果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人类占据的生存环境的不断扩大所内涵的市场扩展和交易纬度（时间的和空间的纬度）扩展则是进化过程最为引人注目的趋势。在《第二天性》一书中，奥菲克在经济学与生物学之间建立合理联系的基础上，为人类进化的动力解释开创了一个探索性的研究思路。
一、 脑的扩大：脑进化
区别于达尔文对生物进化所提供的“外部环境强加式的选择压力”的动力解释方法，奥菲克在不否定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由“自我强加式的选择压力反应”所驱动的“自激式脑进化”的解释。在奥菲克的人类进化解释中，商业交换作为人类倾向成为脑进化的主要外部驱动力。一旦交换成为人类生存行为的最一般形式，那么人类的所有心智都必须指向这一行为。但遗憾的是，不论推理、说话和一般的理智功能的起因到底是什么，它们都几乎不可能达到市场交换所需要的那种完美程度。而与这一事实对应，随着交换促进的分工的发展和生产水平的提升，人类在无基因关系的同物种成员之间进行战略性交换时，其智力技能则在适应和进化的意义上不断地受到新的挑战。从交换行为目的可欲性来看，交换各方从交易中获益的实现，不仅取决于他们智力的绝对水平，也取决于交易者之间智力的相对水平。因为，在竞争性的交易活动中，交易者智力水平相对底下就会处于交易中的比较劣势。基于这一事实，奥菲克简明扼要地描述了“自激式脑进化”的基本原理：“如果有一个交易者略占上风，别人必然要效法他。这一过程一旦被启动，进化循环就自动地进行，并世代保持增强的趋势，直到达到一种物种意义上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不见得对所有交易者都是最佳的。其结果是在同物种中产生一种自我加强的竞争过程，这就像国家之间‘军备竞赛’的升级。”[1]作为人类进化的一种“独立证明”的方式[2]，奥菲克指出，“人类通过这种自激式进化或其他近似过程所获得的是头脑，人的脑与身体的比例和人脑的复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3]但他进而指出，“如果人脑确实产生于对自我加强式的选择压力的反应，那么它并不代表自然选择中有过渡的设计和干预，也不代表自然选择中有预见”。[4]
作为生物学家的奥菲克，在提出这一猜测时并没有为这一洞见所陶醉。他首先意识到的问题是：人脑相对于其他生物大脑的进化奇迹，在生物机理上是如何维持的？人脑与灵长目动物脑空间的大小差异[5]如何解释？ 奥菲克从人类与动物进化过程中摄食方式的变化对此做了说明。他指出，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脑组织的扩大与肠胃组织的收缩之间存在明显的反比关系。而关于这一点，专家们的观点也日趋一致。一种显见的事实是：“在摄食行为和相应的解剖学以及消化系统生理学之间有着相互对应的现象，这种情况本身就表示用适应解释这些现象是经得起检验的”[6]。因此，关注生物摄食行为的进化影响的研究将是重要的。奥菲克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指出，人类与其他动物在摄食消费方面所共同具有的摄食多样性特征，导致食物消费落入行为与形态紧密重叠的区域。而人与动物在摄食需求方面的多样性及其协调，则是由食物消费背后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一消费核心原则）决定的。[7]人类与灵长目动物由于受遗传因素决定，都是杂食动物。他们可以在食肉与食草两种摄食战略之间灵活转换。而对于食肉动物而言，则必须具备较高的摄食消耗的狩猎适应；同样，对于单一食草动物而言，它们主要面临的挑战是食物的消化和解毒。就介于中间的人类摄食行为而言，人类很少直接从野生动物那里获取食物，大多数的人类食物都来自植物，并有稳定和适量的动物性食品作为辅助。但是按照与躯体和类似的高代谢器官的比例，人类的肠胃明显比例较小。奥菲克指出，人类消化系统体积的神秘短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功能外化的一个偶然进化的结果。[8]由于人类直立对“手”的解放，加上火的驯化以及工具的使用，都对人类食物的可消化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导致人类肠胃和牙齿的部分功能逐渐蜕化。功能外化的结果，不仅可以减轻食物咀嚼阶段的压力并缓解肠胃消化的压力，同时还可以降低整个摄食过程的能量消耗。因为高消耗组织假说[9]认为：只有具备低消耗肠胃的动物才能养得起高消耗（容量大）的脑，它提出，容量较大的脑对代谢的要求必须由肠胃相应地缩小来弥补。奥菲克指出，事实上人脑质量的增加似乎被肠与胃的尺寸几乎是等量的减少所平衡。因为，肠胃是体内唯一可以在体积上发生足够变化的器官，以弥补人脑形成的代谢支出。因此，没有长期稳定供给的高质量的食物，人类相对较大的脑是不可能出现的。
奥菲克还进一步指出，高营养和高质量食物的稳定来源，取决于人类进化中摄食战略的转变。从整体的史前进化史的摄食历程来看，人类摄食战略的转变主要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告别“边走边吃”向狩猎－采集过渡；第二阶段则是从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的过渡。边走边吃战略的特征在于，各种食物就地下咽并严格按照获取时间顺序。在该战略中，摄食者所选择的路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当天的食物获取量。因此，一种必要的成本收益的计算方法对摄食者是适用的：即它们所能选择的“最佳”路线（最佳饮食）必然是一种折衷，它们既不会使觅食的支出降至最低，也不会使消化的支出降至最低。但一种更为理想的方式则是将线性的边走边吃战略改成轴心战略。而狩猎－采集战略则利于把获取和摄食在时空上分离，这样就可以使二者的支出最小化。狩猎－采集战略中采取分工和专门化，尤其是赋予狩猎者在觅食中的灵活性，将有利于以节约方式促进食物供应的增长和食物质量的改善。因此，根据高消耗组织假说，人们可以有把握的设想，从线性的边走边吃战略向狩猎－采集的轴心战略的过渡促进了人脑的发展。当然，这一过程本身也是意识参与和脑进化的推动结果。在更为根本的动力解释上，奥菲克将摄食战略的转变动因归结为，是人类的商业交换推动了摄食战略转变的进程。奥菲克排除了传统脑进化研究中，将冰川期视为脑进化的重要原因的看法。他认为，冰川作用仅仅是全球温度和降水的长期变化趋势，生物可以加强调节从而顺利适应，冰川作用也可以是气候突发性摇摆的短暂时期。相反，真正关系人类进化问题的是，程度相当的艰苦条件也加强在整个竞争中，也加强于所有捕食动物、寄生动物以及害虫和植物，而非只是人类自身。或许我们可以肯定的影响是，冰川期延缓了定居农业的到来。[10]奥菲克通过对定居摄食战略转变过程中史前人类交换的深化和拓展，为此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从进化研究的角度，简要回顾了达尔文和斯密对工具加工的看法后认为，二者的解释似乎都有缺陷。达尔文将早期人类石器制造看成是人手通过长期实践而获取的非凡能力，而交换似乎只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事实。斯密则在强调交换的重要性后，将各种早期工具的精巧程度（包括人手本身的进化）都视为市场扩张的结果。奥菲克认为，工具制作不仅包含工具使用对象的信息，也包括设计和使用的信息。在整体的社会层面，工具或者专门化的器官发展都证明，在社会成员之间互动的本质和程度。因此，奥菲克主张，工具首先是分工的度量，其次通过延伸才能成为交换的度量。人脑容量的扩大与史前工具制造技巧的提升之间的相关性可以引出一个新颖的结论：这种相关性本身会使考古学家把工具，尤其是古石器视为史前人类智慧的度量。而这一结论与经济学家习惯上采取的方式——将工具的先进程度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进而与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相联系的做法——（如果不考虑时间跨度的话）并没有根本矛盾。[11]奥菲克的洞见在于，他把握到了工具的改进与人脑认知能力的联系。即他促使人们设想，人们所见到的任何先进工具几乎总是和人脑先进的认知能力相匹配。但他也对经济学家的研究表达了必要宽容：“经济学家必须处理的现象很少超越当代人。在这个组织层面上，他们似乎认为脑是一个恒定的因素，并把人们见到的任何工具中的先进性都归因于其他动因是完全合理的”。[12]但在本文中，我还是要冒昧的再次指出，现代经济学将人类认知视为不变的看法可能带来的一个困难是：不考察脑进化的动力及其过程，我们就根本无法解释人类在有限理性条件下怎样参与社会进化的历史过程以及制度变迁的过程。
从交换对摄食战略转变的推动来看，交换可以扩大食物分享的范围和数量、并改进食物质量。关于这一结论，艾萨克的食物分享假说[13]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艾萨克认为，古人类遗址中发现的事实表明，那些大型古人类社会集群在其生活中存在“集体获取食物”和“公社式消费”的食物分享机制。但由于“食物分享”一词容易使人们联想起食物分享可能存在的主观动机（尽管艾萨克一再告诫人们没有必要将主观动机或是温情包括在内），艾萨克后来主张用“中心地觅食假说”来取代“食物分享假说”。但不管这个术语如何界定，艾萨克的发现不仅证明了人类摄食战略转变的事实，也有力的证明了古人类社会集群内部所存在的诸多重大经济学命题：它们包括再分配、内部分工、交换机制、运输问题、储存、激励约束，以及任何群体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但奥菲克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究竟什么条件才能使大型社会聚居体中的食物分享或者公社式消费与其可持续和全面的谋生体制相互支持，从而成为切实可行的再分配制度？显然，从自然史和经济史中学到的东西能给我提供选择的可能性很小。奥菲克指出，在有性繁殖的生物体中大概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完全社会性（比如社会性昆虫、蜂、蚁等），即依赖“单倍二倍性”进行繁殖的社会性生物；第二种选择就是市场交换，它仅见于人类社会，而且已被证明是人类唯一可选择的方式。因为到目前为止，任何试图用更为仁慈的制度取代市场的努力都归于失败了。因此，奥菲克主张，必须将古人类大型社会集群体的生存发展放在市场交换的早期形式的背景下来认识。因为，如果我们试图承认人类进化也符合连续性的话，那么放弃古人类曾经经历过完全社会性阶段的假设似乎更明智。奥菲克也坦承了以下事实上的矛盾：即采用达尔文遗传变异机制的进化解释，从猿到人的变化历程严格受自然选择约束，并在遗传复制和基因变异的作用下，人属动物出现后才有了商业交换行为。而根据独立证明和中心地觅食假说的进化解释，似乎也指向了相同的方向：即交换起源于在大体上相同的时间和空间，而恰好与人类进化中的“人属动物”出现的时间和事实相吻合。[14]这一发现，也再次肯定了以下事实：即脑容量的扩大与工具制造的改进的联系正在获取日益广泛的关注，而这一相关性甚至逐渐被推延至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领域。基于以上事实，奥菲克指出，艾萨克在“中心地觅食假说”中将分工解释为人类进化的关键因素的做法，似乎缺乏对调控分工和再分配的适应机制给予明确解释。此外，艾萨克也忽视了交换对于分工和再分配机制维持所具有的重大作用。因此，奥菲克所作的贡献似乎可以概括为，他从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中找出了解开艾萨克难题的钥匙，那就是交换。关于交换促进人脑进化的结论如果仍然显得突兀，那么奥菲克的疑问或许有助于减少这种置疑：如果脑的承载者甚至都不能从事某种形式的交换，人属动物的容量小一半的大脑又怎么会有希望增加一倍呢？[15]
[1]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2] 相对于达尔文在自然选择论中所提供的那种由“外部环境强加的选择压力”所驱动的适应性进化（主要通过基因遗传复制和变异机制）而言，奥菲克的自激式脑进化是一种“独立证明”，但奥菲克认为自激式脑进化的过程并不否定自然选择的进化论解释。其特征无法在于对人类进化的差异性做出说明。
[3]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4] 同上。
[5] 人的大脑皮层厚度大约只有2毫米，仅仅相当于一枚一元硬币的厚度。人类的大脑皮层（cortex）布满了褶皱（汪丁丁将此译为“沟回”），但是如果把它剥离下来并将它展平，它的面积大约相当于4张打印纸。而黑猩猩的大脑皮层只有一张打印纸那么大；猴子的像明信片那么大；老鼠的则只有邮票那么大。（引自：威廉·卡尔文，《大脑如何思维：智力演化的今昔》，（中译本）[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6]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2页。
[7]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9－72页。
[8] 同上书，第75页。
[9] 该假说由Aiello and Wheeler于1995年提出。See Aiello, L. C. & Wheeler, P. (1995) .The Expensive-Tissue Hypothesis: The Brain and The Digestive System in Human and Primate Evolu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36, PP199-221. 参：奥菲克著作，第76－77页。
[10]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39－143页。
[11]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43－146页。
[12]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46页。
[13] See ISaac, G.(1983). Aspects of human evolution. In Essays on Evolution: a Darwin Century Volume, ed. D. S. Bendall. Cambrid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参：奥菲克著作，第146－153页。
[14]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52页。
[15] 参：哈伊姆·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译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