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97年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梁言顺提出了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1][1]该理论的提出促进了经济学界认真研究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对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实现低代价、高效益和可持续增长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实现低代价经济增长的具体模式是什么？经济增长的代价究竟可以低到什么程度？梁先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回答。
1.自然系统的循环再生：从有限到无限的生命法则
物质循环、再生利用是基本的生态学原理。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植物从环境中吸收无机物，利用太阳能，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为其自身及其它生物的生存提供食物，它们是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动物等异养生物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只能直接、间接地以生产者为食，它们构成了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地球上曾经生活过不计其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这些生物的枯枝落叶、尸体、排泄物等并没有在地球上大量积累，这得益于生态系统中的另一类生物——分解者，分解者包括大量的微小生物（细菌、真菌等），它们将有机物分解成小分子的无机物，归还自然界，供生产者循环利用。
除上述的生物循环外，自然循环还包括水文循环、地质循环、大气循环、土壤再生等方面。在亿万年的地球历史进化过程中，地球上有限的资源通过自然循环、再生利用为生物的繁衍和发展提供了（时间积累意义上）近乎无限的生存资源和有利的环境，孕育、并保障了地球生命的生生不息和持续、有序发展。
物质循环、再生利用是自然系统中资源与环境从有限到无限的生命法则。
2．传统工业经济的劣根性：违背循环再生法则的线性经济
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层面分析，传统工业经济一方面掠夺式地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另一方面又将生产、消费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这种典型线性经济的发展，必然一方面导致资源日益减少，甚至最终枯竭，另一方面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这两者都直接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传统工业经济过分强调增长，而不顾及生态成本与环境危害。从本质上讲，传统工业经济违背了物质循环利用的生命法则，使有限的资源、环境变得更加有限，具有明显的反环境本质，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
从人类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关系的角度分析。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规模有限的食品生产在本地进行、本地消费，养分很自然地以人畜排泄物、秸秆等方式返还土壤，农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结构完整，功能稳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农业耕作方式的转变（传统农业转向化石农业），农业资源和产品（粮食等）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流动，人畜排泄物和秸秆中的养分很难再完全返还到土壤中去。人类生活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主要是农业生产系统）之间的营养循环链被打断。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遭到严重破坏，一方面，导致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土地生产潜力下降；农民不得不依赖施用大量化肥来补充土壤营养素的损失，以维持土壤生产力，加大了生产成本；农药、化肥的大量施用进一步导致土壤面源污染，危及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等等一系列问题，致使农业生产系统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城市又必须修建大规模的污染处理设施、不断投入大量资金对各种污染物（其中部分可作为土壤营养物质）进行处理，给城市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城市在垃圾包围、环境退化的困境中艰难前行。
在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转变为单纯的初级生产者（如农田），而另外的部分转变为单纯的消费者（如城市）和分解者（如垃圾处理场、污水处理厂等）。这种分工打破了生态系统原有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结构和以“生产—消费—分解—再生产”的物质循环的功能联系，改变了生态系统中物流、能流和信息流的对称状态，产生了结构和功能上的破缺，导致复合生态系统稳态的破坏和功能的衰退。[2][3]
传统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生活方式，不仅对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且人类不合理的经济与社会活动还严重影响了自然系统的水文循环、地质循环、大气循环和土壤再生等过程，导致日益严重的生态退化、环境污染、水土流失、气候变暖、环境灾害、食品安全、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传统工业文明将人类引向一个共同的文明衰退的命运面前。
3．循环经济模式的产生及其意义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是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但是，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仅仅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人类经济活动的两端），如果不从转变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角度着手，我们依然解决不了人类经济与社会永续发展的问题。快速膨胀的经济与社会需求迟早会对资源、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循环经济模式是人类在探索和实践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形成与世界环保理念的历史演革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环保理念经历了从“末端治理”、“废弃物资源化”到“源头预防”与“全过程控制”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环境革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世界潮流的近几年，资源循环利用的思想替代“末端治理”成为国家环境与发展政策的主流思想，才逐渐形成了以资源循环利用和污染排放减量化为主线，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战略。[3][4]日本、德国、丹麦等发达国家率先实践，其他国家也逐渐认识到，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经济模式。
发展循环经济要求遵循生态学基本原理，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重构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组织形式，形成“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流程、构建网络化物流、能流体系，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的比例、效率和效益，减少环境污染和危害，减轻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和对自然循环的干扰，使人类经济与社会系统和谐地融入自然，实现生态健康、环境良好、资源持续利用、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统筹协调的永续发展。所以，循环经济是建立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是在扬弃传统工业经济模式弊病的基础上，形成的能够满足人类经济、社会、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更高级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返朴经济。
循环经济从转变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角度，促使人类经济与社会系统和谐地融入自然，实现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可持续发展。源头预防、减量化和全过程控制是循环经济区别于以往任何经济与环保模式的最显著的特点。循环经济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共同构成的经济、社会、自然整体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架。
4．循环经济的低代价增长特性
循环经济具有低代价发展的本质，这是显著区别于传统线性工业经济的特征。
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自然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成本问题。我们知道，自然生态系统从诞生至今一直处于持续的发展与进化过程中。如前所述，在长期的自然演化过程中，自然生态系统形成了完整地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结构，并通过食物链、食物网自我完成“生产——消费——分解——再生产”为特征的物质循环。在生态系统中，通过“网络化”的物质联系，任何一种废弃物都可以成为某种生物的食物，一切可利用的物质和能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利用。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是典型的“无废”和“高效”循环。在平衡的自然生态系统中，这种物质循环是生态系统通过自组织、自调节实现的，其良性运行不但不需要成本，而且它还可以持续不断地为人类提供污染净化、可再生资源、文化审美等服务。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这种无成本、高福利增长相比，恐怕不会有更最低代价的增长方式了。
从自然生产力的角度理解，通过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培育自然生产能力，可以有效地提高自然系统的资源供给能力和环境净化能力，有效地降低经济与社会运行的成本，提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持效性。有资料表明，如果依靠生态系统的自然生产力每人每年生活所需可以少于100美元，而完全依靠人工的手段，生产食物、降解排泄物、净化空气和水等，每人每年生活所需高达900万美元。良性循环的自然生态系统可以低成本、甚至无成本地良性运行，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大量的资源。从投资收益角度分析，通过培育自然生产能力实现的经济增长显然是最低代价、最高效益的增长。因此，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是实现经济低代价增长的最可靠的保证。
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而言，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模式，推动生产技术、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的生态化，建立以物质“网络化”循环利用为特征循环经济体系和循环型社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进入人类经济与社会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提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同样是降低经济与社会运行成本，实现低代价与高效益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型，同时也要关注自然生产力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突出贡献，强调经济、社会与自然发展的综合质量与效益。
5．发展循环经济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5.1 发展循环经济是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选择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02年在巴黎发布的《全球环境综合报告》以“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呼唤循环经济”为题，着重指出：“过去十年，传统的线性经济方式进一步导致环境退化和灾害加剧，对世界造成了6080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此前40年损失的总和。”、“最新气候模型表明，除非大幅度减少资源消耗，推行循环经济，否则到2100年，地球温度将比现在升高6℃，必然导致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贫瘠、空气污染、水极度缺乏，食品减产和致命疾病扩散等全球性重大环境问题。”[4][5]
5.2发展循环经济已经上升为中国国家战略，
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经济模式，也是我国在战略上寻求突破可持续发展瓶颈的最佳选择。胡锦涛同志在2004年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5][6]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已经上升为执政党的意志，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04年9月28-29日，国家发改委在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要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编制“十一五”规划的重要指导原则，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编制各类规划。[6][7]这意味着，循环经济已经正式成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在中国，循环经济正在从理想转变为大规模的社会实践。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作为全新的发展理念，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它从转变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角度出发，促使人类经济与社会系统和谐地融入自然系统，是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想经济模式。所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实现经济低代价、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理想选择。
[1][1] 梁言顺。低代价经济增长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
[2][4] 张录强。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论。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5年学术年会“科学发展与生态山东”研讨会论文，2005.6，淄博。
[4][5]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4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R]。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260。
[5][6]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R]。2004-9-19。
[6][7]马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循环经济发展[N]。人民日报，2004-1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