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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前夕，中国政府正准备雄心勃勃地拟向全国推行一项旨在全面增进约7．9亿中国农民公共福利的计划---即“新农村建设”---实现从城市向农村重点倾斜的财政转移支付工程和“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天平的有力匡扶。中国领导人似乎越来越为“三农”问题的发展困境感到忧心冲冲，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的聚集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的渠道变化危害执政党的政权稳定。然而，首当其冲的焦点问题是要保持农村的稳定、提高农民的收入和促进农业的发展，基于此，中国政府痛下决心希望通过“新农村建设”来彻底改变农村的不利局面。最近，国务院新闻办邀请了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型”高级官员陈锡文就“新农村建设”的一些问题和外界进行了“两会”召开前的记者吹风会，此举被众多海内外媒体推测为中国政府“高级智囊团”释放中央政策的良性导向，逐步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的一个有力信号，引导“新农村建设”的正确舆论造势先行一步的正常措施。陈先生表示中国政府正在以一种对农民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来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前进步伐，同时他也谈到财政部向农村安排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的问题，这笔庞大的资金主要用来加大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必要的公共品服务，具体多少数字的资金安排要在人大闭幕后的财政预算报告里才知道，届时财政部将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媒体公布他们对“新农村建设”的全国性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计划。不过他保守地估计至少有上千亿元的资金涌向“新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他非常希望更多的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受益而非进一步被边缘化，中央政府的意图也在试图把改革后期曾被边缘化的绝大部分农民从这个“现代化陷阱”里面拯救出来，重新厘清他们的利益让他们再次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为了能使这笔庞大的资金的运用效率较高，中国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配套的服务和制度安排来确保资金的使用效率不扭曲，这也意味着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需要从垄断服务向开放服务转型，似乎也暗合着政府体制改革的进程必需跟进“新农村建设”的每一个重要环节，否则“新农村建设”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实际上，“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中央政府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同时也是解决政府自身的弊病的一面镜子。
“新农村建设”的目标非常明确，通过免税、增加农业补贴、大力建设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扩大农村社会保障的网络等来缩小城乡差距和通过政府的调节减少隐性的成本来提高农民的收入以促进农村的发展。仔细观察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发展战略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有着非同一般的研究意义，建国初期的中国完全照搬前苏联的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思路让现在的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个有着传统农业背景的大国在“重工业战略”的号召下开始全国性资源的大搜索，为了能让农村大量的资源逐步地向城市转移，政府有意制造“价格剪刀差”的政策，人为地降低了农产品的真实价格，抬高了工业产品的成本和城市职工的福利待遇，巧妙地实现了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趋势。这种严重违反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实际国情的不当战略导致了中国的相对比较优势---丰富的劳动力而非丰裕的资本---没能发挥自身的潜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重工业”都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无法吸收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闲置而无法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以及农产品的贱卖使得农村资源的进一步开发能力萎缩，城市的资源在人为增加的导向和农业资本工业化的流向下快速膨胀，城市在这个“重工业战略”中得到迅猛发展而农村的发展却在不断退化，“悲惨性成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种一高一低的发展势头沿着诺斯所说的改革中的“路径依赖”的顽固性猛烈地拉大了城乡的差距。曾经有联合国的高级官员来到中国考察时对中国的发展性质的判断迷惑不解，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足以与欧美的发达城市相媲美，而贵州等边远农村落后地区的境况比一些极度落后的非洲国家还糟糕，城市与农村如此巨大的反差无疑给了中国政府反思改革导向的重要性是何等关键！可以这样说，“新农村建设”也是对过去改革反思的一个重要共识，需要用“城市包围农村”的新战略来替代“农村包围城市”的旧认识，积极调动城市资源和工业资源来为农村建设做贡献。
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背景下，我们需要对“新农村建设”的长远规划做未雨绸缪之势。历经盘剥的农民、农业、农村在全国改革反思的浪潮中俨然成为主人似的，但农村的发展前景依然不够明朗。首先，从短期来看中央政府利用免税、增加农业补贴等措施来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是非常有效的，但这样的激励长时间下去会增加农民对农业补贴的依赖性，不利于更多的农民从农业中摆脱出来，真正地离开农村转向城市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其次，农村土地产权问题的“虚位制”使得土地无法自由流转，一方面迫使有能力在城市发展的农民的土地的收益很低，无法利用土地套现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另一方面土地限制自由交易的约束不利于大规模农庄经济群的出现，交易成本过高导致有意在农业方面发展的资本家转向其他行业，严重阻碍了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机械化的进程。最后，农村的软硬实力都很欠缺，农民的孩子受教育的平均年限普遍比城市同龄孩子低，而农村的女孩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又比农村同龄的男孩低，那么农村人力资本的培训存在低维度的“代际紧缩效应”，大部分的农村孩子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来提升自己的“软实力”，农村发展的“恶性循环”无法通过“软实力”的壮大来消除。农村的“硬实力”同样无法和城市相比，虽然最近政府对乡村道路进行了阶段性的改造，但没有形成“网络效应”的交通体系、市场化发育程度不高的简易交易场所和信息闭塞等严峻问题干扰着农村的发展，高企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使得落后地区的农民不得不退回到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中去。“新农村建设”面临很多的现实挑战，我们在为中央政府重视农民兄弟感到欢心鼓舞时，也深怀焦虑。欧美发达国家对农业的发展导向是动用财政专项资金来补贴农场主，停止大量的农业用地转作商业用地开放其最大的价值提高城市化程度，但中国政府为了国家安全鼓励农民种地保证粮食的正常供应，这有悖于城市化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国政府需要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避免陷入“制度悖论”，即一方面农业用地低效利用，另一方面商业用地无序开发。土地产权问题同样是“新农村建设”不可回避的一个关键性难题，中央的政策不仅仅在为农民种粮方面提供便利，应该在为农民如何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制度安排进行合理设计，真正解决农民的“离乡不离土”的半城市半农村状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为农民进城减少农业人员实现高程度的城市化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制度。另外在“新农村建设”方面中央政府动用庞大的财政转移支付工程，这笔巨额资金的监督制度的有效建立迫在眉睫，让资金流向农村真正需要的地方，而不是造富了一些打着“新农村建设”旗号的利益集团，农民的利益却被削弱，要是如此，那么“新农村建设”的外衣并不是华丽和高贵的象征，而是有些破败、有些无奈、有些辛酸。
中国改革真正地进入了深水区领域，不管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其他的改革，无不折射出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互为一体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离开了政治体制改革注定是一个跛脚的巨人，走到一定的尽头就成了最后的归宿地了。“新农村建设”不仅仅在考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方向，也在考验中国政府能否真正地转型。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