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共早期有个一个著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故事，这28半中共党员，以自己因留学苏联而掌握纯正的“马列主义”为资本，激烈批评甚至藐视国内的革命实践，其领袖王明也因此掌控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但后来他们脱离实际的观念和行为使中共付出了惨痛代价，这些人最终也被迫远离最高决策层。
历史早已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做出了评断，这里再次提到它，是因为该故事背后深藏着一些观念和意识形态，而且这些观念和意识形态依然控制着我们的行为，而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却没有觉察到自己被控制，我们依然在重复着“28个半半布尔什维克”的荒诞行为。
王明登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位子标志着“28个半布尔什维克”在中国获得了空前成功。很多历史学家会将这种成功归因于王明等人的权力斗争手段。但是，这只是事情的表象，透过王明的权力斗争行为，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观念，或者一种意识形态。正是这种观念、这种意识形态使支撑了王明的权力斗争行为，使其得以展开。这种观念、意识形态是什么呢？它包含两个层面，我们以次展开来阐述。第一层，苏联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者，苏联的马列主义是正宗的、纯正的，既然中国要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就应该以苏联的马列主义为指导，那么一个必然的逻辑推论就是，中国的革命应该由掌握苏联的马列主义的人来领导，而“28个半布尔什维克”便是合适人选了。过分地承认和依赖苏联的马列主义，便意味着否定中国自己的“主义”和中国自己的“实际”，否定中国自己的“主义”和中国自己的“实际”的背后是一种深深的“中国自悲”。所以，这种观念、意识形态的第二层就是这种自1840年以来所形成的深深的“中国自卑”、民族自卑。笼罩在这种深深的“中国自卑”“民族自卑”的中国人，总认为中国自己的东西一无是处，而过分的高估外国的、外民族的东西，形成一种盲目崇拜情节。无形之中，我们赋予了“洋”“国外”等概念神圣的价值，也赋予了留洋人员，出国学习人员一种莫大的权威。“28个半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中共早期的海外留学人员、海龟。
所以，支持“28个半布尔什维克”在中共早期上演荒诞故事的意识形态是中国的“民族自卑”，这种“民族自卑”给凡是和“外国”——尤其是看似“发达”和“成功”的外国——沾上关系的人和事物赋予神圣的价值和无上的权威。正象一个自卑的人、一个不自信的人往往会表现出荒诞的举止一样，一个自卑的国家、一个不自信的民族也会出现荒诞的社会现象。也正象一个自卑的个人的自卑情节产生于一连串的生活挫折一样，一个国家的自卑也是产生于这个国家所遭受的不断的凌辱。自1840年以来，中国持续为西方列强所侵略和压迫，这种民族的屈辱激起了中国的仁人志士反思华夏民族衰弱的根源。可惜的是，这种企图自强的反思却划入“自卑”的深渊。看看号称中国启蒙运动的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表现吧。有民族脊梁之称的鲁迅干脆否定中国的一切，说什么中国就是一个黑色大染缸，外国的“好”的东西一到在中国来就统统地被染的漆黑；说中国的落后已经浸透到中国人的血液里。五四运动，的确搬来了至今也不曾真正实现的“民主”“科学”两面外国的大旗，但，也形成和加剧了中国的“民族自卑”，这种民族自卑已经形成一种左右我们行动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又往往使我们的行为变得离奇的荒诞。
自十一界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政府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同样的深深的民族自卑的意识形态下，“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故事以另外一种版本在中国悄悄地惊人地上演了。这次故事中，主角由“28个半布尔什维克”变成了“主流经济学家”，崇拜对象也由“苏联的马列主义”变成了“美国的经济学”，象“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一样，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也一样地被赋予神圣崇高的权威，他们也一度参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高决策。不知是哪位哲人说过，我们总在重复历史，中国再次呈现荒诞的一幕。在“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苏联马列主义的指导下，中共伤亡惨重，被迫进行空前的战略撤退——长征。而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美国经济学的指导下，我们形成了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贫富差距惊人，教育医疗严重畸形。
不得不再次提起毛泽东评价王明的那句话：他对别人（苏联）的事情了解的太多，而对自己（中国）的事情了解的太少。对别人的事情了解的太多，对自己的事情了解太少，同样是在自卑情节下的盲目崇拜的荒诞行为。
还好，我们已经开始反思我们的改革了，我们也意识到我们的改革出了问题了。但是，我们仿佛并没有意识到我们错误的根源在于我们所秉承自“五四”时期所形成的深深民族自卑的意识形态。我们要获得正确的改革理论和政策的关键就是要打破这种自卑的意识形态，建立一种自信的意识形态。我们的传统文化并非象鲁迅等人说的那么糟糕。也许，从老子、孔子、庄子、杨子那里能够发掘改革的灵感和思路。无论如何，唯有在独立的自信的意识形态下，我们才能结合中国实际，探索到使每一个中国人能够为自己创造幸福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