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简要介绍了奥菲克关于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的基本思路后，我们将关注的焦点锁定在他所发现的“商业交换促进人脑进化”这一核心结论。本节中，我依据奥菲克提供的思路，对个人认知的形成与扩散，以及由此形成的群体认知和特定行为模式的出现给予说明。
需要首先声明的是，我在本文中所讨论的认知问题，与脑科学和认知心理学关于智力、意识以及思维的分析存在特定的重合。在另一方面，认知与经济分析中广泛依赖的决策理性同样具有重合部分，但他们并不是完全等同的。首先，智力总是通过诸如空间能力、言辞理解力、表达能力、数字能力、归纳推理能力、感知速度、演绎推理、机械记忆力等指标来加以衡量。在现代文献中，智力常指抽象思维的能力、推理的能力和把大量信息组织为有意义系统的能力。与智力不同，意识在最弱意义上可以被表述为“有复杂性精神结构参与的精神活动” [1]，它通常包含精神活动的以下方面：如注意力、意向、理解、思考、做决定等等。而思维则通常被定义为，在主体自我意识独立的条件下，带有目标指向或针对困惑的主动精神活动。就理性而言，在经济学中主要特指经济主体行为决策中存在的成本收益的算计和收益最大的主观倾向。它作为行为决策的认知前提而存在，并表现为个人认知的应用形态。理性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认知主体掌握的信息完备程度，由于人类“关于事实性知识的永恒局限”，理性总是有限的而非完备的。本节所要分析的个人认知和群体认知的形成，乃是个人行为和群体行为所依赖的有限理性的认知前提，更确切的说，理性乃是认知在行为决策时的外在表达。
5.2.1个人认知的形成人脑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系统具有其整体性，而人脑整体性的保持则依赖于其各个部件的功能协调。或者在更为微观的意义上，需要细胞和神经元在脑空间中以特定的方式对外部输入的信息进行编码、加工、处理，从而形成认知。脑中枢的工作机理的形成是纯生理的，它严格遵循遗传和变异机制而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器官功能的分工。这一点，可以从人脑与灵长目动物大脑在结构功能方面的一致性得到证实。本文认为，就大脑如何思维这一问题，在人与动物之间并不存在脑工作机理方面的差别。换言之，我并不认为人脑的工作原理与其他动物的脑工作原理有何差别。相反，我的工作是试图解释以下这一问题：人脑在认知形成方面区别于动物大脑在认知形成方面所具有效率差异是何种因素导致的。沿着奥菲克的分析思路，我将论证，正是由于人类所依赖的独特的商业交换行为，才导致了人脑进化与生物脑进化在脑空间和认知能力方面的质的差异。
就个人认知处理外部信息材料的能力来源而言，主要存在两种途径：一是有生物遗传和变异机制提供的认知能力；二是由交换行为所推动的认知能力的进化。对于遗传获得的认知能力而言，其进化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往往要经过特定物种的无数代际遗传或变异而形成。例如我们都能轻易接受渡鸦将蚌叼起，飞到高处将蚌摔碎后享用美食的事实，但要解释其认知能力来源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它可能涉及渡鸦物种在数百万年的进化史中猎食能力的提升和认知进化过程，才可以得到解释。而无法单纯的认为这种认知能力就是一种本能，或是在其远古祖先那里就已经具备。因此，认知能力的获取很大程度上是高于本能的精神活动。它们除了遗传获得之外，可以通过不断地试错和向同物种其他成员的学习模仿而获得，也可以通过在群居生活中的适应和交互行为而获得。但正如奥菲克在区别动物交换与人类交换的差别时指出的那样，即使认知能力可以在遗传之外通过交换行为获得，动物的认知能力与人类脑进化形成的人之能力仍然存在天壤之别。正是人类交换方式在共生交换和亲缘交换之外所依赖的独特的商业交换导致了这种事实。
大脑对信息处理并形成认知的过程，在认知心理学上被描述为：当外部刺激源（信息源）作用于感受器（生物感受器官）时，它们在感受器的位置上被编码成可由神经系统传递的代码符，大脑则通过对感觉输入的编码进行选择、组织、处理或改变，然后将认知（冲动）传递到各个反应系统，例如肌肉或者腺体。[2]就该工作原理而言，人类和动物大脑并无差别。导致人类认知能力与动物认知能力差别的根源在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信息源和信息数量的改变频率，二是认知学习过程中的频度依赖和互动模仿机制。尽管从演化的角度讲，低等物种也可以在遗传机制之外，通过对外部信息源变动和行为频率的适应形成认知，但由于人类与低等动物在互动行为方面的差异（主要指商业交换），使得人脑需要处理信息源的变动频率、信息数量的增加，以及频度依赖和行为模式的数量，都要比动物大脑面临的情况复杂的多。而所有与脑中枢的处理对象信息相关的根源，都在于人类独特的商业交换对以上因素的改变。同样，即使我们忽略人脑与动物大脑在信息对象复杂性方面的差异，动物大脑对于各种信息源刺激所做出的反应，也缺乏人脑所具备的那种演绎和推理的能力。而所有这些差别在根源上似乎都可以被奥菲克提供的商业交换这一独特因素所解释。
人类意识，可以视为在人的大脑当中产生、存储和交流着的各种思维信号或连贯信息的总称。人类意识主要包括感觉、经验和认知三个层次。感觉，是指人体通过感觉器官所接收并传导和反映在神经中枢和思维器官的外部刺激或体内信号，以及那些其来源与机制目前尚不明朗，能够直接在人的意识当中产生并往往能够在人的机体或神经系统得到一定映射或反应的情感或情绪信号。感觉，通常是即时性的意识；在人类的意识活动当中，感觉可谓是基本的和最初的层次，同时往往也是较高层次的意识（活动）的重要素材或源泉。经验，乃是经过人的大脑对特定频度的感觉信息的提取、分类与存储而形成的意识。经验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上是人们对于某些事物之外在属性，以及某些事物之间外在关联的较为简单或粗浅的理解与认识，往往还不能够确定事物之内在的属性、关联或原理，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判断或评价一定事物之于人生的影响和意义。认知，则是经过人的大脑对一定信息的整理、归纳和推演等综合处理，而得以形成的意识；同时，认知往往也是人们对于一定事物之内在属性或原理、某些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乃至一定事物之于自身生活的意义的理解、判断与评价。认知，可谓是人类意识的最高层次和核心部分，其对于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生活都具有和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能够伴随着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生命繁衍，不断地得到积累、传承、充实和修正。人类的认知源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人类社会也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与认知的互动当中，逐步发展并趋向于协调或和谐的秩序状态。
学习和适应的最基本形式可能出现在互动行为的“试错搜寻”中，或者出现在更一般的无数次关系实际生存的互动行为中。为了使商业交换促进认知进化的过程更为清晰，我们不妨通过比较人属动物在商业交换中的认知形成与低等动物在非商业交换中的认知形成，来区别二者在脑进化方面的差异。对于人类的认知进化而言，商业交换所提供的推动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信息数量的扩大；（2）行为方式的复杂化；（3）个体独立与群体依赖的主体间性[3]状态。由于商业交换不同于共生交换和亲缘交换，它主要取决于交易对象的价值而非取决于遗传基因或是情感传播，因此，商业交换对人脑将提出更大的挑战：人脑必须处理数量更多、更复杂的信息；并通过大脑的刺激－反应机制形成有助于交换行为的认知，以适应和改进交换的结果。当某种认知被交换实践证明是有效时，该认知就会被记忆，对应的行为就会被重复；当特定的商业交换行为具有一定频度的有效性时，特定行为习惯就具有扩张趋势。与此相反，如果某种认知在交换行为中被证明是无效的，该行为就会被收缩，而如果收缩该行为仍然无法带来收益的改进，那么在可选择的策略中转向扩张就是必然的选择。在交易行为的特定频度后，一种关于交换的经验就随之形成，并有效的应用于商业交换。（参表5.1）
人脑关于交易的认知进化，会导致交易行为和交易方式的复杂化，并同时对分工和交易空间扩展具有推动作用，这可能促使人脑需要处理的交易信息和交易方式更为复杂。同时，随着商业交换空间的拓展，进入交易的主体数量必然上升，与熟人的交易频度下降，而陌生群体之间的商业交换，使得交易者获取个体独立性的同时，对所在群体的依赖性增加，从而进入更为复杂的主体间性状态，这再一次形成了对人脑认知的挑战。以上过程正是奥菲克所描述的“自我加强式的自激式脑进化”的一个反映。即使我们承认交易者进入商业交换时不存在扩大收益的动机，或是为了将该过程严格置于演化条件下，交换行为也会被干扰。一个无动机行为只要具有适应价值，它就会启动环境反应。而随着环境变化的复杂性差异，人脑与动物大脑进化的差异仍然可以得到解释。其实上述过程实际上反映了以下事实：即商业交换与脑进化之间是一种彼此循环促进的推动关系。
与人脑认知形成的方式不同，低等动物认知进化的过程虽然也存在明显的试错和调适过程，但由于其依赖的交换方式取决于情感传播和基因遗传，这限制了它们所面临的信息数量、行为方式、以及交换环境的复杂性。同样即使触发了动物学习的环境反应机制，它们的脑进化也无法达到人脑进化的认知水平。斯密所观察到的人与动物的交换方式的差别所反映的更为深刻的事实，恰是人与动物在认知进化方面的差别。自发秩序理论中广为瞩目的货币形成过程，也恰好从另外一个侧面折射了商业交换与非商业交换对于认知进化推动的差异。货币作为交易中介所内涵的价值认知[4]，显然只能来源于商业交换，而无法产生于取决于情感传播和基因遗传的亲缘交换机制。我们甚至都无法想象，如果动物世界也采用货币为媒介的商业交换的话，人类是否还能独享“万物灵长”的殊荣。
需要补充的是，人脑进化在商业交换的推动下，会形成发达的价值认知能力。而这种认知能力的形成既依赖于商业交换的特定行为，也依赖于人类在同物种中的主体间性状态。价值认知形成与人类独特依赖的商业交换行为，是指人们对于一定事物之于自身乃至全体生活之积极影响或有益效用，所给予的肯定性的认识或评价。它指人类生活中所涉及的一定事物，为人们所认知的对于人类生活所具有的积极影响或有益效用。概括而言，价值认知作为人类认知的核心部分，是经由理性的意识活动而形成或建立起来的，人类对于特定事物之于自身乃至种群的积极影响或有益效用的认可或肯定，以及对那些已被认知的积极影响或有益效用的事物，在人生和社会生活中之地位与作用的比较、排序或权衡。
[1] 参：威廉·卡尔文，《大脑如何思维：智力演化的今昔》（中译本）[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2] 参：艾黎诺·J·吉布森，《知觉学习理论和发展的原理》（中译本）[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译本序言，第8页。
[3] 我将在本章第三节，通过引入主体间性哲学的认识论，来考察主体间性对于群体内部秩序型构的影响。
[4] 我将在本章第三节讨论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理性的规则观时，涉及价值认知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