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以来我们很多所谓的精英、专家有点容易上火、发怒，诸如“吴敬琏发怒”（3月7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等等，很多笔者以为都是情绪化语言和行为，有点不冷静，即便是真的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也应该讲究战略战术，没有必要锋芒毕露，大有“出师未捷身先卒“之感。
自我的急欲表白，不由让我想起北宋年间的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欧阳修等人。在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代表的改革派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几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理想与现实的偏差和奸佞小人比附来看，这新法大体成为扰民害民之法。这也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王安石注意的是理想之效果，而司马光关注的现实的可行。
笔者非历史学者，之所以在21世纪的今天，又要提及十个世纪前的故人，其主要源于我们现在的改革进入“攻坚战”阶段，各种思潮、各种言论、各种观点、各种舆论此起彼伏、相互叠加，甚至争论有点白热化，有的争论不亚于当年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欧阳修他们之间的争论，难道1000年后历史要重蹈覆辙吗？笔者不期望，我相信每一个身处其中或者身在其外的人都不愿意。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理性与冷静的时代，摧毁的时代早已经成为过去，建设的时代早已经来临，就改革而言褒贬双方的情绪也不应该像1000年前那么激动，任何人不应将古代幽灵与现实政治硬往一起拉，所以不应该必欲置辩论对手于死地的冲动。这样的情形，十分令人欣慰。它至少使人们不必过敏兮兮，使我们在注视这位生活于一千年前的大人物时，可以从众多角度来打量他。从而，客观了许多，也从容了许多。
其实翻开中国古代变法史，不管是王安石变法还是其他的变法，我们总是能感觉到变法的涉及面大的惊人，无所不包，并且期望变法的时间是越短越好，好像一下子能够通过几年的变法把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的问题全部解决是的，总认为“变法”是解决一切问题“灵丹妙药”。对变法期望过高，且对其长期性认识不足，急功近利，这总是中国古代变法难以克服的弊病。变法也好、改革也好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统揽全局，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不能急功近利，仅仅依靠一腔热血是不行的，要讲究方法，方法的正确与否，是成功的关键。综观中国古代的变法，除了商鞅变法外，几乎所有变法也就那样的几招而已，几千年的变法大戏虽然一直在演出，演员也在不停的更换，但剧目却是一如既往。正如鲁迅所描述的：“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试想这样，有什么变法能够成功呢？
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也是一样：
从农村到城市又回到农村；
从农业到工业、商业及其所有产业而又重点回到农业；
从机制到体制；
从收入到分配
……
这对于一个几千年封建帝制、高度强权的国家是及其艰难的，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有的问题是改革衍生出来的，有的问题是旧体制积淀下来的，也有的问题改革本身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出现问题，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问题、如何面对问题！对目前这股改革讨论风本应该无可厚非，但是笔者注意到有些人有点故意造作，本来面对这么艰巨的改革，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有的受益、有的受损失这也是必然的，所以言论也就很难一致，更何况我们改革本身确实存在很多需要再改革的地方，哪为什么不让别人说话？难道就因为别人是“民粹”、自己是“精英”吗？即便是所谓的精英之间也没有必要“死掐”，否则原本是好朋友变成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像王安石和司马光一样在既无休止又无效益的争论中同归于尽，一个戴上“熙丰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一个背上“元祐奸党”的罪名被后世唾骂。笔者想假设当初他们二人能够精诚团结，那王安石就不会“出师未捷身先死”，司马光也不会背上“保守派”和“顽固派”的骂名，甚至被骂作“最没有头脑的人”；同样如果司马光作为在野党和反对派在台下对王安石进行批评和监督，不也可以纠正王安石的一些错误吗？实际上，王安石的改革如果能够稳健一些，不是也不至于弄得那样民怨沸腾吗？
杜牧的《阿房宫赋》最后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同样，如果我们今天的这些自居为“精英”、“专家”的人仍然只知道以政治态度（改革与否）划线，而不知道站在人民和民族利益角度去思考、咨询、参谋、决策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而陷于低层次的个人得失计较之中，那我们和900多年前那次改革者和反对者又有什么区别！
“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