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5年12月12日，吴敬链教授在《财经》杂志2006年年会的主题演讲中引用了两位美国教授的观点:“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因而招来一片质疑谴责之声。其实，正如天_晓得网友所指出的那样:吴先生引用这段话，“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只有硬着头皮深化改革才有可能逐一化解当下突出社会矛盾的语境下说的。也就是说，只有继续推进真正的市场化改革，才能破解不彻底、不到位的市场化改革所已积累的种种矛盾和难题”[1]。离开特定的语境，孤立的谈论这句话的正误，显然不合适。
我以为这句话所以成为名言，所以得到相当多的学者的认同，说明它在一定条件下是真理。最明显的例子来自于苏东转制国家的价格改革。虽然价格市场化已被证明为经济改革中最重要最基础的环节，但是相当多的国家在价格改革问题上，还是受到来自低收入阶层（普通市民、工薪阶层）以及享受计划价格优惠的企业、组织（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致使价格改革决策常常受阻。欧洲一体化已被证明对欧洲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经济发展有好处，但是在法国等地，这一改革方案就被多数民众所否决，而否决这一改革的大多数，是这些国家的穷人——下岗工人、普通职员、小商贩、青年学生等等。
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这句话在当下中国不适应有其特殊的原因，需要具体分析。我的观点是：在时下的中国，穷人反对改革，也不反对改革。
穷人反对改革
1、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如果一项改革涉及到绝大多数低收入者的利益，且这种涉及只有损害，不会增加他们利益的时候，穷人就反对改革。比如前些年进行的农付产品价格的调整乃至放开，就受到相当多普通民众（普通市民、普通职工）或明或暗的反对，那几次以反官倒、反通货膨胀名义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其实就是对当时进行的价格改革的强烈反响。只不过中国特殊的国情使得这种反对的声音不太一致，反对的态度不甚明了罢了。在波兰，因为团结工会的因素，普通市民反对肉类价格调整的声音就比较洪亮，以至于政府的价格改革决策屡屡受挫。
对于低收入者，如果基本生活品大幅涨价，又让他们不表示反对，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中国系威权式的改革，政府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与思想政治工作，使得这种反对好像从来没有成为问题。加上那时人们对商品的普遍短缺、尤其是农副产品的极度短缺最为头痛，价格调整换来的是农民收入的提高，市场供应的满足，改革效果的立竿见影，政府又及时进行了副食品工资补贴的配套改革（虽然补贴的钱不多，但政府毕竟对价格改革造成的影响给予了补偿，这对于工薪阶层与普通市民情绪心理的稳定，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改革未来的期待，对政府的信任，对大局的顾全，使得普通的市民、工人没有对价格改革形成明显的反对声音。当然更重要的是，同时进行的其他方面的改革，比如允许私人经商、搞贩运、从事第二职业，允许农民搞加工业等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众多利益，也让人们对价格改革成功充满期待，对“只要价格理顺了，一切都会好的”政府承诺信任有加。
就价格双轨并为一轨的改革而言，当时，搞“官倒”、开皮包公司的既得利益者肯定打心眼里反对，因为一并轨，他们的滚滚红利就没有了。享受生产资料计划优惠价的国有企业及其职工也会反对，承担最终提价苦果的广大普通民众、低收入者，肯定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这是既得利益者与穷人利益联系密切、有可能共同反对价格改革的一种前景，只是因为上面价格并轨的主意已决，政策执行到位，行政手段有力，相关补救工作及时，这才使得价格闯关的改革，没有因为人们的抵触和反对而夭折。
2、还有一种情况穷人会反对改革。穷人受苦太重，改革春风迟迟吹不到身边。真正开始改革了，改革又被下面念歪经的“主持和尚”搞乱搞糟了。加上改革进展的迟缓，人们迟迟感受不到改革带来的益处与成果，这样，人们就会对改革的必要性合理性产生怀疑，从而反对改革。举一个假例子说明此观点：以国民党的执政作风与能力，倘若1940年代中期，国民党政府实行减租减息的农业经济政策改革，恐怕等不到这项改革推进下去，等不到这项改革的益处表现出来，广大贫苦农民早就相信共产党更加激进的土地改革纲领（打土豪分田地）能够解决问题了，不再满足于减租减息的保守改革。如此，农民革命的发生，就将变成对国民党政府农业改革政策的反对。
3、穷人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何处，认识不到改革的合理性正义性时，会反对改革，至少是不积极参与改革。比如解放前，许多穷人就认为：自己家没有土地，是因为父母经营不善，入不敷出，最后卖光了。现在给地主扛长工，人家管饭吃，给工钱，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没有对不起自己。倒是自己，若不是地主雇用，早就没有地方吃饭了；如同马克思时代的工人，认为给资本家干活，资本家付工资，天经地义，自己没有吃亏，社会并不存在不公平一样。经过革命理论的反复宣传，剩馀价值观念的日夜启蒙，穷人们终于明白是自己养活了地主资本家，他们的残酷剥削使自己损失了太多的利益。于是开始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看到革命性的改变现状的正义所在，遂开始支持参与革命性变革。50年代共产党刚开始闹土改时就是这种情况，当时众多农民并不积极参与，总说“主人对我好，没有欺压剥削我，主人家的地也不是抢来的骗来的，而是他父亲善于经营精打细算，利用省下来的钱买的。”
现在同样，一些穷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自己应该有那些权利，因此也就看不到相关改革的合理性正义性，对理论家倡导的对自己有利的改革措施亦不支持，总是持无所谓乃至反对的态度。比如商品销售必须出具发票的改革，既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使消费者遇到商品质量问题时处于有利的法律地位;又不至于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使广大普通民众根本利益遭受损失。但一些穷人却认识不到这一点，不法商家的一点小恩小惠，就足以使他们放弃索要发票的正当权利。更有甚者，一些人竟然主动对商家说：你给我便宜一点，我就不要发票。又比如，我们党领导人民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立志建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社会的主人，可是一些穷人对人民民主的意义缺乏认识，反而说：要民主做甚，民主能当饭吃？
4、改革违背了多数人信奉的道德准则，穷人看着眼气的时候，会反对改革。比如多数职工甚至下岗工人也知道，国企现在这个样子发展下去不行，得改。但看到有些下面的个别“主持和尚”不按正经改革，而是胡改乱改。该留用的职工不留用，不该留用的留用；该分的不分，不该分的瞎分，大部分的国有资产糟踏浪费掉了。剩下来的处理分配也极不公正、极不平等。这时候，穷人就会起而反对国企改革。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是我看着眼气，公家的东西你要拿回去我没有意见，但不要让我看到。现在，你当着我的面大拿特拿，该给的人一点都不给，那不行。所以我说干脆别分了，要分也要订好原则秩序后再分”。虽然他也清楚，按程序分，分到他头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了。但穷人的态度是：没有分的，分不上我认了！我要的就是这个理；虽然不分，一些人还是会偷偷摸摸往家搬，但这不是我管的事，我看不见，心不烦。
穷人不反对改革
我这里将穷人的概念泛化一下，凡是地位较低、收入较少、相对比较贫穷的普通百姓，不论是穷学生还是穷工人，抑或农民、普通职员、一般干部都算。也许那两位美国学者的话一般情况下是正确的，比如在穷人与既得利益集团利益联系比较密切的情况下，像缅甸经营销售毒品的利益集团与种植罂粟的山区农民二者的利益联系那样；或者是在穷人有很大的既得利益需要保护的情况下。但在现实的中国，在既得利益集团与大多数穷人利益严重对立的条件下，在穷人没有多少既得利益需要维护的条件下，这个观点就不适用、不正确了。
1、以尚待改革的国企为例，起初既得利益者与穷人还都一起反对改革，现在早就不反对了，因为反对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不少国企干部与职工来说，前些年企业运转还算正常，职工拿得上工资，发得了奖金，干部也有混饭吃、享轻闲的条件。体制改革要将企业推向市场，要承包，要改为股份制，要裁减冗员，这对干部职工来说，多是压力、责任、麻烦和困难，大家希望维持现状，不愿改。但现在怎么样了呢？时下，企业经营早就春风不在，产品无销路，投资无效益，职工无班可上。不少职工虽名为国企员工，实际早已成了自谋职业者。由于经济困难，企业连职工起码的医疗劳保福利都解决不了。企业干部现在照样没有压力，因为无咒可念了。权力地位小车依旧，只是实际的决策权与获得灰色收入的机会更大更多了。
这时候，穷人反对改革吗？不反对。因为企业现在这种状态的存在对他们毫无利益可言。如果改革，也许还能落点实惠；改得好，企业救活了，更是对自己好处极大。现在进行企业改革已经不能使穷人失去什么啦（也许一些重名份，不理解国企用工制度改革真正含义的职工，还存在虚幻的利益：反正我是国企职工，将来有了事还有地方可找），因为该失去的和不该失去的都已经失去。就像当年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民，打破旧体制，对他们已没有什么利益可以损失一样，改革国企，对当下的国企职工，套用一句名言来说就是：穷人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2]，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顺便说一下，企业官员反不反对改革呢？也反对也不反对，游刃有余。如果你规范的改制，严格审计、公正评估，企业官员面临的多是责任、约束和必须掏钱购买股份才能继续当官的苛刻条件，那么他们希望不改革，现在这样最好；如果乱改革，明买暗送，他们希望改制愈快愈好，改革不过夜。
2、其他诸如，裁减乡镇机构、裁减乡镇供养人员的改革，村委会民主选举制度的改革，作为穷人的农民也不会反对，因为他们失去的将是锁链……。还有文化体制的改革，新闻报道体制的改革，干部选拔公示制度与票决制度的改革，穷人会反对吗？穷人不会反对。因为穷人没有反对的理由，穷人在改革中的失去只是锁链……
就是今天最为敏感的医疗体制改革，穷人也不会反对。因为维持现状对穷人一点好处也没有。无论朝哪个方向改，都对穷人有利：一、降低医疗收费，改国有医院为平价医院，有利！二、将国有医院变为公益和福利性机构，公众免费就医，有利！三、政府直接控制用药名录、控制用药与收费价格，出台限制医院收费的政策措施，对穷人有利；四、恢复旧的公费医疗体制，对穷人更有利，穷人求之不得；五、进一步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投资医疗服务业，增加医院数量，形成不同所有制医院之间的有效竞争，以增加医疗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收费，解决时下医疗机构不足，穷人看病难的问题，这样的改革对穷人同样有利。只有维持现状，依照现在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穷人坚决反对。这个趋势就是，给国有医院经营以更大的权力，使其收费和服务的自主性更强，自由度更大，因而看病收费会更高，任意胡为的事情会更多。
教育改革同样，不论朝哪个方向改穷人都不反对：一、停止一切教育收费上调的政策，穷人不反对；二、整体上下调远远超过民众负担能力的高等教育收费、重点中小学教育收费，穷人不反对；三、大幅度下调高等教育收费，让普通人家庭的孩子上得起大学。比如由平均每年6000元，下调为每年3000元，穷人举双手欢迎；四、改革相关体制，认真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像张保庆副部长希望的那样，把国家给予贫困生的助学贷款政策真正落实到位，穷人也不会反对；五、恢复旧的免费上大学的制度，穷人会怎么样！在下不说了，看官清楚的很；六、进一步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与外国资本投资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增加优质学校的数量，形成教育市场一定程度的竞争局面，以打破垄断，降低教育服务收费，改变一些公立学校不思进取的状况，这样的改革穷人同样不会反对。穷人唯一反对的就是维持现状，不改革，依照现在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即，给予公立学校这样一个既垄断着国家教育经费使用，又垄断着社会宝贵的科研设施、优秀教师、优秀生源等教育资源，且缺乏真正意义的同行业竞争的特殊垄断组织，在优质教育服务市场供需严重不平衡的环境下，以收费和招生上更大的自主权。
萨缪尔森说过：“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厂商能处于甚至近似完全垄断的地位，如果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你实际上具有无限的垄断力量，现代混合经济肯定会使你受到政府的调节，政府调节公用事业，如电力、煤气和电话的事例是大家所熟悉的”[3]。公立大学（包括公立医院）乃至公立重点中小学，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事实上变成了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所写的那样一种特殊组织（名牌大学、名牌医院、重点中小学在一个地区乃至全国，只有一家，类似于寡头），因而受到政府的调节是必然的。如果政府将学校的自主收费权、自主招生权上收，交由与学校经济利益没有太大牵涉的政府主管部门控制，将学校收费与国家教育资金投入统筹使用，从而根本上遏制教育乱收费现象，限制学校在招生上的任意行为。这样的改革，穷人肯定不反对。
3、总之，穷人反对乱改革，不反对规范改革；反对那种不改就不改，一旦想起来改，就要在三天之内改完的疾风暴雨般的运动式改革，以及多数人懵懂无知，只有少数人知道底牌的黑箱式改革；穷人反对“短、平、快”的改革，不反对考虑周密程序严格，充分征求各方意见，上下广泛知情，时间在一年至少半年以上的慢动作改革；穷人反对假改革，不反对真改革；反对极不公平、违反党的政策的改革，不反对公平公正的改革。
作为社会成员的大多数，穷人不反对改革，或者说从来不真正反对改革，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效率、公正、平等、自由、民主，历来是对多数社会成员有利的道德准则与政治准则，是人类社会及其不同利益主体经过数百年博弈达成的普适价值追求。为了体现这些价值而进行的改革，必定是对多数人有益的。即使有利于少数社会成员，它也不是以损害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即使有损害，也是轻微的，多数人可以接受的。而不改革，维持效率、平等、公正、廉洁、民主等等方面不如人意的现实，不仅会损害多数人的眼前利益，更会损害他们的长远利益。因而穷人是绝对反对的，真正反对的。
备注
[1]天_晓得:《不改革的成本的和改革的成本》，见《中国改革论坛》理论前沿栏目，2005年12月17日
[2]即不合理的体制对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束缚。[3]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8月版，第1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