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除了新婚之夜拥有美丽动人的娇妻之外,没有什么比金榜题名更让中国人兴奋不已了。全中国的父母、学生、老师等都在为能够进入中国的顶尖大学的梦想之重压下小心翼翼地前进着,梦想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的学生能进入如北大、清华等顶尖的高等学府学习或者继续深造。然而能进入如北大、清华等顶尖的高等学府的人毕竟是少数人,剔除北京人凭借天然的优势轻轻松松搞定北大、清华等大学入场券和高干子弟利用无限的人脉资源而巧取豪夺的机会主义外,试看看北大、清华等学生谁不是一方地域的“超级学霸”,应试能力一定是非同寻常的,但是应试能力非同寻常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
隐藏着一个莫大的社会性“囚徒困境”式的悖论,教育的资源是通过考试的成绩高低来进行分配的,而不是通过真正的市场需求来分配,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为分数进行冲锋,家长、老师、学生、教育部门等都是分数的相关利益者,分数压倒一切,分数高于人性,人性、爱好、非考试课程、动手能力、学生的心理教育等都成为分数的陪葬品。为了取得高的考试分数,相关利益者便开始进行“囚徒困境”式的博弈。众多相关利益者的追求的目标是越高越好的分数,那么分数就变成了一种非常稀缺的“教育资源”,也只有在中国,分数才能成为“教育资源”,发达国家的考试分数只是一种考核指标,不会成为“教育资源”,因为他们有其他的关键途径来决定教育资源的分配,什么样的人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基本上都能按照这个意志行使教育资源的分配,这也就是发达国家的教育让大家比较欣赏的地方。这种以分数作为“教育资源”的分配格局极大地破坏了学生的“非分数”能力和兴趣,比如一个爱好文学的孩子很有可能存在偏科的倾向,这不足为奇,也许在他或她的眼睛里面,文学才是他或她的心灵的港湾和思想的灵魂。对他或她而言,沉浸在文学的海洋里比做其他任何事情都有乐趣和成就感,但是“分数法则”是不允许他或她专门追求自己的爱好,也就是说招生考试的总分上不来,那更高一层的学校大门对他或她是紧紧地闭着的,就算他或她有李白之才也入学不了,除非有学校破格录取。很明显,在“分数法则”的驱动下,他或她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要不暂时放弃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沉入考试分数的“黑洞”当中去,要不继续自己的爱好,但无缘接受更好的教育。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孩子的父母或者老师会动用一切方法和力量来迫使孩子放弃这些无法提高考试分数的“系统工程”(注:我为什么称“系统工程”呢,孩子的教育是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系统教育,而不是比拼考试分数的教育)进入分数“黑洞”里面去参观访问,然后让他们写参观访问心得,再由一个所谓的权威机构来对分数“黑洞”里面的每个参观访问者的心得好坏做出判断,谁优谁劣便一目了然了。教育资源就是在分数“黑洞”里面不断循环、流动、消费和重新分配,谁也逃脱不了这样的结局。如果参观访问心得不好导致分数不够,则需要用金钱或者权力来弥补它,造就的“钱学交易、权学交易”是“分数黑洞”的副产品,更加有趣的是,这样的副产品比主产品的市场预期更有创造力和前瞻性。我们的顺口溜:“读书读得好,不如有个好爸爸”是对主副产品的秩序颠倒的最有力的解读。当然有些父母也意识到“分数法则”对孩子健康成长的摧残是非常严峻的,但是中国文化的熏陶对我们的杀伤力太大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切向学历看”等又使得一些父母不得不追随大家的步伐前进了,牺牲自己孩子长远发展来换取一时的荣誉的事情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为什么以“分数法则”为导向的“教育资源”分配格局对国民的教育以及教育体制是很要命的,教育当局却依然如故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考试的成绩之所以成为非常稀缺的资源,是因为中国目前还找不到比这个分配方案更好更能体现公平原则的替代方案了。这样的分配方案在某种意义上能确保一定地域内的公平性,但不同地域之间的公平性就无法体现,最让大家感觉很无奈的是首都人民和其他地区人民之间的巨大差异,首都人民时时刻刻在蜜罐和红旗下茁壮成长,中国的好处和优势他们全部拿走了,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即使这样的分配方案能确保每个地区的公平性,但是在拿民族的长期发展做交易的。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健康、持续发展一定是多元化的,而“分数法则”是用分数单一制替代了发展多元化,抑制了人性的各种各样的“非分数”需求,使人成为“分数奴隶”和“学历杀手”,厌学、逃学、心理失衡者等群体不可小视,这样的教育体制值得我们反思。最要命的还不是“分数法则”的问题,其最深层次的问题是国家暂时还不能给所有公民提供公平的法律环境和救济渠道,没有形成真正的“公民社会”。如果教育部门抛弃“分数法则”,用推荐和考察的方式来决定公民的教育资源的分配,其结果会是更加槽糕的。毫无疑问,最好的教育资源将都会集中在最有权势的人手中,尽管现在的教育资源还是垄断的,但是行政垄断的危害还没有寡头垄断的大。如果放开“分数法则”形成了这样的教育资源分配格局,寡头垄断一定会联合行政垄断一起来控制教育资源的分配导向,寡头垄断和行政垄断的联姻则意味着政府功能的彻底瘫痪,那么国家危机很有可能就会爆发。这也是教育当局明明知道问题的所在,又无能为力、徒奈其何的可悲之处!如果政府能提供公平的法律环境和救济渠道对每个人、每个行业太重要了! “分数黑洞”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是计划经济下的绝对公平观的一种社会功能转变,即计划经济下每个人由政府分配的利益以及政府给个人制造的快乐或痛苦转变成市场经济下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和快乐的权利。在计划经济下,政府通过绝对权威来调控资源的分配,尽管牺牲了效率,却能让大多数人比较满意,这也是很多老人怀念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分水岭。当我们的国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交给公民去选择的权利是市场经济的要义,选择意味着是快乐或痛苦的源泉,有选择就得有法律保障和救济渠道。也就是说,一个公民选择上北大作为他或她追求的学习目标,则说明他或她觉得本身的初始资源禀赋可以为北大作出贡献的,那么如何公平公正透明地保证他或她进入北大是教育部门的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