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环境投资必须从面向末端治理的末端投资，向生态建设、循环经济、环境保护等多元投资的方向转变，才能克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限制，实现低代价、快速发展，并满足建设生态健康、环境良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新型社会的需要。自然生态系统可以通过自组织、自调节实现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良性运行，并可以持续不断地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资源和生态服务。所以，通过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培育自然生产力，应该是投资——收益最大化的环境投资。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方面环境投资收益的实现，还需要国家生态环境补偿政策方面的有力支持。循环经济是人类在探索和实践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源头预防、减量化和全过程控制是循环经济区别于以往任何经济与环保模式的最显著的特点。投资循环经济相关技术的开发及其相关产业，将代表环境投资的另一个主要方向，同时它也为国家或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关键词：环境投资，末端投资，多元投资，生态建设，循环经济，环境保护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环保理念经历了从“末端治理”、“废弃物资源化”到“源头预防”与“全过程控制”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环境革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世界潮流的近几年，在资源循环利用思想替代“末端治理”成为国家环境与发展政策主流思想的条件下，逐渐形成了以资源利用和污染排放减量化为主线，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战略。至此，生态建设、循环经济与环境保护共同构成的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架正式形成。[1]与之相对应，环境投资理念也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1、末端投资：为生态环境健康把好最后一道关
与末端治理的环保理念相对应的环境投资，我们称之为末端投资。虽然，随着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纯粹意义上的末端投资在环境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应该越来越少，但它却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后一道关，必须仍然给予足够的重视。
末端投资和末端治理是与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相对应的环境治理和环境投资模式。传统工业经济是以“资源—生产—消费—污染排放”为特征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它一方面掠夺式地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另一方面又将生产、消费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随着经济规模的迅速膨胀，以“高开采、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为特征的传统线性工业经济必然导致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负效应，严重动摇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与资源基础。而当污染产生后，治理的代价是十分高昂的。比如，英国政府先后用于泰晤士河治理的费用超过300亿英镑，历时50余年。可见其治理之艰辛、代价之高昂。
但是，无论是在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还是在实现新兴工业经济转型之后，从制度、技术到投资的各方面，都必须严格控制环境污染、不断提高环保标准，并确保达标排放。在工业经济与经济模式转型过程中，社会对末端投资的需求仍然会保持庞大的数量规模。但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后，末端投资从总体上会渐趋萎缩，最终在环境投资总量中退居次要地位。
2、生态建设投资：投资—综合收益最大化的投资
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归根结底都来源于自然系统（包括生态系统）。自然系统不仅可以为我们的生存直接提供各种原料或产品（食品、水、氧气、木材、纤维等），而且在更大的尺度上具有调节气候、净化污染、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减轻灾害、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已有的研究表明，自然系统具体的功能虽然并非人工不可替代（如：污水净化、土壤修复等），但是在规模尺度上至少到目前为止，自然系统仍然没有被人工替代的可能。自然系统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是决定人类生存与发展质量和前景的自然条件。因此，生态环境建设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维护和建设良性循环的自然系统就是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基础。[1]
在长期的自然演化过程中，自然生态系统形成了完整地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结构，并可以通过食物链、食物网等结构自我完成“生产——消费——分解——再生产”为特征的物质循环功能。在平衡的生态系统中，任何一种生物的废弃物都可以成为另外生物的食物，一切可利用的物质和能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利用。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是一种典型的“无废”循环。而且这种循环是自然生态系统通过自组织、自调节实现的，其良性运行是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并且还可以持续不断地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资源和生态服务。有资料表明，依靠生态系统的自然生产力每人每年生活所需可以少于100美元，而完全依靠人工手段生产食物、降解排泄物、净化空气和水等，每人每年生活所需高达900万美元。所以，从投资收益的角度分析，致力于培育自然生产力的环境投资，应该是最低成本和最高收益的投资。
总体上，通过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培育自然生产力，可以有效地提高自然系统的资源供给能力和环境净化能力，降低经济与社会运行的成本，提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持续性。所以，对整个社会而言，生态建设方面的环境投资应该是投资—收益最大化的投资。
但自然生态环境目前依然作为公共物品存在，每个人都可以占有和消费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而生态、环境破坏的代价却由大家共同承担。这种典型的“公共地悲剧”是环境投资转向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阻碍。
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环境投资向生态环境建设领域转移，显然是实现社会综合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比如，通过资源定价、生态补偿、生态法治、生态文化教育等措施，重建社会经济利益调节机制。确保生态环境建设领域的环境投资，既能够促进整体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又能为其自身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进而实现投资方与社会各层面综合利益的多赢。
3、循环经济：环境投资领域中最大的一桶金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是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但是，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仅仅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人类经济活动的两端），如果不从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角度着手，我们仍然解决不了人类经济与社会永续发展的问题。快速膨胀的经济与社会需求迟早会对资源、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1]
循环经济模式是人类在探索和实践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以资源循环利用和污染排放减量化为主线，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和可持续消费为主体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循环经济重在从转变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角度入手，消除经济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压力与环境的破坏问题，进而实现人类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可持续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要求遵循生态学基本原理，重构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组织形式，形成“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流程、构建网络化物流、能流体系，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的比例、效率和效益，减少环境污染和危害，减轻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和对自然循环的干扰，使人类经济与社会系统和谐地融入自然系统，实现生态健康、环境良好、资源持续利用、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统筹协调的永续发展。所以，循环经济是建立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2]
源头预防、减量化和全过程控制是循环经济区别于以往任何经济与环保模式的最显著的特点。这同时也是传统工业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技术转型是生产方式与经济模式转型的核心。循环经济要求按照3R原则（减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ing）重构工业、农业、城建等技术体系，最终建设成为物质循环利用、资源节约型社会。
而与发展循环经济相适应的技术既需要大量投入进行开发，同时它们也对应着相应的产业生态位空缺。比如，以废旧汽车的再利用为例，有人对报废的斯泰尔汽车进行拆卸，结果显示有超过85%的部件可以再利用，或通过再制造（利用表面处理技术，恢复零件的形态和功能）之后可以再利用。据徐滨士院士估计，我国设备资产已经达到几万亿元，如果其中10%的报废设备能够利用再制造技术形成产品，就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而据1996年美国Argonne国家实验室资助的一项调查表明，当时美国再制造公司73000家，生产46种再制造产品，直接雇员48万人，年销售额530亿美元。按产值计算再制造产业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预计2005年，美国再制造产业雇员将达到100万，年销售额1000亿美元。[3]
其实不仅仅是再制造产业，与循环经济相关的各种关键技术产业都蕴含着巨大的产业机会。例如，发展循环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实现碳能源经济向太阳能经济的转型。碳能源的有限性和污染性，注定了它是不能被人类永续利用能源。太阳能将逐渐成为人类最主要的能源，太阳能（包括风能，风能最终来源于太阳能）产业将成为能源领域的一块等待瓜分的大蛋糕。事实上，全球太阳能发电量每年都在以超过30%的速度增长，太阳能产业的寡头可能不久就会产生出来。再比如，资源回收和再生产业。在传统经济条件下，废弃物回收产业是一个不发达的产业。而在循环经济条件下，废弃物的分类回收及其资源化将成为建立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的关键产业，其中有多少金子，真是不大好估计。
另外，比如符合循环经济3R原则要求的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化工、生态人居、生态城市、生态农业等等技术和产业都是金光闪烁的环境投资领域。总之，投资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技术开发和空缺产业，将代表环境投资的另一个主要方向。同时，它对于地方或国家经济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从面向末端治理的末端投资，向生态建设、循环经济、环境保护等多元环境投资的方向转变，将会为环境投资创造更多的利益机会，也同时为社会的发展开拓出一条通向生态健康、环境良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新型社会的阳光大道。环境投资也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 张录强。循环经济与循环增长模式[J]。东岳论丛，2005（2）：98~100。
[2] 张录强。广义循环经济的生态学基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整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5~43。
[3] 徐润生，徐滨士，刘晓明：绿色再制造工程的发展与应用[J]。内蒙古电力技术，2003（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