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一词是谁发明的?反正我是查不出来历了,但它的高使用频率怕是为大家所熟知了。随便在搜索引擎上查一下,就是几十万条相关内容。有人对民众中对贫富分化的不满情绪,用“仇富”这二字形容,听起来比过去的“红眼病”之类好像文绉了许多,但是,其中的贬低和嘲笑意味似乎也要浓烈得多。
既然词语被发明出来,就有人针对而论了。有人试图给予定义或者注释,说仇富之富不是财富之富,而是富人之富;有人试图解释其历史渊源,甚至上溯到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说这是国粹,是丑陋的中国人的历史基因特性;当然也有反对国粹论的,引经据典“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说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有人试图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把它归因于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但是也有高论说这种心态其实比贫富差距更加可怕;有人借题发挥,说郎咸平是借助于民众当中这种庸俗情绪而炒作自己;有人把什么脏水都往这里倒,说MBO搞不成也是因为仇富心态被不当地纵容了;还有经济学人也不时替富人打抱不平,教导说“不应该有仇富心里”,结果是越帮越乱,打不着狐狸惹得一身骚;有人敢说敢当,仇起富来没商量,厉声责问“允许你嫌贫,为何不许我仇富?”。有人则义正词严,坚决不认这壶酒钱;甚至有人将仇富进而上升为“仇富主义”,和几十年前的“造反有理”挂起钩来,一时仇富主义是万岁还是万碎又争执不休……从来源到表现再到影响和后果,参与论战者从芸芸网民到经济学名流、从富豪名商到人大代表,各种宏论真是让人大饱眼福目不暇接。
如果认同了这个“仇富”心态存在的现实性,其实对希望以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来说,也不见得是好事。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之一就是理性人,显然所谓的“仇富心态”明显带有非理性成分,如果是普遍的社会心态,则理性人的假定就大有问题了,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如果是仇富是国粹的话)的推行缺乏起码的心理学基础或者说缺乏社会行为科学方面的依据。大多数人都不是理性人,你推行以理性人为基本假定的理论有什么用?
那么,仇富就真的是中国人的历史遗产?中国人就不是理性人了?当然不是。理性人这个假定其实是一种事后认可,或者说是循环定义,是把大多数人的行为当作理性行为来定义理性的,或者说理性人就是多数人或正常人的同义词,因此,把个别经济学家或者名人的言论当作理性言论,而“大多数人不具理性”的说法肯定是不可成立的。《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一书对理性人的解读就是“正常人”。
不论“仇富”之“富”是富人之富还是财富之富,没有任何实际的事实可以说明我们中国人历来都仇恨之。人人都希望自己富有,希望成为富人,何来仇富之说?“富”是好事,这是勿庸置疑的,所以趋利避害的理性人才都会希望自己是拥有财富的富人。
仇富只是一个表象,这种心态的存在(你看,说着说着就好像认同了仇富心态的存在事实了)的背后所表现的不仅不是民众的什么劣根性,反而是一种追求社会公平的优秀心理。被仇视的,仅仅是非公平的积聚财富手段。被仇恨的,也只是机会不公的一些社会制度。富人是人人想做的,但是,民众眼中的富人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谦谦君子,而不是坑蒙拐骗强取豪夺的卑鄙小人。是“仇”还是“爱”,不是以财富多寡来区分的,而是以德取人的。“仇富还是仇腐?”的提问,我觉得比较切中问题实质。
追求公平和正义和鄙视不义小人是同出一源的,历来就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匡扶正义,扶困济贫”、“以强凌弱,胜之不武”等等,说明人类历来都把社会公平看作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东西。“德高望众”、“众望所归”、“从善如流”这些“人往高处走”的现象也足以说明“木秀于林风必催之”的片面和狭隘。
历史上任何大的社会动荡无不源于民众对公平的诉求。如果我们看到表象之后民众对于社会公平这种从未间断过的渴望,我们或许就知道该做些什么了。
民众如水,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已经是屡试不爽了。中国人素有将财富比作水的风水命理哲学,看来,财富这潭水虽不能死水一潭,但若风浪太大,同样会出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