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循环经济模式是在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资源和环境困境，反思经济与社会发展道路，寻求突破可持续发展资源和环境限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过程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和多层次的参与。所以，从总体上看，循环经济理论是多学科起源的，涉及经济、政治、资源、环境、生态、人口、社会、工业、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本文只重点介绍以下几个方面。
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环境保护思潮兴起的时代。一般认为循环经济理论源于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K·鲍尔丁（Boulding）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其基本含义是，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而地球只不过是茫茫太空中的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人口和经济的不断增长最终将耗尽这艘飞船内的所有资源，而人类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排放出的废弃物也将把船舱全部污染，并最终走向毁灭。我们必须依靠不断再生和循环利用自身有限的资源，才能维持永续的生存与发展。20世纪70年代，康芒纳（Commoner）《封闭的循环》把人类对循环经济的认识引向深入。康芒纳强调运用生态学思想来指导经济和政治事务，摒弃现代社会的线性生产过程，而主张无废物的再生循环生产方式；强调追求适度消费而不是过度消费，要求人们“以俭朴的方式达到富裕的目的”，这种富裕不是纯粹物质生活的富裕，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的高度充实。[1]但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循环经济的思想更多地还是先行者们一种超前理念，并未得到世人积极的响应。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促进循环经济理论产生。二十世纪70~90年代是可持续发展理论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一系列报告和活动，对推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包括Lester·Brown（《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1981）在内众多学者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也功不可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可持续发展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潮，还是具体实践，都对世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如果没有可供付诸实施的技术路线和可替代的经济模式，可持续发展只能作为美好的愿望。可持续发展模式探索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技术路线和经济模式探索的过程。
循环经济模式是人类在探索和实践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形成与世界环保理念的历史演变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环保理念经历了从“末端治理”、“废弃物资源化”到“源头预防”与“全过程控制”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环境革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世界潮流的近几年，资源循环利用的思想替代“末端治理”成为国家环境与发展政策的主流思想，才逐渐形成了以资源循环利用和污染排放减量化为主线，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战略。而工业生态学、清洁生产、绿色设计、生态规划、再制造技术等为循环经济实践奠定了理论与技术基础。1990年代以来，日本、德国、丹麦等发达国家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社会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率先实践。以日本为例，1997年日本国际贸易工业部工业结构委员会就完成了《循环经济规划》报告。2000年被命名为日本“资源循环型社会元年”，同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等六项法案。日本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迫于资源与和环境的巨大压力，世界其他国家也纷纷开展循环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循环经济作为实现整体可持续发展理想的技术范式和经济模式，才逐渐得到学界、政界、产业界的广泛认同。
作为循环经济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生态经济学研究把生态和经济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资源浪费的产生原因和控制方法；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及其发展和运动的规律，寻求人类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发展相互适应、保持平衡的对策和途径等等；更重要的是，生态经济学的研究还可以为我们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探求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科学依据。1966年鲍尔丁发表了一篇题为《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文章，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美国学者汤姆8226;惕藤伯格（Tietenberg）的《环境经济学与政策》，论述了环境的基本经济方法、财产权外部性与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等问题。[2]美国马里兰大学生态经济研究所所长Costanza等人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使人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到生态环境之于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价值所在。[3]艾瑞克8226;戴维森（Davidson）著《生态经济大未来》批判了主流经济学的三大谬误，特别是“狭隘”的经济学观点。[4]许多生态经济研究的成果已经应用到环境与经济管理中。比如，当前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仍处于“末端治理”经济模式之下，该模式下经济与环境管理的理论依据，前期主要是庇古（Pigou）的“外部效应内部化”理论；后期主要是“科斯定理”，强调通过明晰产权，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并预期可达到帕累托最优。再后来兴起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环境污染与人均国民收入之间存在着倒“U”字型关系，随着人均GDP提高，环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等等。这些理论为“污染者付费原则”的确定提供了依据，也为发达国家遏止环境污染的迅速扩展发挥了重要作用。[5]但是，在这种模式支配下的经济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遏止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总体趋势。
生态经济学研究同样也在探寻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道路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面对全球资源、环境、人口等严重问题，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1972）》提出“零增长理论”，建议通过零增长实现全球平衡。戴利（Daly）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1997）》一书中认为，[6]地球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和空间有限的系统，自然资源的最大可持续产出和环境的自净化容量，客观上构成了传统经济发展的生态边界。因此，宏观经济本身是一个更大的、有限的、非增长的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宏观经济本身具有最佳规模。Daly提出“稳态经济”模式，倡导实现从增长（数量扩展）向发展（质量改进）的转型。Lester·Brown先后创建世界观察研究所和地球政策研究所，长期开展全球环境分析和生态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在生态经济方面代表性的著作包括《拯救地球：如何形成环境上可持续的全球经济（1971）》、《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2001）》和《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文明（2003）》、《地球不堪重负——水位下降、气温上升时代的食物安全挑战（2005）》等。布朗认为，必须把经济系统视为地球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强调生态学家与经济学家应积极合作，推动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的革命性转变，进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7]，[8]
中国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许涤新、马世骏、刘思华主编了《生态经济学》，90年代马传栋出版了《生态经济学》，贾华强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刘思华主编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9]前国家环保局长曲格平的《我们需要一场变革（1997）》一书，结集了他自1972－1997年间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文章，提出了环境与经济结合的实践原则和“转变增长方式，推行清洁生产”的见解。[10]这应该是当时我国学者提出的最接近循环经济的理论成果。
除以上几方面外，循环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还得益于资源、环境、生态、人口、社会、工业、农业等多学科领域的进展，由于涉面甚广，不再一一赘述.
